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中国的帝国制度由秦灭六国而建立，起初一定是好的。但久而久之，帝国制度变坏了，这是为什么？

易中天著的《帝国的惆怅（全新增订版）》以人性为视角，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解读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帝国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反思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帝国制度。

　　《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是易中天对帝国制度的反思。中西历史的进程，是一个“交相胜”的过程。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明月何曾照沟渠

 晁错之死

 削藩其事

 是非功过

 晁错其人

 历史之错

 晁错之错

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怎样看“攻心联”

 治蜀问题何在

 谁有“反侧之心”

 是谁“宽严皆误”

 蜀汉为何而亡

小太宗与大败局

 “痴呆儿”成了“小太宗”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天子本是苦孩子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皇帝也要守王法

 危险的政治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变法迫在眉睫

 时势造英雄

 针锋相对

 事与愿违

 成败与道德无关

 教训所在

荒唐的正义

 奸臣严嵩

 混蛋嘉靖

 滑头徐阶

 谁是祸根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小人物”不小

 为谁死节

 认死理的人

 自掘坟墓是乾隆

 礼失求诸野

 土气与士气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弹冠相庆的战败者

 逼出来的谎话

 一骗到底

 谎言与高调

 小曲好唱口难开

 笑脸与鬼脸

 鸦片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非典型腐败

 病例

 所谓陋规

 逼良为寇

 高薪未必养廉

 有监督就行吗

 制度不能保证一切

 并非不治之症

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

 入世与出世

 读书人与知识分子

 治世与乱世

 想得开与想不开

 身家与天下

 士大夫与读书人

 报国与全身

 君臣与师生

 出路与对策

千年一梦

 我们曾经拥有

 魂断侠缘

 谁之梦想

 剑的秘密

 侠与士

 百家罢后梦难圆

附录 帝国官僚制度简述

 宰相制度

 中央部门

 地方官员

后记

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在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来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国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印、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来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谁知道这家伙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丽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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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再版的三本书《费城风云》、《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都是关于政治史的，合起来可以算作一个系列。它们都是十年前的旧作，再版时本应有所修订。但因为我忙于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撰写，也只能增订，无法修订。所以，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增订本，不是修订本。如果某些观点与“易中天中华史”有异，请以后者为准。

下面，谨将出版隋况作简单说明。

《费城风云》初版于2004年8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原名《艰难的一跃》，2005年11月更名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2008年4月再次更名为《费城风云》，改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11年5月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易中天文集”时，增加了总题为《隔岸观火》的四篇文章，也都是谈美国政治的。本次再版内容与文集同。

《帝国的惆怅》初版于2005年8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2011年5月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易中天文集”时，将《（水浒）四章》移人第一卷《高高的树上》，增加了《武侯治蜀与“攻心联”》、《小太宗与大败局》、《帝国官僚制度简述》三篇文章。本次再版内容与文集同，但目录有所调整。

《帝国的终结》初版于2005年8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1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2011年5月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易中天文集”时，将《帝国的惆怅》一书中的《好制度，坏制度》一文移入本书作为附录。本次再版内容与文集同。

在此，谨向历次各版的出版人和责任编辑致谢：

山东画报出版社刘传喜、董明庆；

文汇出版社萧关鸿、陈飞雪；

香港三联书店陈翠玲；

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高若海、宋文涛；

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郏宗培、赵南荣；

浙江文艺出版社郑重、金荣良、陈潇。

易中天

2014年8月16日

《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与《费城风云》，写作和出版，差不多是前后脚。当然，这三本书，也多有不同。如果说，撰写《费城风云》，是为了“看看人家”；那么，写作《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就是为了“想想自己”。我们不是总喜欢说“以史为鉴”吗？那就好好照照镜子吧！

结果，就照出惆怅来了。

这真是好生让人不爽！中华文明三千多年，从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帝国时代就占了三分之二。七成的历史如果都是惆怅，怎么能让人接受呢？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好，美国和西方，就什么都好？

呵呵，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首先，我从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或事情，是好得完美无缺，或者坏得一无是处的。在我看来，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有优点必有缺点，有缺点也必有优点。利与弊，优点与缺点，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许多时候，一个事物的利，往往同时就是它的弊。甚至它会有此缺点，恰恰因为它有此优点，比如“慢工出细活”。慢，就是缺点；细，则是优点。但是，不慢就不可能细。电脑控制机器来制作，倒是又快又细，可惜趣味又没了。可见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事，这世界上没有。

因此，请诸位放心，我绝不会认为“美国和西方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那么，为什么我这三本书，讲美国的联邦制度时，优点多；讲中国的帝国制度时，缺点多？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当然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找自己的不足，如果这“他山之石”被你批成了臭鸡蛋，请问咱们这个“玉”，还攻不攻呀？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要学西方，西方难道就不该学我们？当然应该。但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学不学，怎么学，学什么，都得由人家自己去想、去做。就算他们坐失良机，或者不得要领，没有及时把我们的好东西学到手，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进步，那也是他们活该。

所以，你要是真爱国，就该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想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自己得了感冒，犯不着拿别人拉肚子说事。你还是想想自己咋回事吧！

当然，如果你的爱国，原本不过姿态，也可以满不在乎。

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我是不赞成一提起过去，一提起历史，一提起传统，就充满怨恨的。不要说恨，便是怨，也不对。因为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和不是，那也是我们自己曾经的选择。如果怨恨，请问怨谁、恨谁？

何况我们的历史也并非一团漆黑，我们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也有污点和缺陷。实际上，邓晓芒和我，早在《黄与蓝的交响》一书中就说过，中西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交相胜”。有时候我们比人家好，有时候人家比我们强，这才是事实。麻烦仅仅在于，人家比我们强，是在近现代。我们的风光靓丽，却已成明日黄花。这才让人惆怅。惆怅，就是失落、怅惘、迷茫，即“怅然若失”，因为我们原本不该这样。

这就必须反思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甚至反思帝国之前的邦国制度。但顺藤摸瓜，由近及远，还得从帝国说起。何况我们的成败得失，包括汉唐盛世之辉煌、鸦片战争之惨痛，也确实跟它息息相关。事实上，一种制度能够实行两千多年之久，又居然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没有利，就不会存在；没有弊，就无须革命。所以，帝国必须终结，也一定会终结。终结之后，留下的就是惆怅，还有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