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主编的《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上下红色延安口述历史)》分为上下册，主要包括“整风学习”、“审干工作”、“抢救运动”等整风运动中的几项重要内容，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访谈及回忆，记述整风运动中的重要事件、重大场面，过程和结果，整体呈现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图还原历史现场，呈现历史原貌。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访谈录、回忆录、老照片以及有关原始档案等为基本内容的党史史料集成。我们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的讲述与回忆来补充党史中的历史要点和历史细节，还原历史事件，呈现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程，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任文主编的《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上下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以亲历者的口述回忆，从个人视角记录了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所见所闻，为我们了解20世纪延安时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上

 延安整风运动及其深远意义（代前言） 肖一平

 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 胡乔木

 整风是伟大的 杨尚昆

 延安整风 聂荣臻

 整风运动和“七大” 师哲

 回忆延安马列学院的整风运动 邓力群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 李维汉

 整风运动在中央研究院 温济泽

 回忆中央党校整风 伍洪祥

 我所亲历的中央党校整风 刘廉民

 延安整风亲历记 陈模

 我经历的延安整风运动 张宣

 中央党校的日日夜夜 莫文骅

 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 张鼎丞

 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三年 李兆炳

 实事求是的学风 张逢时

 记延安中央党校三部的“妈妈支部” 曾克

 回到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 王德芬

史实与考辨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杨奎松

 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李东朗

下

 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下） 胡乔木

 在整风运动中 余秋里

 参加延安整风 张宗逊

 1942年整风片断 白炳书

 一个普通党员的延安整风回忆 刘毅生

 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 刘鸿志

 参加整风和审干 陈明

 平地风雷 刘白羽

 我在延安经历的审查干部运动 黎辛

 在解放日报社参加整风审干运动 陈学昭

 整风运动在清凉山 温济泽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习仲勋在延安 口述：庄启东 整理：黄仁柯

 延安整风令我终生难忘 慕丰韵

 整风运动在抗大三分校 李逸民

 抗大整风 徐向前

 民族学院的精神洗礼 王仲方

 忆自然科学院发展的一些情况 林伟

 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王珺

 我所了解的康生 师哲

史实与考辨

 1940年延安审干 高华

 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与区别 中央党校彭真传记编写组

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发动

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和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研究开始的。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研究，是在1941年秋毛主席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进行的，但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则可以追溯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胡乔木在那时读到毛主席的这些话，既很新鲜，也很兴奋，非常受鼓舞。胡乔木在清华大学虽然是念历史的，后来读了些进步书籍参加革命，但对于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不甚了了。只是读了毛主席的这些讲话以后，才懂得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如何学习的方法，才开始注意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检讨抗战以来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情况，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工作的评价和指示：“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国际”希望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①会议完全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式地确认和批准了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对全党的领导。这为尔后整风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组织保证。

六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①从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2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为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为副部长。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延安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1000多人。毛主席出席大会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主席讲了坚持学习碰到困难怎么办。“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主席号召全党同志研究学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大家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很受鼓舞。在延安参加学习的达到4000多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都带头成立了学习小组。陈云同志领导的组织部学哲学小组坚持了五年，影响较大。在1940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七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方法。

但是，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主席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主席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毛主席说，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苏维埃运动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联合一切”“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却认为是马列主义。这都是绝对主义。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但是在讨论毛主席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主要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名为《论政策》)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做准备。毛主席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

P3-5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它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回忆，来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符号化”延安的僵化认识，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入选文章均来自已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

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丛书内容虽以回忆、口述等形式呈现，但其较强的故事性、可读性，有益于对当代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丛书共17种21册。内容包括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口述实录、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

所选文章中，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写法”或“说法”，更不存在“唯一性”，这样才能更趋历史“真相”。为尊重原作，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多以“编者注”提醒读者注意。

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收入本丛书时，除特殊情况外，皆尊重原文，不做改动；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多未做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错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修正。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除特殊情况外，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文献著录稍加统一。

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或翻检资料有限，或水平、认识有限，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奉稿酬与样书。

谨以“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的出版，向革命先辈致敬！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编委会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