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半岛与阿拉伯人
现代的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的西南部，北面与“肥沃的新月地带”相连，西面、南面和东面环绕着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面积约为27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然而，阿拉伯半岛在远古时代曾经与非洲大陆和伊朗高原相连。那时的阿拉伯地区气候潮湿，林木茂密。“阿曼沿海一带山脉构造的特点使人产生一种联想，即这里与波斯的陆地原为一个整体，只是到了后来的侏罗纪，才突然被印度洋的洪水冲断。阿拉比亚西部最早也与非洲大陆连成一片。第三纪时出现了红海和高耸的赛拉特群山，阿拉比亚遂与非洲大陆分开”。在现代社会，海洋无疑为人类提供了相互交往的重要通道。但是，在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浩瀚无际的大海往往构成令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时，阿拉伯半岛缺乏适于停泊船只的天然港湾，因此，阿拉伯人常常将自己的故乡称作“阿拉伯人的岛屿”。
阿拉伯半岛的地貌，呈现为自西北部向东南部逐渐倾斜至阿曼一带又复隆起的状态。赛拉特山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侧，北起亚喀巴湾东岸，南至也门，绵亘1800公里；赛拉特山南端的哈杜尔舒艾卜峰海拔3760米，是整个半岛的最高点。“帖哈麦”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临海的土地”，特指赛拉特山西侧与红海之间起伏不平的狭长地带。赛拉特山与帖哈麦合称“希贾兹”(旧译“汉志”)。“希贾兹”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阻隔”，特指也门与叙利亚之问的地带。干枯的荒原覆盖着希贾兹的绝大部分地表，寥寥无几的地下水源周围零星点缀着面积不等的几处绿洲，其中以南部的塔伊夫和北部的叶斯里卜最为著名。“也门”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右边”和“南方”，特指麦加和希贾兹以南地区。赛伯邑时期的铭文将西起曼德海峡、东至哈德拉毛的广阔地域称作也门，古希腊作家将也门称作“阿拉伯福地”。也门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雨水较为充沛，气候相对潮湿。自也门向东，经过著名的香料海岸哈德拉毛和单峰骆驼的故乡麦赫拉，直到阿曼，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脉沿海岸线逶迤1600公里，其中阿曼湾西侧的绿峰高达3300米。赛拉持山和南部群山仿佛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潮湿海风的吹拂，从而形成半岛内陆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纳季德高原(旧译“内志”)位于半岛内陆的中央地带，平均海拔高度约为800米，如同经过烈焰焚烧的黑色熔岩覆盖着纳季德的地表。纳季德高原以南名为鲁卜哈利，亦称达赫纳；这一区域土质坚硬，红沙遍野，沙纹荡漾，如同水波一般。位于纳季德高原以北的努夫德，是半岛内陆的另一沙漠区域，亦称塞玛瓦谷；这里沙质细软，随风向变幻不定，形成红白相间的流动沙丘。纳季德高原、鲁卜哈利和努夫德沙漠的季节变化极为明显，每逢冬春时节，暴雨滂沱，绿草如茵的牧场随处可见。雨季过后，草木枯萎，浩瀚的旷野遂为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阿拉伯半岛缺乏常年通航的河流，却有称作瓦迪的季节性河谷遍布各地，可供行走。南部的瓦迪哈德拉毛、瓦迪达瓦希尔和北部的瓦迪鲁麦、瓦迪希尔罕，乃是联接半岛内陆各个区域和通往外部的重要路线。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故乡，阿拉伯人自遥远的古代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由于干枯的地表和干旱的气候，阿拉伯半岛植被稀少，资源匮乏，游牧的生活方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贝都因人(阿拉伯语中意为游牧者)为数甚多，骆驼和羊群构成贝都因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财富。骆驼大约自公元前1200年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在骆驼传入之前，驴曾经是阿拉伯人仅有的运输工具。据古代亚述铭文记载，贝都因人至迟在公元前9世纪已经成为骆驼的主人。骆驼既可供人骑乘，亦可用于载货，其长途跋涉和负荷能力远非其他牲畜可比。贝都因人更以骆驼作为首要的生计来源，食其肉，饮其乳，衣其皮毛，将骆驼视作不可或缺的伙伴。骆驼的最大负载超过250公斤，最大日行路程达到160公里，可以在炎热的环境下连续行走8日而无需饮水。骆驼的牧养为贝都因人进入沙漠深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沙漠之舟”的出现使得贝都因人真正成为沙漠的主人。分布在半岛东北部的巴克尔部落、纳季德高原的泰伊部落、塔米姆部落、阿萨德部落以及希贾兹的穆宰纳部落、吉法尔部落，皆是牧养骆驼的著名群体。贝都因人不仅牧养骆驼，亦将牧羊作为重要的生计来源。与骆驼相比，羊群移动速度较为缓慢，而且不能远离水源。因此，羊群的牧养制约着贝都因人的活动范围；以牧养羊群为生的贝都因人难以进入沙漠深处，大都分布在沙漠的边缘和农耕区域的四周，其生活方式往往兼有游牧和定居的双重倾向。贝都因人无疑处于居无定所的游荡状态，但是却非毫无目的的随意迁徙。他们通常拥有属于各自部落的水源和相对稳定的游牧范围，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追逐水草。雨季与旱季的明显更替导致贝都因人生存空间的周期性改变，进而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家园产生既期待离别又盼望返回的矛盾心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贝都因人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往往每天只需食几颗椰枣和饮少许驼乳便可维持生命。
除居无定所的游牧群体以外，阿拉伯半岛还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定居人口。定居人口大都分布在阿拉伯半岛的周边地带。在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较为充沛的降雨和相对潮湿的气候环境提供了发展农业的适宜条件。也门是整个半岛中最为重要的农业区域；古代的也门人在山区坡地修建梯田，在山谷之间修建水坝，用以储存雨水，灌溉土壤，种植小麦和大麦以及各种果蔬。也门以东的麦赫拉和哈德拉毛是乳香树的著名产地，阿曼一带盛产水稻，东部沿海的哈萨盛产谷物和椰枣。在半岛内陆，绿洲构成农业区域的另_-种类型，地下水源则是绿洲农业赖以维持的首要前提。叶斯里卜、塔伊夫、泰马、海拜尔、法达克、杜麦持·詹达勒和瓦迪库拉是分布在希贾兹一带的主要绿洲，半岛东部的叶麻麦和盖提夫也有若干处面积较大的绿洲，甚至鲁卜哈利沙漠深处亦不乏绿洲的存在。枣椰树原生于两河流域南部，后来传人阿拉伯半岛，成为绿洲农业的主要作物。有些绿洲的居民除种植枣椰树外，亦种植大麦和小麦等谷类作物。希贾兹南部的塔伊夫盛产葡萄，甘美硕大，名闻遐迩。与南部沿海的灌溉农业相比，绿洲农业的耕作条件较为简陋；气候的干旱和水源的匮乏制约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定居的生活方式尚不稳定，牲畜的牧养往往构成绿洲农业的重要补充。
在广袤的阿拉伯半岛，游牧与定居两种生活方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依赖和彼此制约的状态。定居者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和生产水平的低下，往往需要游牧经济的诸多产品作为补充。贝都因人更加缺乏经济自给的能力，需要定居者提供各种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因此，定居者与贝都因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往的客观需要。在前伊斯兰时代的社会条件下，抢劫构成定居者与贝都因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形式。“抢劫本是盗贼行径，但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却使抢劫成为当地民族的风俗”。绿洲由于人口稀少，分布散落，往往成为贝都因人抢劫的主要目标，定居地区的各种产品通过一系列的抢劫而落入游牧群体手中。游牧群体之间和定居者内部的相互抢劫时有发生。先知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的初期穆斯林对于麦加商队的袭击，体现了古代阿拉伯人传统的抢劫习俗在伊斯兰时代的延续。定居者与贝都因人相互交往的另一种方式，是提供保护和征收贡品；这种交往大都存在于较为强大的游牧群体与地寡人稀的绿洲之间。贝都因人往往以提供保护作为条件，向绿洲的定居者征收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贝都因人与商队的合作亦屡见不鲜；分布在商路沿途的贝都因人向过往的商队提供骆驼和向导，保护商队的旅行安全，商队则向贝都因人交付一定数量的财物作为报酬。伊斯兰教诞生前夕，纳季德高原东侧的贝都因人塔米姆部落与麦加的古莱西部落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贸易合作。在茫茫的荒漠之中，商旅驼队离开贝都因人的合作几乎寸步难行，而两者之间的合作对于阿拉伯半岛的经济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阿拉伯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集市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人素有朝拜圣地的宗教习俗，人们在举行祭把活动的同时，往往相互交换各种物品，宗教圣地随之成为定期贸易的集市所在。阿拔斯时代的历史家哈姆达尼(？-945年)曾经提到公元6世纪阿拉伯半岛的十余处集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欧卡兹集市。欧卡兹位于麦加以东100公里的山谷，西南距塔伊夫35公里，每年11月举行集市，为期20天，来自半岛各地的阿拉伯人在这里交换各自的产品。
在阿拉伯半岛，手工业的重要性无法与畜牧业、农业、商业相提并论；手工业活动为贝都因人所鄙视，手工业者社会地位低下。在也门，萨那、纳季兰、朱拉什是也门主要的皮革加工业中心，纺织业和酿酒业的中心是亚丁和萨那。在希贾兹，麦加是著名的手工业品制造中心，主要手工业品是刀剑、甲胄。叶斯里卜的手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业，制作干椰枣，用枣椰树叶制作草席，用枣椰树干制作生活用品，各种装饰品和武器亦是叶斯里卜的重要手工业产品，犹太人则是叶斯里卜的主要手工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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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俗合一的国冢形态
伊斯兰传统文明形成于中世纪的特定社会环境，个体生产、自然经济、超经济的强制和广泛的依附状态以及思想的束缚构成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历史基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人从野蛮向文明的演进历程则是深刻影响伊斯兰传统文明的重要因素。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信仰的转变和伊斯兰教的诞生揭开了阿拉伯人建立国家和步人文明时代的帷幕，而公共权力由宗教生活向世俗领域的延伸则是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古兰经》屡屡强调安拉至上和顺从使者的信仰原则，进而阐述国家权力的政治理论，将尚且鲜为人知的崭新政治概念引入阿拉伯半岛氏族部落的社会体系。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而凌驾于氏族部落之上，不仅负有传布启示的神圣使命，而且行使驾驭社会的世俗权力。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无疑是《古兰经》所阐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念得以逐步实践的逻辑结果。从宗教意义的顺从到世俗行为的约束，标志着国家权力通过温麦的形式始露端倪。教俗合一的温麦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原生形态，构成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政治框架。
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诸国，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长期并立，教会与国家自成体系，分庭抗礼。至于华夏文明及其周边区域，世俗权力极度膨胀，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贯穿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相比之下，教权与俗权的密切结合构成伊斯兰世界传统政治制度的突出现象，宗教与政治长期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则是伊斯兰传统文明区别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的显著特征。
根据传统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温麦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外在形式起源于安拉的意志。温麦兼有国家与教会的双重功能，教会与国家则被穆斯林视作同一概念。超越宗教界限和纯粹世俗范畴的政治行为与温麦的原则大相径庭，并无存在的空问。捍卫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伊斯兰国家的目的，维护穆斯林的宗教利益则是伊斯兰国家至高无上的政治准则。在传统伊斯兰世界教俗合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学说与政治理论错综交织；宗教学说构成政治理论的前提，政治理论则体现为宗教学说的延伸和补充。与此l司时，政治群体往往体现为宗教派别，政治对抗通常采取教派运动的形式，政治斗争的首要方式便是信仰的指责。形式各异的教派运动皆有相应的政治基础、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反映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政治利益的矛盾对抗。
传统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温麦的主宰，是世人的君王，沙里亚则是安拉意志的体现和安拉规定的法度，是先于国家的秩序和尽善尽美的制度，芸芸众生只有遵循沙里亚的义务，绝无更改沙里亚的权力，即使哈里发亦不可随意立法，而必须服从沙里亚的约束。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理论强调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的政治原则，强调君主的统治权力和臣民的从属地位；统治者是其臣民的牧人，他将为自己的行为和臣民的行为对安拉负责，而选择统治者和惩罚统治者的权力只属于安拉。至于臣民享有的权利，在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中则缺乏明确的阐述。所谓臣民终止顺从统治者和反抗统治者的相关规定往往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和道义上的制约，现实意义微乎其微，而忠君思想则是传统伊斯兰政治理论的实质所在。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古老的阿拉伯半岛刚刚告别野蛮的秩序而初入文明的社会，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尚未完全取代阿拉伯人的血缘联系，氏族部落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原始民主制的残余和权位继承的非世袭传统深刻地影响着穆斯林的政治生活。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共和政体，财产占有状况的相对平等、浓厚的部族色彩和强烈的民主倾向则是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的鲜明特征。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末期，穆斯林内部的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社会对立日趋加剧，共和政体陷入深刻的危机。穆阿威叶即’位后，在伊斯兰世界首开哈里发家族世袭的先河，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随之由共和制转变为君主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沿袭倭马亚时代君主制的政治传统，历任哈里发皆系阿拔斯家族的成员。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阿拔斯哈里发的统治权力被认为是来自安拉的赐予。哈里发每逢朝廷典礼和宗教节日皆身着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遗物的斗篷，并在宫中聘用宗教学者依据经训阐述的原则制定统治政策和进行神学宣传，以示其权力的合法与地位的神圣。哈里发不仅自居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而且被视作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集教俗权力于一身，凌驾于社会之上，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对于哈里发的任何冒犯，都被视作宗教意义的亵渎。
继哈里发国家之后统治中东长达6个世纪之久的奥斯曼帝国采用君主制政体，苏丹的权位继承遵循奥斯曼家族世袭的政治原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凌驾于臣民之上，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沿袭哈里发时代教俗合一的历史传统，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自诩为“信士的长官”，俨然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继承人，兼有世俗与宗教的最高权力。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首要职责。奥斯曼帝国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哈奈菲派教法构成官方法律制度的基础。沙里亚位于奥斯曼帝国法律体系的顶点，规定穆斯林的个人行为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互关系，直至规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萨法维王朝亦强调伊斯兰教的神权原则，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萨法维王朝的国王自称伊玛目家族的后裔和“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兼有什叶派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的双重权力。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官方宗教学说赋予萨法维国王以神圣的外衣，成为萨法维王朝驾驭社会和统治民众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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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
世俗化一词源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生活的非政治化，强调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原则。世俗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相应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教会与国家长期并立，宗教生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处于二元状态，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可谓最具影响的政治势力和传统秩序的集中体现。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旨在否定教会权威和摆脱教廷控制的宗教改革构成欧洲基督教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世俗化进程集中体现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权力争夺，包含民族解放和民众解放的明显倾向，与现代化的进程呈同步发展的趋势。
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亦曾存在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缘起于西方冲击的历史时代，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其主要举措包括引进西方的世俗法律，兴办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关闭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剥夺宗教地产，削弱宗教势力的自主地位。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长期伴随着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相比，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并非严格遵循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原则，而是强调国家和政府对于教界的绝对控制，表现为宗教机构的官僚化和宗教思想的官方化。世俗化改革往往与极权政治的膨胀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包含权力模式重新构筑的政治倾向，系官方强化控制民众社会进而建立极权政治的必要举措，其实质在于极权政治自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官僚化的教界和宗教机构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未脱离政治领域和丧失政治功能，而是成为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差异，往往表现为官方宗教学说与民众宗教思想的对立和冲突。官方化的宗教学说极力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无异于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
通常认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而由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伊斯兰教则未曾经历过宗教改革，系传统范畴的保守意识形态，是制约伊斯兰世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而所谓“宗教对抗国家”则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尤其是在不同的时代伴随着性质各异的思想变革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人民的鸦片”。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自19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步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温麦作为教俗合一的国家形态不复存在，世俗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世俗化风行一时。极权政治作为“发展的独裁模式”无疑是伊斯兰世界诸多新兴世俗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而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构成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明显特征。在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独裁政府长期操纵议会选举，排斥世俗政党的政治参与，直至取缔非官方的世俗政党，禁止民众的自由结社，世俗反对派政治势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立足之处，宗教几乎是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的狂热则是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清真寺随之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世俗极权政治的主要据点。
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并非传统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历史模式，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亦非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过程，所谓的世俗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并非表现为同步的趋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化的历史运动，其实质在于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民主化的政治进程取决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取决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其特定内涵在于宗教生活的非政治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综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世俗政治在诸多地区的传统社会构成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换言之，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神权政治亦非仅仅属于传统社会。强调现代化进程与世俗化进程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而将世俗化视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实属令人费解。
进入20世纪，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诸多主权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缓解，民主化运动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日趋高涨。与此同时，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悄然崛起，构成下层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的重要外在形式。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不同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传统教界作为伊斯兰世界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其与世俗政权之间尽管不无矛盾，却大都局限于传统秩序的框架，无意倡导民主政治。传统教界的政治理论集中体现传统社会的客观物质环境，强调传统秩序的合法地位，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舆论工具。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尚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社会秩序，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和僵化的神学理论，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其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进而构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挑战世俗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实为借助于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强调公众参与和公民权利，抨击世俗色彩的极权政治，其基本思想已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相去甚远，无疑属于现代宗教政治理论的范畴，颇具革命的倾向。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根源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和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世俗极权政治的条件下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理论，可谓“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与被剥夺权利之下层民众的政治宣言。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滥觞，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神圣外衣在伊斯兰世界初露端倪。现代伊斯兰主义蕴涵着民众政治动员的巨大潜力，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实质在于借助宗教的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进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实现民众的权力分享。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政治并非截然对立，两者之间亦非存在必然的悖论。所谓宗教与世俗的对抗，在中东诸国并非“现代化的难题”，亦非体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包含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激烈抗争的明显倾向。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视作传统的回归抑或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即所谓反现代化的看法，显然存在商榷的余地。
统治模式决定民众的反抗模式，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东诸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不尽相同，政治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实践亦表现各异。南亚和埃及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发源地。早在1926年，印度的穆斯林学者阿布·阿拉·毛杜迪首倡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暴力倾向，宣称伊斯兰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实践，其宗旨是摧毁当今世界的社会秩序而代之以崭新的社会秩序。继赛义德·毛杜迪之后，埃及人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相继阐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政治实践构成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外在形式。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徘徊于政治舞台边缘地带的下层民众，支持者遍及城市和乡村。埃及自70年代起经历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演进，贫富分化明显加剧，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日趋高涨，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随之广泛传播。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抑或所谓的宗教对抗国家，成为萨达特时代埃及政治的突出现象。以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秩序，则是穆斯林兄弟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基本纲领。穆斯林兄弟会的著名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之颇具革命性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无疑是纳赛尔当政期间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产物。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民主化进程逐渐启动，极权政治出现衰落的征兆，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随之日趋温和，议会竞选的积极参与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之主流势力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极权政治的膨胀和绝对主义的高压政策导致现代伊斯兰主义之极端和激烈的政治倾向。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思想，可谓巴列维当政期间的伊朗之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逻辑结果。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埋葬了伊朗君主独裁的传统政治制度，进而为伊朗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自80年代开始，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土耳其趋于高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然而，土耳其长期实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权力角逐在土耳其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激进政治纲领。政党政治的活跃、议会政治的完善和选举政治的成熟，决定了土耳其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温和色彩。宗教政党在土耳其的合法政治活动，以及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
“中东”一词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原本具有“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痕迹和政治色彩。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将介于所谓“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与英属印度殖民地之间的伊朗以及与其毗邻的中亚和波斯湾沿岸称作中东，用于区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近东和包括东亚诸国在内的远东。1900年，“中东”一词正式出现在英国的官方文件中，进而为西方列强普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近东与中东之间的政治界限不复存在，中东逐渐成为泛指西亚北非诸多区域的地缘政治学称谓，包括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在内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土耳其和伊朗则是中东的核心所在。
中东地区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高原、山脉与大河流域构成基本的地貌形态。高原、山脉与大河流域错综相问的地貌分布，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方式长期并存。高原和山区大都地广人稀，适合牧养牲畜的经济活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水流量充沛，河水流经之处形成人口分布相对稠密的定居社会。游牧群体与定居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贯穿着中东历史的进程。
安纳托利亚高原位于中东的北部，地处小亚细亚半岛，亦称小亚细亚高原，为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所环绕，地势自东向西倾斜。“安纳托利亚”一词似乎源于希腊语，本意为“日出之处”，特指希腊人眼中的日出之处即爱琴海东岸。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平均海拔900米，地表崎岖，峡谷纵横，气候干燥，降雨匮乏，季节变化明显，农业与畜牧业错综分布。庞廷山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北侧，长约1000公里，呈东西走向；庞廷山与黑海之间的狭长区域，地势低平，森林茂密。陶鲁斯山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南侧，亦呈东西走向，长约1200公里，构成小亚细亚半岛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天然分界线。陶鲁斯山与地中海沿岸之间称西里西亚，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安纳托利亚高原西侧的爱琴海沿岸平原，气候潮湿，盛产谷物。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欧洲人称之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群山纵横，经济生活以游牧为主，穆什、凡湖周围和厄尔祖鲁姆一带的平原和峡谷亦有少量的农业区域。克孜勒河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长约1200公里，穿越庞廷山，在土耳其北部城市萨姆松附近注入黑海。萨卡里亚河亦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长约800公里，流经土耳其西北部城市伊兹米特，注入黑海。幼发拉底河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土耳其人称之为非拉特河，突厥语中意为“希望之河”。著名的凡湖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水域面积约3700平方公里，湖面海拔超过1600米，是土耳其境内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阿拉伯高原位于中东的南部，地处阿拉伯半岛，为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所环绕，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赛拉特山位于阿拉伯高原的西侧，北起亚喀巴湾东岸，南至也门，绵亘1800公里；赛拉特山南端的哈杜尔舒艾卜峰海拔3760米，是整个半岛的最高点。“帖哈麦”在阿拉伯语中意为“临海的土地”，特指赛拉特山西侧与红海之间起伏不平的狭长地带。赛拉特山与帖哈麦合称希贾兹，干枯的荒原覆盖着希贾兹的绝大部分地表，稀少的地下水源周围零星点缀着面积不等的绿洲。也门位于希贾兹南侧，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雨水较为充沛，气候相对潮湿，土地肥沃，植被丰富，人口稠密。自也门向东，经过著名的香料海岸哈德拉毛和单峰骆驼的故乡麦赫拉，直到阿曼，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脉沿海岸线逶迤1600公里，其中阿曼湾西侧的绿峰高达3300米。赛拉持山和南部群山仿佛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潮湿的海风的吹拂，从而形成半岛内陆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纳季德”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高原”，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央地带，平均海拔高度约为800米，如同经过烈焰焚烧的黑色熔岩覆盖地表，沟壑纵横。纳季德以南名为鲁卜哈利，土质坚硬，红沙遍野，沙纹荡漾，如同水波一般。位于纳季德以北的努夫德亦是著名的沙漠区域，沙质细软，随风向变幻不定，形成红白相间的流动沙丘。纳季德、鲁卜哈利和努夫德的季节变化极为明显，每逢冬春时节，暴雨滂沱，绿草如茵的牧场随处可见。雨季过后，草木枯萎，浩瀚的旷野遂为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阿拉伯半岛内陆缺乏常年通航的河流，却有称作瓦迪的季节性河谷遍布各地，可供行走。南部的瓦迪哈德拉毛、瓦迪达瓦希尔和北部的瓦迪鲁麦、瓦迪希尔罕，乃是联结半岛内陆各个区域和通往外部的重要路线。也门以南的海域称作亚丁湾，系联结阿拉伯海与红海的海上通道。阿曼以东的海域称作阿曼湾，系联结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的海上通道。阿拉伯半岛周围缺乏适于停泊船只的天然港湾，邻近的岛屿寥寥无几，加之珊瑚礁等各种暗礁密布于周围水域，海上航行极其困难，交通闭塞。因此，阿拉伯人常常将自己的故乡称作“阿拉伯人的岛屿”。
伊朗高原位于中东的东部，北邻里海，南濒波斯湾，呈高原与山脉纵横相间的自然环境，地势自北向南倾斜。“伊朗”一词源于古波斯语，意为雅利安人的土地，泛指西起底格里斯河、东至阿姆河的广大区域。伊朗内陆地区属高原地貌，气候干旱，降水匮乏。卡维尔沙漠和卢特沙漠位于伊朗高原的腹地，盐泽广布，人迹罕至。扎格罗斯山位于伊朗高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呈西北一东南走向，长约2000公里，是波斯人的家园与阿拉伯世界的天然分界线，山脉两侧的文化氛围风格各异。扎格罗斯山区分布着众多的盆地，土质肥沃，植被茂盛。厄尔布尔士山位于伊朗高原的北侧，呈东西走向，长约900公里。厄尔布尔士山与里海之间的狭长平原，地势平坦，气候温暖湿润。胡齐斯坦平原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延伸，构成伊朗西南部最重要的农业区域。卡伦河长约800公里，是伊朗唯一的可通航河流，自扎格罗斯山穿越胡齐斯坦平原，在阿巴丹附近与阿拉伯河汇合，流入波斯湾。伊朗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季节性的河流，雨季河水暴涨，雨季过后河水渗入地表，地下水成为主要的淡水来源，称作卡纳特的暗渠系统四通八达。里海位于伊朗高原的北侧，水域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镶嵌于伊朗高原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狭长水域，伊朗人称之为波斯湾，阿拉伯人则将该水域称作阿拉伯湾。
肥沃的新月地带指地中海东岸与波斯湾北岸之间的狭长区域，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毗邻安纳托利亚高原、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既是中东世界的心脏，亦由于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而形成明显的开放状态。肥沃的新月地带西北部不同于尼罗河流域，亦不同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缺乏贯穿广大地区的自然纽带，地貌复杂，地势崎岖，山脉与平原错综交织。地中海东岸系低平和狭长的平原地貌，构成安纳托利亚高原与尼罗河流域之间的传统陆路走廊。叙利亚一巴勒斯坦山地位于沿海平原的东侧，呈南北走向，北起陶鲁斯山，南至西奈半岛。叙利亚一巴勒斯坦山地东侧的内陆平原降雨充沛，土质肥沃，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叙利亚沙漠位于内陆平原的东侧，系阿拉伯大沙漠的自然延伸，地势开阔，气候干旱。约旦河发源于黎巴嫩山，自北向南流经太巴列湖，注入死海，长约360公里，是肥沃的新月地带最重要的内陆河，亦是约旦地区的主要淡水来源。死海位于约旦河南端，水域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是含盐度极高的内陆咸水湖。约旦位于约旦河东侧，系阿拉伯高原的自然延伸，谷地、山区和沙漠自西向东呈平行和错落的地貌状态。巴勒斯坦位于约旦河西侧，“巴勒斯坦”在阿拉伯语中称作腓力斯丁，原本指腓力斯丁人生活的土地，《圣经·旧约》称之为迦南和以色列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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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首开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先例。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辽阔疆域成为西方殖民列强蚕食和瓜分的“东方遗产”，恺伽王朝统治的伊朗则是英国与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二战以后，中东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明显提高。
1945年，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开罗签署协议，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随后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国家，包括北也门(1945年)、利比亚(1953年)、苏丹(1956年)、摩洛哥(1958年)、突尼斯(1958年)、科威特(1961年)、阿尔及利亚(1962年)、南也门(1967年)、巴林(1971年)、卡塔尔(1971年)、阿曼(1971年)、阿联酋(1971年)、毛里塔尼亚(1973年)、索马里(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6年)、吉布提(1977年)、科摩罗(1993年)。阿拉伯国家联盟设有成员国组成的议会和秘书长，总部设在开罗。1960年，联合国承认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目的是寻求成员国在卫生、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协调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不干涉成员国的主权和内政。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后，阿拉伯国家联盟宣布共同抵制以色列，规定成员国不得与以色列媾和。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联盟支持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埃及抗击英、法、以三国入侵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支持北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与英国进行斗争，尤其是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运动。然而，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问存在明显的贫富差异和尖锐的政体对立。冷战时代，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形成保守的亲美国家与激进的亲苏国家的矛盾。1979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大多数成员国反对埃以单独达成和解，取消埃及的成员国资格，总部迁往突尼斯，中断与埃及的外交关系。1989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重新接纳埃及作为成员国。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联盟大多数成员国支持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却支持伊朗，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再度面临危机。90年代，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叙利亚的马龙派基督徒和苏丹南部达尔富尔地区出现非阿拉伯化的分离倾向。
20世纪前期，英国和法国是在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国家。中东地处英国与印度之间，构成连接英国与印度的生命线，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长期控制埃及、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则是法国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世界诸国摆脱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统治，相继独立。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在中东地区激烈角逐，进而取代英国和法国成为操纵中东事务的超级大国。此间，美国与土耳其、伊朗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并试图拉拢阿拉伯国家。然而，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导致阿拉伯国家普遍持亲苏倾向。自1955年起，苏联不断向阿拉伯世界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进而与诸多阿拉伯国家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直至在阿以冲突中明确支持埃及和叙利亚，两伊战争期间同情伊拉克。1978年戴维营会议以后，美苏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埃及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急剧下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美国在包括巴以和谈、海湾战争、伊拉克武器核查诸多问题上开始采取合作态度。伊朗原本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盟友，1979年巴列维王朝覆灭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急转直下。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将海湾国家推向美国的怀抱。随着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实行亲美外交政策，现代伊斯兰主义成为中东地区民间层面的主要反美势力。进入90年代，美国的势力和影响逐渐渗入苏联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重新调整中东政策，尤其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外交关系，扩大经济和军事交往，试图遏制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的渗透。
中东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目前中东地区的石油储藏量约占世界石油储藏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石油年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世界石油年产量和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波斯湾沿岸的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北非东部的利比亚和埃及以及里海水域亦有相当可观的石油资源。现代经济严重依赖石油资源，中东在国际舞台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冷战时代，国际形势主要表现为东西对峙的基本格局，中东处于东西对峙的边缘地带。冷战时代结束后，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形势明显缓解，中东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波斯湾和里海水域的石油资源引起国际社会在中东地区的激烈角逐。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危机以及近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发生的冲突，无不与争夺中东石油资源密切相关。
伴随着公元七世纪的曙光，伊斯兰教诞生在亚洲西南部的沙漠瀚海，阿拉伯人悄然崛起于仿佛被喧嚣的文明社会所遗忘的角落，进而走出贫瘠荒凉的家园，作为崭新的统治民族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阿拉伯人创立的庞大帝国，囊括了两起夫西洋、东至帕米尔高原、北迄高加索、南达阿拉伯海的辽阔土地。伊斯兰教的传播惊醒了不信者的酣梦，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相继加入穆斯林的行列。哈里发统治下的国家在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中经历了六百年跌宕起伏的岁月，王朝更迭，浩荡长歌，悲怆动人。终于有一天，从东方涌来的蒙古铁骑踏碎了巴格达哈里发励精图治的最后梦想，享尽风流的帝国湮灭于弹指之间，阿拔斯王朝曾经的蔚盛文风和滚滚翰墨从此成为远去的往事。
中东文明的传统并没有因为蒙古铁骑而销声匿迹，中东历史的长河依然在静静地流淌。在蒙古铁骑浩劫的残垣断壁之上，奥斯曼土耳其人异军突起，在小哑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夺取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降服两起马格里布、东至扎格罗斯山西麓的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再度雄踞亚欧非大陆的中央地带，传承着先知穆罕默德点燃的信仰火种和阿拉伯帝国的文明遗产。
自十五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历史的天平随之经历由东向西的巨大倾斜。缘起于欧洲大西洋沿岸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着“三洲五海”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曾经统治的辽阔疆域沦为西方列强蚕食和瓜分的“东方遗产”。进入二十世纪，诸多的主权国家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古老的土地迎来了现代的文明，中东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人们或许仍然守候着千百年的梦想，却不得不面对动荡和变革的现实。在麦加，悠扬的驼铃声在起伏的汽笛中湮灭。在开罗，鳞次栉比的高楼陪伴着日升月落。在安卡拉，竞选的传单漫天飞舞。在德黑兰，攒动的人群倾听着世界的声音。在迪拜，行色匆匆的过客或许牵动着华尔街敏感的神经。生活在中东这个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们，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从不曾放弃希望。
这是一部关于中东地区各国历史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该书共约110万字，正文分为十章，记述了包括埃及、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在内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土耳其和伊朗等西亚北非诸多区域历史文明及中东各国的现代化文明进程，总结了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即教俗合一的国家形态，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社会对立。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则表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绝对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工业化的演进趋势，地权的演变与乡村农业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政制度与民主化进程，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