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写作，的确是琐碎的工程。事实上，如果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就不难发现，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日常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本书的编选以时间线索；尽可能不遗漏当年出现的重大讨论。虽然都只选了一两篇，仿佛蜻蜓点水，但作为年选，这每一篇文章也算是时代书签，帮大家保留一点本年度的记忆。

时评不仅仅包括正规报刊上的评论文章，普通百姓饭桌上的高谈阔论，从本质上讲也是对时局的评判。可惜，我们不可能到一个个私人场合去收集这些言论，但，一些半私人的平台，如博客，提供了一个折中的渠道。博客和网络论坛泥沙俱下，但不可否认里面藏有金子。有些精辟透彻的见解，虽然出处难考，格式不符合传统的论述文，但不啻为高论，且能代表相当广的民意。

本年选基本上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加以排列，但某些评论刻意排列靠近。

序

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

历史背后的利益

消费券好于政府消费，藏富于民好于消费券

只要统计能做假取消啥GDP都没有用

一个公民的愤怒与一种信仰的沦陷

燃油税又盯上中产阶层？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收容遣送寿终了，收容教育为何还活着？

不要将什么都称为“山寨”

少数人的权利

罗斯福新政的启示

网络语言暴力的根源

制造敌人的艺术

拒绝谎言，哪怕是为了爱国！

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

我的民富路线

北川政110万购豪华车令人心痛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

城乡分割的文明后果

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

对伪专家广告该依法惩罚了

中国版限薪令

阻止乡村在文化上的消失

拉动经济不能仅靠政府

我支持取消文理分科

“购房落户”疑似倒卖户口

经济危机中的失业链条

白血病患儿“幸好遇见总理”暗藏几多无奈

等贪官自毙的路，实在是太长了

援助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哪里呢

国际公约困住圆明园兽首追索

农民工的出路不在大城市

从网络社会通往公民社会

上海的效率与孟买的自由

不要把农村当成“泄洪区”

别让农民工家庭成为“城市孤岛”

财政政策应考虑面向个人减税、退税

两会报道不要只飞花絮

代表委员没有理由沉默不语

难道要整顿网络以保住“好干部”林嘉祥？

牢头狱霸的今与昔

请给出个税不调整的充分理由

代表委员会质疑会回应还要有行动

两会越多政治街头越少暴力

牢头狱霸们是些什么人

因为不高兴，一路反到底

不能自主支配的城市土地

如何化解2000亿高校债务？

《中国不高兴》把民族主义当钱卖

对极端言辞的煽惑性应保持警惕

不要再廉价爱国

经济变革政治建构与社会重建

孙东东们为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

重申清明的三种价值与理想

集体中国和公民中国的G20

回到村庄重拾希望

政府医疗服务的真谛是什么

别对新医改抱太高的期望

汉字繁体简体，兄弟相煎何急

被统计都是一种幸福

口号没用，民富要紧

看病难报销医保基金睡大觉

美国大学为何敢拒授奥巴马学位

汉字、国家与天下

我是纳税人，可是光荣在哪儿？

以“缓查贪官”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中国奇迹”八成靠全球技术

被成龙先生侮辱与损害的自由

为什么没有“诽谤政府罪”

5·12周年了，请不要把丧事办成喜事

炫富仇富：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一些专家的公信力真是我们的心病

北京户口迟早要灰飞烟灭战略上一定要藐视

男女平权退休是宪法权利

开征物业税面临制度性矛盾

国企改革需要二次革命

绿坝别“拦截与过滤”了依法行政

公众掌控遥控板是最大的时务

“小学生卖淫案”背后有无另一个习水

“文化渗透”无可指责

学术腐败动摇国本

农村养老社保难填城乡鸿沟

工人以开胸验肺揭穿谎言痛何以堪

网瘾电疗中心就像一座“古拉格”

那些中学生为什么不得不去征税

百万精英出国不归该引发怎样的反思

九零后有多堕落？

我若是洛阳农民就不会拿土地换户口

成都醉驾判死刑为公众安全加防火墙

公务员为何不十白房价高

有多少官员现在能自己买得起房子

交通规划存缺陷收拥挤费有何用

看晚清三方角力

《西藏一年》，值得重视的范例

网瘾是一种瘾吗？

历史上加税导致的社会动荡

大炮为什么没打死蚊子

治土地囤积必先治扭曲的政商结构

《读者文摘》破产与数字化生存

该隐退的不是煤老板，而是煤老板方式

税收不应该打年底双薪的主意

打黑除恶不应为法治留遗憾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依法如何严惩？

建立县级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达沃斯年会：有思想就有未来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邮政专营范围如何确定需三思

末班车上的疯狂

真正的通识教育不能回避公民精神

高考加分应当摆脱行政控制

李鸿章会公示他的财产吗？

祭孔祭的是什么

开放就是影响力

体制弊端不除，“教授治校”只是空想

从2049年看中国

“有身份”与“刑不上大夫”

网络监督为何以“谣言”的方式出现？

今年我感谢诺贝尔文学奖

白毛女应嫁黄世仁和教育者观念落后

行政权力监督无方 钓鱼执法惟利

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

海归都水土很服了更让人忧虑

离开草根富不过二代

唐德刚已逝，我们还要逼近历史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20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30年问，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15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18t次拯救了中国。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10年里，他们成为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万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P1-2

着手为花城出版社编选这本年度时评已经很晚了。紧赶慢赶，总算告一段落。按照惯例，接下来得好好与读者“序序旧”了。

回想近十年来中国人的写作转向，最赏心悦目的景象大概就是“评论中兴”了。如今，不光是写诗歌与小说的人纷纷改弦更张写起了评论，各类报章在版面上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个中翘楚，包括《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报纸，更是不惜成本，每周开辟近二十块版来供读者讨论问题。各路媒体，除了一批精英人士在上面抛头露面，同样活跃着一些来自各中小城市甚至乡村的作者。许多人以评论为业，“做时代进步的生意”。媒体不仅能养活他们，而且能给他们较为体面的生活。说几句“公道话”就能谋生了，为什么？

原因自有千种，大而言之，亦不外乎以下几条：

其一是传播科技的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文明的崛起，信息雷同使以发布消息为业的传统媒体不得不转而重视发布观点；

其二是社会解放，一个公民写作的时代悄然来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与个体的解放，人们对自由交流的渴望或者要求越来越强烈，参与社会的公共精神也获得了恢复性成长。每位评论员、每个愿意通过自己的文字参与时代命运者，已具有“议员”的作用。

其三是中国改革已经船到江心，进入细节，各种力量的博弈已经日趋激烈。我曾经将改革开放的30年分为三个10年。80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90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伴随着物质生活与社会理性的整体性成长，本世纪初的10年则是充分博弈的10年。评论写作，也只是博弈时代的一束浪花。今日中国，方向已明，很少有人会再去纠结于主义，而是回到具体的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医疗保险问题、房价问题、税收与财政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农民进城问题等等。

许多人感慨，转型期的中国已经不需要小说了。之所以有此抒怀，恐怕是因为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像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像力绝望了吧！人化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体现在“躲猫猫”“临时性强奸”等方面的创造力早已经一骑绝尘、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力。

不过，虽说是“评论中兴”，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事。如果你视野开阔、目光明亮，只需回到上世纪初，就会发现如今这个时代又是那样似曾相识。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而曾经逝去的那个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董时进、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思想者与评论家。无论是《东方杂志》、《独立评论》与《观察》上的评论文章，还是董时进做的农村问题研究，都让我无比震惊，相见恨晚。谓之“震惊”，是因为今日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讨论过了，甚至包括“孩子是不是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10卷本的《独立评论》时更是感念犹深。

回想那半个世纪的风流，有多少感慨！2001年，我曾经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重述胡适的思想，阅尽历史的玩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4000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这个时代的意义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作为。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流血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是流汗的世纪。不要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如萧瀚最近在“围脖”上与我谈到，“人生一世，唯求心安，有些事做了，有些话说了，便可以了，其他的只看老天了。”

入选本书的作者，很多是我熟识多年的朋友。大家平常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体会。

时评写作，的确是琐碎的工程。然而，这不也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零星的工程”么？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在我看来，推动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我们度过漫长一生的有些道理是一样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中过完有生之年，也就不要指望自己哪篇评论可以立竿见影、改天换地。人生也好，写作也好，还是要做些琐碎的事情的。从这方面说，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

事实上，如果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就不难发现，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日常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接下来说说本书的编选“标准”。几年来，我的一些评论也经常忝列杂文年选或者评论年选，然而每次收到从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时，心里也并不十分高兴。不是因为不感激编选者的劳动，而是因为我自认为最好的年度文章没有收入其中。我想，如果编选者能让我自荐篇目，再从中挑选，效果一定会好一些。毕竟，我是通读并且了解自己所有文章及其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之故，在我编选这部评论年选时，除了我自己寻找以外，我尽可能让熟悉的时评作者自己挑选出几篇自以为最成功的评论，我再从中择一二篇。未联系上的朋友，挑选出的文章若未能代表你本年度的水平或者成就，我只能在此说声抱歉了。

至于其他的“标准”，也是务求简单。一是以时间线索；二是尽可能不遗漏当年出现的重大讨论。虽然都只选了一两篇，仿佛蜻蜓点水，不过作为年选，这每一篇文章也算是时代书签，帮大家保留一点本年度的记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时间及其他原因所限，还有很多优秀的评论没有收入本书。

最后，还要感谢郭光东与五岳散人二兄，他们为本“年选”的出版做了不少前期的工作；感谢我的学生马培杰，是她帮我在百忙之中细致地梳理了本书篇目的时序。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所有参与时代写作的朋友们，无论他们的评论是否被年选，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大家“要面包，还要玫瑰”的不懈笔战，使这个社会的公共空间才有了今天的成长——虽多有不尽人意，却也渐渐有了生机与风情。

200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