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戈特弗里特·凯勒并不广为人知，在他的家乡瑞士以及世界文学史上，他却拥有高山仰止的地位，并享有“祖国歌手”、“英雄诗人”、“民族诗人”以及“瑞士歌德”’的盛誉。何谓民族诗人?民族诗人就是他的名字人人知道，他的作品没人读过。这当然是一句笑谈，但是玩笑中自有真意在。人们不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但是他的名字却家喻户晓，因为他已经成了民族魂的一部分，他代表着该民族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并且对国家的文化乃至政治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简单地说，凯勒之于瑞士，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歌德之于德国、巴尔扎克之于法国。
凯勒生而不幸，经历了幼年丧父、少年失学、学艺失败、终身鳏居等一系列命运的打击。他饱尝生活艰辛，奉献给我们的却是和谐纯洁、意境高远的诗篇以及一个又一个幽默荒诞的暖人故事。他用智慧与幽默化解人生的苦涩，开创了诗意现实主义的风潮。他体验的是苦，创造的是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活越凄苦，诗歌越绚美，诗歌越绚美，生活越凄苦”。
凯勒生而有幸，赶上了瑞士建国的时期。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也是一个需要英雄，创造英雄的年代。凯勒的命运与英雄的时代息息相关。他不仅投笔从戎，加入了志愿军，还亲身参与了瑞士联邦的建立、瑞士新宪法的修订，并且担任苏黎世州政府秘书长一职达十五年之久。他对瑞士最大的贡献还不在于参与时政，而在于他用文学作品培养了一代现代公民。在中篇小说《七君子的小旗子》(Das Fgihnlein der sieben Aufrechten)中，凯勒写道：“要把教育融入诗中，就像糖和盐溶解在水里一样。”。
从这种意义上说，凯勒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而且还是瑞士国民的教育家。大诗人迈耶是这样评价他的：“他对祖国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实际上，他相当于祖国的保护人。”正如一位瑞士政治家所说的那样，凯勒的作品“无论是在艰苦年代，还是在幸福的岁月，都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启迪”。
命运
在自传体小说(《绿衣亨利》(Der grune Heinrich)的第一章，凯勒以“歌颂家世”为标题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史以及当时欣欣向荣的时代风尚。凯勒，祖籍格拉特菲尔登(G1attleiden)，世世代代都在乡下务农，到了父亲那一辈，情况发生了变化。父亲在少年时代做了学徒，学了一门好手艺，又在漫游岁月中增长了见闻。回到苏黎世后，他开办了作坊，当上了旋工师傅，又置办房产，迎娶了医生的女儿。他在日常生活中依然保持着漫游时期养成的讲标准德语的习惯，他推崇席勒的诗篇，参与兴建戏院，筹划为穷人子弟兴建学校、开启民智。总之，他并不满足于孜孜求利，而是自觉参与了社会新秩序的孕育。显然，凯勒的父亲属于典型的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通过革命，而是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变革。
凯勒五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了。“他还没有到达人生的顶点，就又回到不可测量的宇宙的深渊中去了，把他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那条谁都不知道起点在何处的黄金般的生命之线，遗留在我的弱小的手里，我要么把它光荣地连接到渺茫的未来，要么，倘若我也死了的话，也许把它永远扯断，此外绝无其他办法。“幼年丧父是凯勒生命中不可弥补的缺憾。在内心深处，他一次次呼唤父亲模糊的印象，父亲成了他的偶像，在冥冥中给他以指引。
P17-19
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生命会和瑞士发生交集。2007年9月，我来到瑞士。临行前，依依不合的德国同事送给我厚厚的两本书，弗里施的《斯蒂勒》和施皮里的《海蒂》。从这两部经典开始，几年间，我几乎读遍了瑞士当代德语文学作品，并且同一些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阅读文学经典为我了解客居国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视角，使我能够透过表象，直面本质。
在国人眼中，瑞士是“富裕”、“和平”、“美丽”、“整洁”的代名词，甚至是一座“人间天堂”。这些印象不能说错，但是却不无肤浅片面之嫌。这本书向您讲述瑞士怎样从落后穷国一跃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心路历程，并向您展现“天堂居民”也有悲伤喜乐。随着中瑞自贸协定的签订，两国政府、企业和人民间的交流将日益频繁，在越来越多的国人赴瑞士观光考察身临其境的同时，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对瑞士感兴趣的同胞。因为，文学是深度了解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钥匙。
写作是份寂寞辛苦的工作。我很高兴结识了许多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伴随我走过了这段不寻常的人生路。在此，我要感谢各位友人及机构对本书的支持与关注，他们是：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梁健全领事、出版人楚尘先生、楚尘文化的郝志坚编辑、《世界文学》的杜新华编辑、瑞士《自然》杂志的编辑Regula Tanner女士、摄影师Edouatd RJeben先生、摄影师Yvonne Bohler女士、翻译家蔡鸿君老师、“瑞士文学档案馆”的ursula Ruch女士、“瑞士资讯”中文部及读者、“瑞士文化基金会”、“弗里施档案馆”、《瑞士画报》、德国菲合尔出版社、德国Wallenstein出版社，我的邻居、像母亲一样关心我的、2013年辞世的Matxrit Tanner-Zweifel。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Oliver Kruger对我的支持与理解，感谢他为我创造的自由空间。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十位作家及翻译界的前辈，感谢他们创作出了不朽的文学作品。
导读：写作在语言疆界的边缘 瑞士建国要追溯到1291年，在此之前，瑞士只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边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同帝国密不可分。1291年，乌里(Uri)、施维茨(Schwyz)和下瓦尔登州(Unterwalden)签署了《永久同盟誓约》，这就是瑞士的雏形。1599年，瑞士成功地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1648年，瑞士的独立获得了承认。1798年，法军进入瑞士，在拿破仑的命令下成立了海尔维西亚共和国(Helvetische Republik)。1848年瑞士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现代国家，这就是今天的瑞士联邦。 在文学方面，圣加仑的修道院是古代高地德语文学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12世纪后半叶到16世纪，瑞士陆续出现了骑士文学、历史题材的民歌以及狂欢节戏剧等文学样式。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家茨文利(Zwingli)翻译的《圣经》是瑞士16世纪德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内瓦的精神、政治领袖让?加尔文则对瑞士的法语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世纪，启蒙主义的洪涛巨浪席卷了阿尔卑斯小国，启蒙者高举追求个体幸福、实现个体教育的旗帜，追溯整理阿雷曼民族的神话，提倡爱国主义，倡导发挥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自欧洲各国的诗人、自然学学者纷纷赞美阿尔卑斯山的壮美，同时他们也在大山的居民身上发现了崇高、高贵、热爱自由的美德，这就是迄今仍未退色的瑞士神话的开端。在启蒙时代，瑞士有众多才俊之士横空出世：约翰?雅各布?博德默(Johann Jacob Bodmer)不知疲倦地翻译弥尔顿和荷马，他编辑整理《尼伯龙根之歌》，出版文学刊物，他与苏黎世同乡约翰?雅各布?布赖丁格(Johann Jacob Breitinger)一起同戈特舍德(Gottsched)展开了究竟应该以法国文学，还是应该以英国文学为榜样的论战，影响了整个德语文学界。歌德的朋友、神学家、哲学家拉瓦特(Lavater)努力揭示神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他的著作至今还有广泛读者。有“平民教育之父”之称的佩斯塔洛奇(Pestalozzi)不仅兴办学校，还撰写教育小说和教育学著作来传播自己的教育理念。伯尔尼的医生、诗人、自然学家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不仅在植物学、解剖学、生理学方面著作甚丰，他还留下了诗集《瑞士诗歌的尝试》（Versuch Schweizerischer Gedichte），他在长诗《阿尔卑斯山》(Die Alpen)中第一次以雄浑的笔力赞美了当时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山。哈勒是启蒙时代最勤勉、最全面的学者之一，他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丰富了几代人的头脑。黑格尔称他的学问高深如阿尔卑斯山。法国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卢梭，出生在瑞士日内瓦，他在教育小说《爱弥儿》中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他的文字感情丰沛，为瑞士法语文学开辟了新天地。总之，瑞士的文学、艺术、科学在18世纪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无怪乎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称当时的瑞士为全欧洲最文明的国度。 19世纪中期，整个欧洲都进入了革命的年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得那样：“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绝望之冬；我们可能拥有一切，也可能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也正走下地狱……”经过启蒙者一个多世纪的播种，在全欧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里，局势还是比较明朗的。1847年，自由派仅仅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就赢得了“分离同盟战争”(Sonderbundkrieg)，这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在瑞士本土上进行的战争。1848年，瑞士联邦宣布成立，阿尔卑斯小国完成了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 在瑞士向现代国家迈进的19世纪，文坛上涌现出了三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是耶雷米亚斯?戈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 、凯勒和康拉特?斐迪南?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三人之中，凯勒的成功之路最为曲折，成就也最大，他是具有世界声誉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在他的家乡瑞士，他享有民族诗人的美誉。他之于瑞士，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歌德之于德国、巴尔扎克之于法国，就连他的同行迈耶也把凯勒誉为“祖国的保护人”。擅长历史题材的迈耶对凯勒曾经有些不以为然，他惋惜地说：“我为您的才华感到惋惜，您把它浪费在低级素材和流氓无赖身上。我只写历史素材，我需要的是国王、将军和英雄。”凯勒只写小人物——伙计、富裕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小商人，他们好逸恶劳，快活轻率，贪心不足，而正是他们构成了瑞士资产阶级的主力，对这个阶层，凯勒始终保持着善意的、嘲讽的态度。通过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人生百态，凯勒生动细致地反映了过渡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的深刻变革，他的作品与时代息息相关，可以说，他用作品培养了一代现代公民。另外，他还曾经投笔从戎，加入志愿军，亲身参与了瑞士联邦的建立、瑞士新宪法的修订，并且担任苏黎世州政府秘书长一职达十五年之久。 1848年革命胜利后，瑞士成立了当时中欧地区独一无二的民主政体，于是，欧洲各地的共和派、自由派、革命派都对瑞士趋之若鹜，这样，在成为旅游胜地之前，瑞士就成为了欧洲自由派向往的圣地。许多被自己祖国通缉的异见分子都在瑞士宁静的湖光山色中找到了安身之处。当时有人笑谈，一纸通缉令就是进入瑞士的签证。从1848年到1918年的几十年是瑞士近现代史上思想最自由、最宽容的时期：尼采在巴塞尔大学讲授超人哲学，巴枯宁在提契诺创办无政府主义学校，列宁在苏黎世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乔伊斯在利马特河畔吟诗作画，几步之遥之处，达达主义(Dadaismus)在“伏尔泰酒店”悄然兴起，苏黎世成了现代派艺术家荟萃之地。 时光推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时，瑞士并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出现自然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文艺流派，就连日后诞生在苏黎世的达达主义也只对少数的瑞士作家产生了有限的影响。这一时期，瑞士文学在沿着两条路走，一条就是19世纪三位大师开创的现实主义之路，另一条就是以描绘田园风光和山民自然状态为内容的“乡土文学”之路。其中，女作家施皮里(Johanna Spyri)凭借两部《海蒂》(Heidi)儿童故事道尽了现代人无限的乡愁，掀起了人们对自然的向往。尽管有学者对故事脱离现实颇有诟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读者对《海蒂》的喜爱，自从它于1880年问世以来，这个来自大山里的小女孩就风靡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海蒂》是销量最大的瑞士图书，到2001年为止，已经被译成了50种语言。有些故事永远不过时，有些人物永远不会老。海蒂正是如此。70年代，身份、故乡、他者是瑞士文学的重要主题。其实，除了大名鼎鼎的弗里施和迪伦马特之外，瑞士文坛上还活跃着一系列优秀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在本书中，笔者依据生平、作品和影响的脉络系统地介绍了凯勒、施皮里、罗伯特·瓦尔泽、黑塞、弗里施、迪伦马特、穆施克、毕希泽、赫利曼和贝尔弗斯(Lukas Barfuss)等十位瑞士作家，另外，笔者还把自己与赫利曼和贝尔弗斯的对话融人了正文。入选的作家作品各有不同，它们中既有通俗易懂、妇孺皆知的《海蒂》，也有艰辛晦涩的《雅各布·冯·贡腾》(Jacob VONGunten)，既有已经盖棺定论的民族诗人凯勒、弗里施，也有人生之路尚未过半的中年作家贝尔弗斯。他们中有以纸笔为利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如弗里施，也有特意回避崇高，甘心躲进平凡庸常的瓦尔泽。无论是谁，他们都是以纸笔为生的一介文人，在功利的大环境下，他们堪称另类。黑塞曾在《荒野狼》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异于常人之处。“生活并不是一部英雄史诗，生活只是优雅的房间，人们住在这个房间里吃饭，喝酒，喝咖啡，穿上一双针织袜子，玩玩纸牌，听听收音机，感到心满意足。谁要追求别的东西，谁身上具有别的东西～一具有英雄气概的、美好的事物，崇敬伟大的诗人或崇拜圣人，他就是傻瓜或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相传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散步时仰望星空，并预言第二天会下雨，可是自己却掉进了脚底下的水坑里。两千年后，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要有_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瑞士文学如同瑞士这个国度之于世界一样，是世界文学璀璨的一颗明珠，而在瑞士文学史上，若论影响力和创作力，德语作家竟雄踞了重要的位置。
阎寒编著的《天才的画像(瑞士德语文学十大家)》深度论及瑞士德语文学的发展概况，并遴选出凯勒、施皮里、罗伯特·瓦尔泽、黑塞、弗里施、迪伦马特、穆施克、毕希泽、赫利曼和贝尔弗斯等十位大师级的作家，依据各自生平、作品和影响的脉络，描绘出一幅清晰生动的瑞士文学大师群像。他们是以纸笔为生的一介文人，他们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骑士，有着不屈和执着的品格，历经磨砺后，成为佳作传世的文学大家。
本书不仅对瑞士的文学史作了系统梳理，也借此对瑞士的历史源流和民族文化作了深度解析，打开了中国人了解瑞士的一个窗口。
阎寒编著的《天才的画像(瑞士德语文学十大家)》是一部丰满的人物传记合集，描绘出一幅瑞士德语作家群像，有力填补并充实了瑞士和世界文学史。每一位作家均依“知人论世”，“因情析文”的手法加以人物描画和作品赏析，为文学史读本的典范。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详细、深入介绍瑞士德语作家的专著，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