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伯冲的散文难得之处在于他的特立独行，既与众不同，也和自己不同。不重复别人的话，也不重复自己的思考。只有以大历史观点，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重新检讨历史，才能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

本书为他的散文随笔集，收录了《帝王的文化》、《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弃官从商贱古今》、《缺心眼的苏东坡》、《慈禧：千秋功罪咋评说》、《石墙书院慰孤魂》、《宰相做事也多难》、《草原·长城·寺庙》等二十三篇文章。读伯冲兄的文章，除了在意他的文学才华，更多的是感慨他对待历史的自由也自在的态度。

顾伯冲的散文写得真是相当的大气，显示出深邃的思想内蕴。始终关注民族的命运、沉思于历史轨迹的顾伯冲，跋涉于祖国的土地，面对众多山山水水和大漠荒原时，总是在自己撰写的游记中间，兴奋、激烈地抒发着自己的感叹。

在这本散文集中，一些面向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散文篇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样的气质。他对人生的认真体察，源于他对散文本体及其创作规律的努力追求，源于他对这两者之间相互的反馈、交汇和促进的揣摩。

帝王的文化

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

弃官从商贱古今

缺心眼的苏东坡

慈禧：千秋功罪咋评说

石墙书院慰孤魂

宰相做事也多难

草原·长城·寺庙

山盟矗在乾坤间

飞将军飞“火”溯源

盛唐留下的梦

清军的弓箭

重思史上封谥事

文盲大师

能只怪那场飓风吗？

读“军校”

中都往事烟雨中

三星堆，你从哪里来？

思想有多远……

鲜卑人：消失与永存

放怀甲秀楼

卦台山上仰哲源

进退守止“半哲”中

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

按照现代历法，十年为一个年代，百年为一个世纪，千年为一个华夏。上一个华夏之际，我国正处北宋朝的初期。

大宋王朝，一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治世之极度。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骚客几度梦回，投奔自己热爱的宋朝，真遗憾自己出生得太晚了，否则会加入吟诗填词的队伍中，在小桥流水边悠悠地饮酒放歌，说不准还会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个千古名篇呢！不仅如此，就是一些外国人也对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恋，成为了对古代中国挥不去的一种文化记忆。英国作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看来，老外也会挑剔生活的国度和朝代了，丝毫也不顾及衣食父母的感受。

的确，细检一下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了。北宋的京都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集市“通宵买卖、交晓不绝”。据统计，自太祖时代始，铸钱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在宋代产生，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出在宋朝；宋时的五大名窑一一汝窑、官窑、均窑、哥窑、定窑，出产的瓷器精美绝伦，许多至今尚无法超越。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们现在读起岳飞的《满江红》，颇感朗朗爽口，但对于“靖康耻”，究竟“耻”到何种程度，不是所有人都清楚的。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四月将徽、钦两帝及3000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虏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差人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繁华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繁荣与屈辱交织在一起，不得不令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宋朝是咋的了？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着。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他们觊觎江南沃野，而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只要大漠一有动静，或者发几次兵吓吓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有了种种和盟，得到了丰厚的岁币。鲁迅有句名言：“偌是狮子肥大倒不妨事，但如果是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此时，宋朝恰恰是这么一只可悲的羊。

提起与北宋对峙的几个政权，在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

辽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其创建者为耶律阿保机（汉名亿）。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一个民族。历史文献上有关契丹族的确实记载，始于公元389年。其主要活动地区是在黄河一带，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狩猎。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创建者为夏景宗李元昊。党项族原属于羌族的一支，居地在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曲一带。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党项拓跋氏均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分统辖以夏州为中心的五州之地。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他开始不断向宋发动攻势，在府州、环州、庆州等地击败宋军。公元1038年，元吴正式称帝，国号大夏。

大金政权是由女真人建立起来的。女真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逶迤千里的长白山中。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禹舜时代，女真人就在这片土地上以狩猎的箭矢与石斧砍斫出生存的天地，并与中原地区建立联系。1115年正月初一，是完颜阿骨打亲自选定的建国的良辰，他向支持他的女真族的勇士们宣布，女真人的国家诞生了，国号大金。

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与生俱来。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原始人留下来的那种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颤抖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上述说法，并非文学性夸张，而是事实。

宋在与辽、西夏、金进行的无数次战争中，的确也有过几次与掠夺资源的异族策马弯弓，与铁蹄已奔袭到家门口的狼窥虎视的对手有过几次像样的叫板，但毕竟不多。原因何在？军力不济，国威难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和议终非中国计，强兵才是帝王才”。苟且偷生的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宋朝的对外交往史，“求和”两字几乎是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赠银、绢各十万两（匹）。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西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头领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内核是妥协退让、屈膝求和。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签约，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划归于金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

每次议和都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会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西方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做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岸。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估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悠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开国初期，在整军方面就采取了这样几条实实在在的“抑武事”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使得汉民族历史上的文武力量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在宋朝之前，每个朝代初期掌权的大都是军人出身，或者是军职出身。在中央，太尉、将军等的权力是可以和文职宰相抗衡的，甚至由军人出任宰相。由此，军人的地位开始降低，汉族人的政治完全由文人掌握，宋朝历代的掌权者几乎无不是文人，甚至兵部都由文人节制。这种改变使得汉民族很难抗击外来侵略，失去了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猎性无存，反而引来了列强，成为被猎取的对象。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之初，总会呈现群英聚会、大气磅礴、尚武成风、气焰正炽的景象。宋王朝却是个例外，从赵匡胤黄袍加身起，以自身的行为鼓励大家追求和熙富足的生活，保持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这方面，宋真宗不啻身体力行，亲自创作《劝学诗》，教导百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亡国皇帝赵估，论当皇帝，他只是一个庸君，论文化造诣，他却是一个著名的大师，可谓数家集于一身：著名的书画收集家。他在位期间，多方收集图书和古物，把画家们召进翰林图画院，组织文人编辑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等有很大价值的书画集；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被称为“瘦金书”，写的狂草也很有名，有《千字文卷》等真迹传世；著名的画家。他的画迹有《池塘秋晚》、《雪江归棹》、《芙蓉锦鸡》等。他在书法、绘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书法、绘画真迹在千年后的今天已是价值连城。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以帝王的标准衡量他，因而他的文才被永远埋在非议的泥沙之下。

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人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精神木纳的萎靡朝儿。

多愁善感，桃红柳绿，雨露霜雪，历来是文人的审美客体，而宋代社会具有太多的这样的特质。诗词大多春女秋士之悲，感叹早生华发，年华老去，“至君尧舜，此事何难。”文人自身的腐朽也造成汉族日后王朝的腐朽，从此外族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的重要位置。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化，都是当时这个社会心理之树的果实。

没有文化的社会必然是落后愚味的，但绝对地推崇文化并将它放置到不合适的地位，必然会使文化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社会的一个肿瘤。宋代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读书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一些无德无才，或有才无德的家伙，在宋代呼之欲出，并且得到了重用。如：蔡京、童贯、朱励、梁思成、王脯、李帮彦，在民间名声狼藉，都称之为六贼，但在赵佶眼中个个都是“英才”。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不是吗？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而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被在脸上刺字发配军队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导向的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社会上的兵源素质差，从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上，就要花更大的功夫，而且事倍功半。在漫长的一百多年的辽宋对峙中，宋朝基本上是输多胜少。

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且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所以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不多，名将更是凤毛麟角。像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第一名将，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 “莫须有”三字至今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缺乏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是因为太过天真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却没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为外族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年笑柄。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的了。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对孪生物。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必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有了追赶的对象。从一次次的赶超敌人中，获得了内心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即使有时无法超越敌人，也至少让敌人引导着不断追赶，不断前行。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的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并且不断培育善于战斗的勇气和禀性，否则经济与文化无以附丽。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年过去了，大宋王朝风花雪月的岁月残废了，没有底力的繁荣早已蒸成死亡的哀曲，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正躺在历史的教科书里呻吟着……

P12-19

沉思历史的轨迹 林非

顾伯冲的散文写得真是相当的大气，显示出深邃的思想内蕴。在这本《多少瞬间烟雨中》散文集中，一些面向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散文篇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样的气质。

像《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在叙述与评析赵匡胤所建立的大宋王朝时，指出了它经济上的富裕，以及文化、艺术和科技方面的成就，既超过了之前的盛唐时期，也远胜后边的明清两代。可是由于这个通过篡位而夺得政权的开国之君，深深恐惧和提防着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将效法他的此种行径，因而全面削夺了中央与地方将领的兵权，派遣文臣去掌控和管理。这种重文轻武和致力于防止内乱的做法，是无法有效抵御外敌入侵的，因此宋王朝长期受到辽、金和西夏的骚扰与进犯，最终灭亡于元朝军队的大举进攻。繁华的景象，自然也就灰飞烟灭了。顾伯冲生动有力地总结出，在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里，文治与武功，缺一不可，必须相得益彰；没有敌情意识，国家一定会衰败。真是说得铿锵有力，启人至深。

《能只怪那场飓风吗？》在叙述与评析元朝至正年间海上运输米粮的船只遭遇巨大的风暴覆没之后，元世祖下令禁止海运这一事件时，指出缺乏锲而不舍的冒险与探寻精神，必将错过历史机遇，落后于时代。我们国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也有过像明代永乐年间郑和远航南洋的辉煌历史，却为何没有始终都能驶向海洋，跟广阔的世界建立密切的交往，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促使自己飞速前进呢？顾伯冲如此深沉的感叹，必然引起人们的同声相应和长久的心灵激励。

始终关注民族的命运、沉思于历史轨迹的顾伯冲，跋涉于祖国的土地，面对众多山山水水和大漠荒原时，总是在自己撰写的游记中间，兴奋、激烈地抒发着自己的感叹。《草原·长城·寺庙》和关于三星堆的那篇散文，就充分地显示出了这样的情怀，很有气势。前者思索着征战与文化的关系，思索着万里长城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征战中所产生的种种历史作用，还思索着宗教与人类社会的各种渊源；后者思索着三星堆古老而又雄奇的文化匆匆来去的踪影，思索着原始宗教的神秘变迁，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永恒的依恋。对于侧重于抒写独创个性的游记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在充分触发与涌动自己情愫的前提下，再进行种种思索，这种直抒胸臆的情理交融，才能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正如一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汤姆斯·卡莱尔所说，“从一个人心灵深处讲出的话儿，和由外部讲出的完全不同”，“从心灵深处讲出的，向所有人的心灵讲的话儿，是能够被长久记忆的唯一秘密”（《英雄与英雄崇拜》）。

在散文创作中，充满感情的体验、揣摩与抒写，情感交融与同步前行的哲思之深化，形象的叙述与细节的描写，文字表达功夫的琢磨和锤炼，是融为一体的4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逐步成熟地掌握这些要素，就一定能够挥洒出更出色的篇章。而它的起源，应该是要时刻都表现出来的纯真的情感。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格外重视与强调情感的因素，他说，“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上）；“盖古今来事无钜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这确乎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因为如果离开和消失了蕴涵在形象中间的情感，肯定会陷于呆板和枯涩，自然也就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只有具备了充沛的情感，才能够保证更好地致力于写出打动读者心灵的散文作品来。

当我仔细地读完了顾伯冲的这些散文作品之后，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我看到他的文字技巧，已经在经过苦心锤炼之后，正逐渐迈向成熟，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源于他对人生的认真体察，源于他对散文本体及其创作规律的努力追求，源于他对这两者之间相互的反馈、交汇和促进的揣摩。

攀登散文创作的峰峦，是永无止境的，希望顾伯冲能够这样贯彻始终地走下去。祝愿他写出更多出色的散文作品来。

林非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

始终关注民族的命运、沉思于历史轨迹的顾伯冲，跋涉于祖国的土地，面对众多山山水水和大漠荒原时，总是在自己撰写的游记中间，兴奋、激烈地抒发着自己的感叹。正如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汤姆斯·卡莱尔所说，“从一个人心灵深处讲出的话儿，和由外部讲出的完全不同”，“从心灵深处讲出的，向所有人的心灵讲的话儿，是能够被长久记忆的唯一秘密”（《英雄与英雄崇拜》）。

——林非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

伯冲的散文难得之处在于他的特立独行，既与众不同，也和自己不同。不重复别人的话，也不重复自己的思考。只有以大历史观点，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重新检讨历史，才能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这才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我读伯冲兄的文章，除了在意他的文学才华，更多的是感慨他对待历史的自由也自在的态度。

——穆涛 《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

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