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固属不易，阅读又何曾轻松？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文字信息而已，它既在语法的层面上(为我们经验所熟知)陈述事实，也在隐喻的意义上形成分岔和偏离；它既是作者情感、经验和遭遇的呈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经验超越的象征；既是限制，又是可能。既然文学作品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合作，我更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一种邀约，一种召唤和暗示，只有当读者欣然赴会，并从中发现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时，这种邀约才会成为一场宴席。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除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叙事和修辞之外，亦论及一般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及其功能的历史演变。当今的文学写作，就其要点而言，通常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经验及其呈现方式、作者与读者、时间与空间、叙事语言。作者在细读中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的传统资源，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和辨析。本书还希望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诸多方面，进行初步的反思。

自序

导言 现代文学的终结

第一章 经验与想象

 花非花

 遭遇和经历

 记忆

 同质化

 规训与遮蔽

 陌生化及其后果

 记录与超越

 内在超越

第二章 作者及其意图

 什么是作者

 霍桑的隐喻

 意图及修正

 作者与传统

 典故与互文

 作者与准文本

 评点者的角色

 知音

 作者的声音

 作者之死

 重塑经验作者

第三章 时间与空间

 时间与彼岸

 幽明

 麦秀黍离

 物象中的时间

 时空穿越

 概述与场景

 停顿

 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停顿

 省略

 叙事的重复与错综

 《史记》的叙事错综

第四章 语言与修辞

 语法与修辞

 聚焦

 距离与人称

 人物话语

 方言与普通话

 语言的准确性

 抒情与议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复调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社会生活或精神生活中，文学的重要性已经显著降低。类似于“文学已死”这样的喧嚷不休，竟然也已成了一种老生常谈，不再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文学之濒临绝境，其重要表征无需特别的观察即可一目了然。

首先，构成现代意义上文学殿宇重要基石的“学科机制”，其合法性和重要性均发生动摇。欧美(包括日本)的大学不约而同地削减文学研究的经费和项目、压缩编制和规模的举动，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虽仍能维持表面的兴盛，但即便与上世纪80年代的状况相比，其每况愈下的边缘化趋势亦昭昭在目，不待详辨。在现代文学光芒四射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体制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学研究”正式进入大学，成为现代知识生产的重要门类，其二百年的历史，基本上与现代文学的发展同步，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学科机制的这一变化，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应当不难判断。

其次，就文学的功能或作用而言，不论是从教化、认知，还是审美和娱乐的层面上看，文学都有了更实用的替代品——比如系统且门类齐全的大学教育、电影和电视、日益发达的现代传媒以及作为文化工业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娱乐业等等。

最后，由于社会形态和市场机制的变化，文学越来越成为成本高昂而前景难测的事业，其潜在目标与社会和市场的运行模式背道而驰。举例来说，在现代文学中，曾经被特别强调的“美”或“美感”，作为一种独异、敏感的经验，较之于社会生活日益粗鄙化的趋势，越来越显出它的空洞和多余。

不过让我觉得惊异的，与其说是文学危机的严酷性及其诸种表现，倒不如说是国内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对这种危殆状况的视而不见。我以为，这种“视而不见”，并非完全由于个体缺乏足够的敏感所致，而是一种假装的视而不见。其背后潜藏着一个重要逻辑，是对这种危机麻木而平静的接受和迎合，同时也是在特殊意识形态虚幻的保护中，求得一时之安，甚至变相利用、苟延残喘而已。另外，那些宣称“文学已死”的声音，也包含着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意味。文学的死亡如果恰好意味着某种道德义务的解除，那么宣称其死亡就意味着一个价值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文学已死”的声音与对文学危机的漠视，意见相左，但目标完全一致。

如果“文学已死”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如果说这一论题多少还有讨论的价值，那么我们至少要对以下的几个问题进行追问：在文学史上，“文学已死”这样的论调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这一论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潜在的动机分别是什么？死掉的是广义的文学本身，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总体性的文学存在，还是在特殊时期形成的文学机制、观念，乃至于修辞方法？

我们总是用“文学”这个概念，来指称有史以来一切文学写作和作品，殊不知现代意义上“文学”这一概念，最早也是从18世纪末才开始出现。从根本上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不是什么自古以来传统文学的自然延伸，而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策略。由于这种策略对传统的文学强行征用，同时更重要的，是将文学作为弥合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导致的僵化和分裂，作为治愈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因此它一开始就是作为对传统文学的一种颠倒而出现的。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这种全新的“文学”观念的出现，19世纪群星闪耀的文学格局才得以产生。因此，我们仅仅将19世纪的文学看成是一个特例，看成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看成是来无踪、去无影、不可解释的“神秘主义黄金时代”，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文学的危殆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发生的，其征兆也不是在20年前、50年前才开始出现。这种危机蛰伏于现代文学的内部，在现代文学的大厦奠基之初，斑驳的裂纹就已经清晰可见。自从文学被强行征用的那一刻起，“滥用”也就不可避免。自从文学一夜之间变得辉煌无比的那个时刻起，就已经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就我的记忆所及，早在150年前，福楼拜就已经发出“文学已死”的警告。那么，福楼拜从他所处的社会状况中，从他自身所面对的文学现实中，到底观察到了什么？P1-3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除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叙事和修辞之外，亦涉及一般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及其功能的历史演变。在我看来，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受其影响的中国，固然发现和发明了一系列的规范、模式、概念和方法，但也堆积了不少成见、偏失甚至是谬误。我以为，在文学面临大规模衰退的今天，重新来清理这些历史的堆积物和分泌物，正当其时，因为这关系到文学可能的新生和出路。本书的写作，主要以小说这一文体为考察对象，对文学写作、批评和理论的诸多方面进行初步的辨析。

关于写作本书更深一点的动机，读者可参看“导言”一节，此处不再赘述。剩下的或许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愿望，那就是与读者分享小说与文学之美。

文学虽为失败者的事业，然物有独至，小道可观。因积授课、创作所思和暇日阅读所感，以无益遣有涯，而成此书。野人献芹，求教于博识通雅之士而已，岂有焦桐中郎之望？

胡砚秋、王清辉、陆楠楠三位在读研究生，分别通读了全稿，提出修改意见并帮助订正字句。清辉更于盛夏酷暑之中，承担录入全部文字的工作，在此一并郑重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