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那时候并不知道，不去邮局做职员，而去读大学，这一辈子的前程就会大不一样。那时候，父亲虽然胸无大志，但也不愿意在邮局里度过一生。当时，一般家庭大半不要求子女深造，读完了小学、初中，最多是高中，就去谋个小职员的职业，最好是去铁路、邮局、税务、银行等部门，因为那是“铁饭碗”，然后生儿育女，终了一生。当时，即便是当上职员，有了工作，也是“混”日子。人们在街上相遇，除了问“吃了吗”，“哪儿去”，更多的是问“在哪里混”，现在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在清华大学凹年的学习生活，父亲没有详细地叙述过，但可以在他稀少的叙述和《清华园日记》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他选择了西洋文学这一专业，也以一篇论述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Holderlin)早期诗作的论文取得学士学位。父亲的日记里记载，他几乎每天都在读荷尔德林。因此，我对于父亲对荷尔德林感兴趣，甚至以此作学士论文很好奇。为此，我去查阅荷尔德林的资料，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抒情诗人，生活于18至19世纪。他的早期诗歌受克洛普施托克和席勒的影响，洋溢着革命热情，多以古典颂歌体的形式讴歌自由、和谐、友谊和大自然。但是他的价值却是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也就是20世纪中叶，才被发现的，那正好是父亲在清华求学的时期。
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的思想状况。父亲那时也许正梦想着成为一个诗人，恐怕也有一些革命热情，但是却没有投身革命的勇气和打算，否则，他应该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加入共产党。至于做诗入，父亲好像没有明确说过。从他的日记看，读大学的时候，父亲没有写过什么诗，也没有做诗人的志向，倒是开始写起了散文，并对自己是否会成为一个散文家有着憧憬。另外从他一生写作的情况来看，除去生命后期的一首《泰山颂》之外，他从没有再写过更不要说发表诗作了。这说明，父亲爱诗但不擅长写诗，有诗人的感情但没有诗人的表达能力。所以荷尔德林的影子，在父亲大学毕业以后便消失了。他虽然以《泰山颂》获得“世界桂冠诗人”的头衔，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一场误会。对于为什么爱诗又不写诗，最后也没成为诗人，我曾问过父亲，我说，您那么喜欢荷尔德林，喜欢中外诗歌，为什么您没有写诗，没有成为诗人？父亲回答，我太喜欢诗歌了，但写不好，不敢写，写散文比较得心应手。
回过来再说父亲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事情。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不是他所选的西洋文学专业，却是外系的两门课程。一门是历史系陈寅恪先生(就“恪”字的读音我曾问过父亲。他说，陈先生在德国学习的时候，他自己填表，德文的拼音是“ke”，所以应该读作“ke”)的“佛经翻译文学”，是旁听课；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选修课。在读大学期间，父亲在写作散文方面已有所建树，发表了《年》《黄昏》《寂寞》《枸杞树》等文章，受到好评，但小说写得少。他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被誉为“文学四剑客”，文学天赋初露锋芒。四年清华园的学习，对父亲说来，与其说是增长知识，不如说是开阔眼界，在众多人师级教师的熏陶下，他当然想去做一个作家或文人，可是，摆在父亲面前的首要问题却是寻一份职业，养家糊口，维持家庭生计，回报其叔父婶母的养育之恩。至于当教授，他连想都没有敢想过。
那时候，毕业即失业，找丁作是一大难题。父亲有幸谋得了济南高中国文教员的职位，得以安定一时。一年的教师生涯，使他能够养家糊口，暂时满足了叔祖父对他的期望，也使他初尝世事，体会社会的百味。中学教员的薪水颇丰，但父亲却没有放弃出国留洋镀金的打算。他除了按月给家里一定数量的生活费，还悄悄地积攒略费，打算以自己的力量实现出国梦想。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父亲通过考试成了清华大学与德国大学交换的一名研究生，不久就到德国留学去了。
父亲和母亲于1929年结婚，1933年他们有了女儿婉如，1935年有了儿子延宗。延宗就是笔者本人。1934年，叔祖母去世。1935年，叔祖父续娶陈绍泽为妻，是我的第二位叔祖母。但是，我和姐姐‘直都叫她祖母或奶奶。这里有一一个插曲，是父亲去世前不久才对我说的。父亲对叔祖父有看法，对他这么快就续娶年纪比他小很多的女子一举不甚赞成，不愿意参加这一婚礼，所以在婚礼之前，便借口要去德国留学离开了济南。其实，当时离规定的出发日期还有很长时间。父亲在从德国回来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位婶母。十余年之后，父亲从德国回来，得知婶母为维持季家生存立下了大功，顿时后悔，便写信称赞婶母是季家的“功臣”，从此开始了和婶母和谐相处四十几年的漫长历程。
我们家的故事从这里算开了头，可一下子就没有了我父亲——他到德国留学去了。谁曾想，他这一去就是十一年！父亲走的时候，我姐姐两岁，我只有三个月。
在德国十一年的生活，父亲已有过较为详尽的叙述，我不再赘述。那么，在济南的我们这一家的情况怎么样呢？P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