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共5册)》以最正宗的香港明河社旧版为文字底本,参校台湾远流旧版、大陆三联书店版,订正以往版本中的讹误、脱漏,最大程度还原旧版经典作品原貌。
金庸所著的《鹿鼎记》讲的是一个从小在扬州妓院长大的小孩韦小宝,他以不会任何武功之姿态闯江湖各大帮会、周旋皇帝朝臣之间并奉旨远征云南、俄罗斯之故事。书中充满精彩绝倒的对白及逆思考的事件。金庸先生将韦小宝的个人经历与历史密密切合,大玩历史哈哈镜的手法,令人赞叹,几乎信以为真,而小宝的做人方法及毫不留情的揭出人生各阶层黑暗面这种做法,使得这部书成了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到了无剑胜有剑的境地。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最后一部小说,也是登峰造极之作!
《鹿鼎记(共5册)》讲述了出身于妓院的少年韦小宝,凭一时之勇搭救了落难的江湖好汉茅十八,又阴差阳错地假冒小太监,成为少年康熙驾前第一红人;他既是天地会总舵主的关门弟子,被寄予反清复明重任;他又艳福齐天,娶得七个如花似玉的夫人;他不肯反清,只因当今皇上是好朋友小玄子;他不肯剿灭天地会,只因不愿坏了江湖义气;他不学无术,却是天下第一好运的小无赖;他建功无数,却懂得功成身退。
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处于太湖之滨,通称杭嘉湖,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两县。自来文风甚盛,历代才士辈出,梁时将中国字分为平上去人四声的沈约,元代书画皆臻极品的赵孟频,都是湖州人氏。当地又以产笔著名,湖州之笔、徽州之墨、宣城之纸、肇庆端溪之砚,文房四宝,天下驰名。
湖州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其时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问,庄廷□因读书过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
忽有一日,邻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向庄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庄家素来慷慨,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既来求借,当即允诺,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但那姓朱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要出门远游,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恐有遗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在庄家。庄允城便答允了。那姓朱少年去后,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
朱国桢这部明史稿,大部分已经刊行,流传于世,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庄廷□听清客读了数日,很感兴味,忽然想起:“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却因一部史书《左传》,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今日眼盲,闲居无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流传后世?”
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他既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地读给他听。他认为何处当增,何处当删,便口述出来,由宾客笔录。
但想自己眼盲,无法博览群籍,这部明史修撰出来,如内容谬误过多,不但大名难享,反为人讥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延请不少通士鸿儒,再加修订,务求尽善尽美。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庄廷□便辗转托人,卑辞相邀。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受到庄家邀请的,一来怜其眼盲,感其意诚;二来又觉修撰明史乃一件美事,大都到庄家来做客十天半月,对稿本或正其误,或加润饰,或撰写一两篇文字。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不少大手笔之力。书成不久,庄廷□便即去世。
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即行刊书。清代刊印一部书,着实不易,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明史卷秩浩繁,雕工印工,费用甚巨。好在庄家有的是钱,拨出几间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问便将书刊成了,书名叫做《明书辑略》,撰书人列名为庄廷□,请名士李令晰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李初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徵、韦金□、韦一园、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共一十八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地只说是:朱氏原稿”。
《明书辑略》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是以体例精备,叙述详明,文字又华瞻雅致,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庄家又是志在扬名,书价取得极廉。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本有不少攻讦指摘的言语,修史诸人早知干禁,已一一删去,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当时明亡未久,读书人心怀前朝,书一刊行,立即就大大畅销。庄廷钝之名噪于江北江南。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自是老怀弥慰。
也是乱世之时,该当小人得志,君子遭祸。湖州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在任内贪赃枉法,百姓恨之切齿,终于为人告发,朝廷下令革职。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但革职的廷令一下,他东贿西赂到处打点,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他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番丢官,连回家也没有盘缠,没法成行。有些富人为免麻烦,便送他十两八两银子。待得来到富室朱家,主人朱佑明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正直君子,非但不送仪程,反狠狠讥刺,说道阁下在湖州做官,百姓给你害得好苦,我朱某就算有钱,也宁可去周济给阁下害苦了的贫民。吴之荣虽然恼怒,却也无法可施,他既已遭革职,无权无势,又怎再奈何得了富家巨室?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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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问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好像作曲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漫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份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纪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一九八六·二·六 于香港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
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Q,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男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
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到一九八〇年年中结束,一共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一九八一·六·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