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时代的深刻真相，启发社会的清醒思索！

美国政府智库专家托马斯·索维尔名作、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作序，郑也夫推荐。

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知识分子与社会》是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名著，也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从观念、经济、社会、媒体、法律、战争等6个方面全面陈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舆论导向作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官方政策的形成都会受到知识分子所塑造的舆论氛围的影响。

知识分子犹如无形之手，扭转战局、左右乾坤，没有他们，历史或许将重新改写！

《知识分子与社会》是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名著，也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从观念、经济、社会、媒体、法律、战争等6个方面全面陈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舆论导向作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官方政策的形成都会受到知识分子所塑造的舆论氛围的影响。

当代知识分子不仅影响力胜过以前，而且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也大有不同。他们并不是通过塑造执政者的观点或引导执政者的行动来影响事件进程，而是通过影响民主社会中的执政者的行动的各种方式，来塑造公共舆论，最终影响事件进程。无论执政者是否接受知识分子的一般构想或者决策，知识分子的这种影响都会实现。

托马斯·索维尔通过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案例，深入、全面分析了知识分子导致社会变动的背景、诱因和巨大后果。这项研究所发现的最为惊人之处就是：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经常被实践证明并非对症下药，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更可怕的是，知识分子们却常常无视那些灾难而固执己见。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崛起，美誉与污名并存，《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冷峻思考更能对当下公知的理性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推荐序

前言

第一章 知识与知识分子

第二章 知识与观念

第三章 知识分子与经济学

第四章 知识分子与社会想象

第五章 媒体和学术界中的可选择现实

第六章 知识分子与法律

第七章 知识分子与战争

第八章 知识分子与战争：重复的历史

第九章 知识分子与社会

致谢

译名对照表

同其他人一样，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和观念的混合体。对于某些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包括系统的程序性知识，这种程序性知识用来检验观念并决定这些观念作为知识的有效性。既然理念是知识分子的毕生事业，因此人们可能会期望他们更加彻底、更加系统性地去让他们的观念经受这些检验。当然，知识分子在实践中是否会如此行事，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如此行事，这本身也是个需要得到检验的观念。毕竟，知识分子往往还具备其他擅长的技能，包括运用辞令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够帮助他们逃避对其所珍爱之观念的检验。

简单说来，知识分子的各种技艺既能够被用来促进知识准则，也能够被用来回避那些知识准则，反而去促进非知识的内容或者甚至是反知识的内容。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按照职业范畴进行定义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许会让其观念经受检验，也许不会展现出这样的知识处理程序。事实上，那些未被定义为知识分子的人，如工程师、金融家、医生等，可能要比一些或者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加频繁、更为严格地坚持知识检验程序。当然，这种情形在多大程度上为真，则是另一个经验性的议题。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在职业范畴意义上运用的“知识”这一词语，不能够允许知识原则或标准可能存在、也可能事实上不存在的情形。

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领域内，存在着重要的、严格的知识原则；但当他们开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行事，开始拥护那些超出其专业共同体的范围而面向大众的理念和政策时，他们有可能会将知识的严密性，带进这些更普通的、更具政策取向的或者更渗透了意识形态的讨论中，但也可能，他们并不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举例来说，伯特兰·罗素既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在严格知识领域内的著名权威。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作为数学领域中拥有里程碑性专著的作者罗素，而是那个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正重新武装德国时却主张英国“单方面裁军”的罗素。罗素关于裁军的倡导一直延伸至所有方面，以至于他提出这样的主张——“遣散陆军、海军、空军”；而需要再次提醒的是，那时候希特勒正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武装德国。同样，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并不是作为语言学家的诺曼·乔姆斯基，而是同罗素一样做出过极端政治声明的那个乔姆斯基。还有，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享有盛誉的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而是在1932年美国大选中敦促美国人为共产党人投票的那个威尔逊。在这件事情上，威尔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杰出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比如乔恩·德斯·帕森斯、谢尔伍德·安德森、兰斯通·休斯、林肯·斯蒂芬斯，以及当时许多其他的著名作家。

萧伯纳在1933年访问美国时，曾这样说过：“你们美国人太畏惧独裁者了。独裁统治是让政府能够实现任何目标的唯一方法。看看民主带来的这一团糟。你们为什么要惧怕独裁呢?”在萧伯纳1935年离开伦敦去南非度假时，他又宣称：“在知晓希特勒已经把欧洲的一切事情都料理妥当的情况下去度假，感觉真好。”当希特勒的排犹行动最终疏远了萧伯纳时，这位著名的剧作家却仍旧保持着他对苏维埃独裁统治的偏好。1939年，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签署后，萧伯纳又说道：“希特勒先生处于斯大林的有力控制之下，后者对于和平的兴趣是势不可当的。除了我，所有人都被吓坏了。”但仅仅一周之后，希特勒就从西线入侵波兰，斯大林则紧随其后从东线进入波兰，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那些做出完全不负责任声明的一流知识分子们，那些提倡毫无希望、不切实际又极为鲁莽且危险事物的知识分子们，其名单几乎可以无限地扩展。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功成名就，但此处的重点在于，许多人都没有坚守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正如乔治·斯蒂格勒在评价其获得诺贝尔奖的伙伴时所说，他们“往往在只有一个来月的调查基础之上，就对公众发表严肃的结论，有时候他们甚至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任何依据”。

这些知识分子的致命失误在于，他们假定了这一点：他们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能够普遍化为各方面的优秀智慧或美德。但那些像著名知识分子一样在专业领域内享有盛名的其他职业人士，如象棋大师、音乐天才和其他一些人，却很少犯这类错误。在知识分子职业和知识准则之间做出一个鲜明区分，有着充分的必要；因为知识分子职业中的有些人，能够而且也的确会违反知识准则，特别是当他们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时，在他们做出关于社会的声明时，以及他们在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传记作者和同事、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关于凯恩斯所说的话，可以恰当地用在许多其他知识分子身上：

他在广泛的主题上侃侃而谈，在其中一些领域内他是绝对的专家；但在另一些领域，他所发表的观点可能仅仅来源于他碰巧浏览到的某本书中的几页内容。在这两种不同情形下，他留给别人的权威印象却是完全相同的。P17-19

历史上大概从未有过哪个时期像当今时代这样，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当那些制造理念的正宗知识分子的理念，被环绕知识分子周围的传播者——也许是记者、教师，也许是立法机关的职员或法官助理，也许是其他被称为知识阶层的成员——大肆传播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演变过程的影响就会相当可观，甚至至为关键。知识分子的这种影响力当然有赖于其周围的环境因素，包括知识分子有多大的自由去宣传他们的理念，而不是像在极权主义国家中那样沦为政府宣传的工具。研究苏联时期像伊利亚·爱伦堡那样的杰出作家所展现的理念，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些理念仅仅是苏维埃独裁者所允许或倡导的理念而已。总之，这里对知识分子之影响的研究，是对现代自由国家中知识分子影响力的研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

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本书对于知识分子的类型研究，将很少关注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知识分子巨匠，而是更多地关注那些不怎么杰出的知识分子成员。这种安排只是因为弗里德曼教授与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在许多方面都不怎么典型；这种非典型既表现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图书中，也表现在他对时下问题的通俗评论作品中。我们时代的一部“均衡的”、一般性的知识分子历史必将给予弗里德曼教授大量关注，而本书这种聚焦于一般类型的知识分子研究，则会将弗里德曼作为一个杰出的例外，不会对其有太多关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无论从道德还是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因此他也同弗里德曼一样，在其同时代知识分子中太不典型了，以至于不能纳入对这一职业一般类型的研究之中。

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面世。有些对特定的杰出人物进行深入探究，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即是这样一本特别深刻的著作。其他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中于特定时代的理念上。理查德·A·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所关注的，是那些直接面对公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本书的关注焦点则是那些影响（有时是塑造）公共态度和信念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作品是否被大众广泛阅读。就像J·A·熊彼特所说：“有许多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读过凯恩斯或马克思著作的任何一行字。”许多人从知识阶层那里获得二手或者三手的理念。

在那些知识分子的研究者的诸多言论中，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利勒教授在其著作《心灵的疏漏》（The Reckless Mind）中的评价特别醒目：

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人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作解放者，将其难于想象的罪行当作高贵行为。那些想担当重任去真实记录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历史的人，需要具有强大的承受力。

但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他将需要克服他的反感，以便能够坚持深入地反思这个奇怪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的根源。

然而《知识分子与社会》并不是关于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一本历史著作，那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工程，适合更年轻的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与社会》确实试图去解释知识分子世界中的某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全社会产生着普遍的影响。这本书并不是从特定知识分子的著作或行为中进行简单概括，而是致力于分析：在当代知识阶层成员一般类型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观念以及什么样的激励和限制因素？当代知识阶层说过什么、他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对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特定杰出知识分子的传记或思想观念，人们已经知道很多；尽管如此，对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一个群体的性质和角色的体系性分析，却非常少见。本书努力拓展这样一种分析：去探究知识阶层正在将美国社会和普遍而言的西方文明导向何种方向？以及这种导向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尽管这本书是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它却并非为知识分子而写。本书的目的在于获得一种对重要社会现象的理解，并与那些愿意分享的人们共同分享这种理解，无论这些人身处什么职业。至于知识阶层中那些正在寻求新的得分点的人们，或者寻求某种能加以批判之事物的人们，就由他们对本书自行其是好了。本书致力于这种探究：努力达成对大众中与众不同的这部分人们的理解，因为知识分子的活动能够对国家和文明形成极为重要的后果，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许多这样的后果。本书写给那些愿意与我一起作此探究的读者。

托马斯·索维尔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如同我的其他著作，这本书要在很大程度上感谢我杰出的研究助理们的工作，即刘娜(音译，Na Liu)和伊丽莎白·考斯特的工作。刘女士已跟随我工作20多年，她不仅为本书搜寻来大量事实资料，而且为其贡献了许多洞见，一如她已经为我的其他著作所做出的同样贡献。现在她又为我创建了计算机文档，这样我的书稿能够被直接打印出来。我的另一位助理考斯特女士，为我做了打印本的编校和资料核查，我的任何疏漏几乎都逃不过她的仔细编校。我也受益于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博士、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莱诺·A·格拉利亚教授以及胡佛研究所的维克多·戴维斯·汉森博士所提供的信息。但是，本书任何的错误和不足都由本人负责，与他们的贡献无关。

《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北京大学教授 何怀宏

随着公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出现，美誉与污名并驾同来。若不想盲目地赞誉或诋毁，深入认识这一角色当为必要的前提。故中译本《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出版，堪称及时。

北京大学教授 郑也夫

“此书在好几个方面都非同凡响……在他的论证之中没有什么倾向性的或偏袒性的内容……他的这本著作公正、清晰、富于说服力。”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我看来，托马斯·索维尔是当前美国仍然开展研究的哲人中，最具原创性的、最富于吸引力的一位。”

——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现代》(Modern Times)一书的作者

“索维尔的分析是总是那样的见闻广博，丰富地展现了那种不断增长的不寻常品质，同时也大量展现了常识。”

——《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