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克西所著《飞越疯人院》，

你可以选择服从，然后获得释放；

也可以保持你的骨气，但一直被留在病房里。

疯癫与文明，奴役与自由，垮掉一代的“精神圣经”，嬉皮时代的催生者和见证人。

同名电影荣获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五项大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缩影，累计销量超过一千万册。

肯·克西所著《飞越疯人院》中，精神病院里的护士以严厉的手段、冰冷的器械和冷酷的心肠统治病人们，试图把他们改造为柔顺的、规矩的、毫无个性的机器，直到不受约束的麦克墨菲进入了疯人院。在病人中，印第安人布罗姆登最懂得体制的力量，即便麦克墨菲仿佛一步步走向胜利，但布罗姆登却知道更严酷的压制在等待着他们。当麦克墨菲从手术室被送出来，变成了一具眼神空洞的塑料娃娃，胆怯而沉默的印第安人敲碎了窗户，逃离这个疯人院。

正文

他们在外头。

穿白色制服的黑男孩们起得比我早，他们公然在大厅里性交，然后在我能抓到他们前把大厅都擦干净。

我从宿舍里走出来时他们正在擦，三个人都闷闷不乐，憎恨一切：憎恨一天中的此时此刻、脚下的这个地方，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一起工作的人。当他们这样憎恨一切时，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我。我穿着帆布鞋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壁走过去，像灰尘一样安静，但是，他们似乎配有特别灵敏的设备，能够侦察到我的恐惧，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黑脸上的眼睛闪闪发亮，就像老式收音机背后伸出的电子管所发出的坚硬的光。

“这是酋长。超级酋长，伙计们。老扫帚酋长。拿去，扫帚酋长……”

他们把一个拖把塞到我手里，指一指今天要我打扫的地方，我立刻遵命。其中一人还用扫帚柄打了我的小腿肚一下，催我快点滚过去。

“呃，你看他那个急不可耐的样儿！个子高得都能从我头上吃到苹果，却像婴儿一样听我的话。”

他们大笑，然后我听到他们在我身后凑在一起嘀嘀咕咕。黑色机器忙碌的嗡嗡声，哼着仇恨、死亡和医院里的其他秘密。他们认为我又聋又哑，所以当我在附近时，他们并不刻意压低声音谈论他们的仇恨。每个人都认为我又聋又哑。我的谨慎小心足以糊弄他们到这种程度。如果说拥有一半的印第安人血统在这肮脏的生活中对我有任何帮助的话，那就是它让我谨慎小心，这些年来一直这样。

我正在病房门附近打扫，这时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从锁包围钥匙那轻柔、迅捷、熟练的感觉，我知道是“大护士”来了，毕竟她已经跟这些锁打交道很久了。她带着一股冷风从门外溜了进来，然后锁上了门。我看到她手指滑过锃亮的钢门——每个指甲的颜色都和她嘴唇的颜色一样。那是一种可笑的橘红色，让她的指甲就像一块块烧红的铁的顶端。这颜色是如此炙热，又是如此冷酷，如果她摸你的话，你都无法判断到底是冷还是热。

她拿着她的柳条编织袋，就像阿姆帕夸部落在炎热的八月沿着高速公路叫卖的那种工具箱形状的手袋，上面还有一个大麻纤维的把手。我在这里的这些年她一直用这个手袋，手袋编织得很稀疏，所以我能够看到里面——没有粉盒、口红或其他女性用品，但却似乎塞满了许许多多今天她准备履行职务时使用的零部件——车轮和齿轮、擦得冰冷锃亮的嵌齿、像瓷器一样微微发光的小药片、针头、镊子、钟表匠用的钳子、铜线圈……

她走过去时对我点了下头。我让拖把顺势把自己往墙上一推，面带微笑，试图避开她的注视，觉得也许这样她的那些设备就失效了——如果你闭上眼睛，它们就无法了解你很多。  当她在大厅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在黑暗里我听到她的橡胶鞋跟敲击着地板，柳条手袋里发出的声响和她走路时的响动猛烈碰撞着。她走路的姿势极为僵硬。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到了大厅的另一头，正要拐进玻璃围成的护士站。她将一整天坐在她的桌子前，透过她的窗户向外看，在接下来八小时中把休息室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她的脸看起来满足而平静。

然后……她撞见了还凑在那儿嘀嘀咕咕的黑男孩们。他们没有听到她已经进了病房，现在才感觉到她怒目而视，已经太迟了。他们应该知道不要在她值班时扎堆瞎聊。这几个人的脑袋骤然分开，他们满脸疑惑，像被困在陷阱中一般互相挤靠在走廊的尽头。她俯下身子朝他们冲了过去。她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看得出来她异常愤怒，很显然已经失去控制了。她要把这些黑杂种的四肢一条一条地撕碎，她实在是太愤怒了。她开始膨胀，直到白大褂崩裂，她的背部露了出来。她让她的胳膊一节接一节地伸出来，直到长得足够环绕他们三个五六圈。她硕大的头颅猛地一转，往四周看了看。除了藏在拖把后面、无法开口求救的混血印第安人老布鲁姆·布罗姆登以外，其他人都还没有起床。于是这下她真的放开了，在她涂抹着脂粉的脸上，微笑扭曲成了肆无忌惮的咆哮。她膨胀得越来越大，宛如一台巨大的拖拉机，以至于我能够闻到她体内机器的味道，就像你能闻到超载的汽车所散发出的气味。我屏住呼吸想，上帝啊，这次他们来真的了！他们让仇恨层层累积到不堪重负的程度，在尚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之前，就一定会互相把对方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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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学的声名在美国人的想象力中达到了巅峰。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收治了七千多名病人，成了一座乌托邦式的丰碑，意在标榜将精神疾病患者从社区隔离进行治疗的卓越功效。根据玛丽·简·沃德的小说《蛇穴》改编的1948年的同名电影将精神病医生描述为一位救世主，拯救了在精神病院饱受磨难的妇女。如果人的精神能够如此放荡不羁而导致形成多重人格，那么拥有爱心的精神病医生则一定能够解除心魔，让分裂的人格重新合一，就如同演员李·科布在1957年的电影《三面夏娃》里表现的那样。精神病医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骑士，将年轻女孩从无处不在的心魔中解救出来。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院则成了魔鬼。曾受训于布达佩斯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在其《精神疾病的秘密》（1960）一书中突然对自己曾接受的培训发难，声称精神疾病的说法“不仅没有科学价值，而且有害于社会”。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中认为，精神病人经常通过装疯卖傻、作践自己和作弄医生来达到牵制并躲避危险人群的目的。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记录了精神病院的诞生，并且认为疯癫的现代概念就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文化发明：曾经被认为是社会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疯子们被视为一种威胁，他们被隔离到了精神病院里，变得悄无声息。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的《疯人院》将精神病院，特别是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描述成建立于某种权力机制之上的机构，在这种机制中，病人被贬低并非为了治愈疾病，而是为了维护精神病治疗专家的权力和威信。高夫曼得出结论说：“精神病人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为了离开医院，或是在医院的日子好过一点，他们必须接受精神病院安排给他们的位置，而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支持把这场‘交易’强加给他们的那些人的职业角色……精神病人会发现自己被一个让其他人日子好过一些的过于沉重的服务理想给压碎了。”

这些著作将精神病学和精神疾病视为在科学的面具掩盖之下的社会净化的工具，几乎没有诊断或者治疗的价值。治疗意味着内化某个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不是对于疾病的诊治。尽管上述著作在知识界中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却欠缺广泛的冲击力，无法与一本从1960年开始创作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写作班学生，他那时正在一家精神病院值夜班，并且参与政府资助的药物实验。肯·克西并未打算写一部有关精神治疗的专著（当时电疗的作用还处于争论之中），或者纠正任何政治错误。他的性情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恶作剧，因而不太可能提出某种社会学的或者政治上的预案。当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门罗帕克老兵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时，他对病人们产生了同情，开始质疑之前所确立的疯癫与否的界线。他开始考虑发疯是否意味着服从于一个无思想的制度，抑或是试图彻底摆脱这一制度。在《飞越疯人院》一书中，精神病人斯甘隆一语总结了高夫曼的论文或关于悲剧的现代定义：“地狱一般的生活，你接受是诅咒，不接受也是诅咒，把一堆人这样胡乱地捆绑在一起，真是该死。”你可以选择服从，然后获得释放；也可以保持你的骨气，但一直被留在病房里。

肯·克西认为当时颇为流行的“治疗性团体”是一种强迫人的内在精神适应他人的理想外在环境的方式。按照这一实践，病人们互相吐露秘密，以努力使病房“尽可能像……民主、自由的社区——一个内部小世界，这是某一天你将会重新占一席之地的那个外部世界的缩影”。治疗性团体成了一种强迫手段，假意为了民主大众的福祉而帮助人们，但其实只是服务于平庸的大多数，以及为达到自身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管理者。在《飞越疯人院》中，克西把精神病房变成了战后美国社会所实施的控制手段的象征。

肯·克西是一位成功的乳制品农场主之子，曾就读于俄勒冈大学的戏剧专业，并是该校的明星摔跤手。1956年毕业以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秋末》的有关大学体育的小说，并且在好莱坞待了一年，企图涉足电影行业。之后克西得到了前往斯坦福大学学习写作的“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和妻子弗伊搬到了帕拉阿托市帕瑞区的波西米亚人聚集地。克西开始创作一本名为《动物园》的小说，书中主人公是个乡下的男孩，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成了旧金山北岸区“垮掉一代”社区的一分子。《动物园》的影响没有达到克西的预期，但是该书为他赢得了著名的“斯蒂格纳奖学金”，使他有幸得到瓦勒斯·斯蒂格纳、弗兰克·奥康纳，特别是马尔科姆·考利等人的教诲。马尔科姆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编辑，曾经推出了福克纳和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后者的作品《在路上》于1957年出版。成为一名叛逆者的克西很少参加一般的讲座，而是在家中或其他地方举行座谈，和其他具有天赋的同辈分享作品与思想，这些同辈包括格尼·诺曼、罗伯特·斯通、拉里·麦克莫特里、肯·巴博和温德尔·伯里。克西在帕瑞区的某位邻居是心理学的研究生，名叫维克·拉维尔，他是艾伦·金斯堡和理查德·阿尔伯特（后来的拉姆·达斯）的朋友，他告诉克西有关政府在当地老兵医院进行精神药理学实验的事情。克西于1960年春天开始参与这些实验。大约在同一时期，有个人跑到了克西的家门口，开一辆变速器漏气的吉普车，说话飞快、滔滔不绝，还把自己的变速器拆得七零八落。这人叫尼尔·卡萨迪，是“垮掉一代”的缪斯，《在路上》中人物狄安·莫里亚蒂的雏形，他在圣昆丁监狱坐了两年牢，刚刚放出来，并未真正在路上很久。他一直都没有向克西解释是什么让他坐牢，但是四年以后，他将驾驶克西的巴士，载着“快乐的恶作剧者”环游美国。野性被禁闭已久，西部等待着探索。  禁闭、控制和孤独准确地描述了冷战时期的黑暗情绪，当克西进入斯坦福的时候，周围仍然寒意十足。虽然麦卡锡自己失败了，但HUAC也就是“非美活动委员会”仍在审查大学教授和其他人的政治忠诚度。共产主义的“幽灵”如此不可捉摸而难以控制，导致了一种怀疑和沉默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有事隐藏和害怕被误解的人中间。“制度遵从”成了二战之后备受赞誉的小说以及流行的社会学所关注的主题。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描写了一个挣扎于白人的遵从和黑人的不遵从之间的男人，在看不见的孤独中备受折磨。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和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渲染了军队的遵从和单一对个体力量的削弱，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光荣之路》（1957）则显示了在军队等级制度中军事法的残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学文献也对孤独和遵从等问题的界定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大卫·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1950）提出在中产阶级的美国有两种主要的社会角色——内在的和外在的，并分别使用内在“方向仪”和“雷达”做比喻，描述并且强化了人类异化为类型和机器的事实。理斯曼也强调了通过各种否定性自我评价的策略所实施的文化控制。威廉姆·怀特的《组织人》（1956）描述了二战以后强盗资本家如何壮大起来，通过组织完善的社团来同化美国。个人简化为分类后的数据困扰着克西，就好比它给金斯堡的《嚎叫》（1956）和威廉·巴洛斯的《裸体午餐》（1959）提供了燃料，这些作品描述了美国末日狂欢的景象。

进入迷幻的状态能把个人从文化残缺的效应中释放出来，这激发了金斯堡和巴洛斯的想象力。肯·克西参与政府资助的迷幻药实验成了一个寓言，表明了政府利用科学和技术控制世界的企图和这种企图的失败。冷战时期，政府极力吹捧科学，甚至利用了人们担心科学发展会使得世界失控的恐惧。让原子弹成为现实的天才计划却激发了对于核扩散的巨大恐惧，并且直接引发了冷战。设计原子弹并实施战后恐怖政治的奥本海默很快就因为想要停止氢弹的制造而成为恐惧和怀疑的目标，失去了从事机密工作的资格。阿尔弗莱德·金赛量化人类性行为的努力同样具有讽刺意味。他的研究成果，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金赛性学报告》，看起来颠覆了美国家庭的理想，因此被主流报纸拒之门外。《生活》杂志称《金赛性学报告》是对“作为社会基本元素的家庭的攻击，对于道德的否定，对于放纵的宣扬”。有意思的是，很可能就是因为声称超过四分之一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四十岁之前和别人通奸过，一半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都曾有过婚前性行为，金赛的报告成了畅销书。尽管性行为特别是同性恋行为开始和颠覆性以及对隐秘东西的恐惧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是难以驾驭的，就算可以测量，却无法被控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也见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麦角酸、三甲氧苯乙胺和其他迷幻药的各种实验项目。中央情报局希望开发控制大众思想的手段，作为冷战中的武器。虽然并非所有想要LSD的人都能弄到它，LSD还是成了反主流文化魅影中艺术家、作家和演员们的话题。金斯堡设法参与了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LSD实验，最终写了一部惠特曼风格的、洋洋洒洒的“颂词”，描述LSD强化空虚的疏离和夸大妄想症的力量：“我，艾伦·金斯堡，一个独立的自我／想要成为上帝的我。”金斯堡和其他人的问题是LSD到底让人精神错乱还是洞彻世事。克西自愿参与在门罗帕克医院进行的政府资助的药物实验，得到七十五美元的报酬，服用LSD、二苯甲烷、三甲氧苯乙胺和IT－290。不久，这些药物流入了帕瑞区，并最终进入了美国大众主流文化。政府里的精英们也无法控制药物的“平民化”。正如克西自己在1987年说的那样：“政府要求我们，‘嘿，到那边的那个小盒子里去。’那个小盒子里有我们没勇气进去拿的东西……然后他们又说，‘不要让他们再回到那个盒子里去！’”《飞越疯人院》中的药物不是为了治疗，而是要让人上瘾，从而守规矩并消除自由的意志：“拉契特小姐会让我们都靠着墙站成一排，在那里我们将面对填满枪膛的枪，她已经在里面装了眠尔通！氯丙嗪！利眠宁！三氟啦嗪！镇压！用镇静剂把我们都消灭。”

克西后来在《飞越疯人院》的创作中预言了迷幻药文化。酋长布罗姆登的传奇在克西服用了“拍约他”后，在头脑中成形，然后加以充实。后来，克西修改了小说及其人物，尤其是布罗姆登这个角色，减少了药物对小说创作的作用。药物也许开启了几扇门，但是那些形象主要来自东方神秘主义、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麦尔维尔，而不是那些药丸：

在作为似乎是灵光乍现的天才（即使不是绝顶天才）的预言者混了很多年后，我被告知某位神灵有点被激怒了，因为电报员过于傲慢而将收到的信息作为自己的成绩，就像是收报员自己发出的信号似的。“布罗姆登先生要求你不要再以他的创造者的口吻说话，”我被告知，“停止吧，否则小心变成你自己的虚荣荒唐事的猎物。”（《克西的跳蚤市场》，维京出版社，1973年，第14页。）

称酋长布罗姆登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如同很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恰恰是用小说所质疑的操控一切和居高临下来减少这个人物自身的想象天赋和幽默感。布罗姆登是本书的第一个傻子和杂耍者。当他在书的开头说“就算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我说的也都是真的”，他说出了欺骗艺术的精华所在，一个道出真理的谎言。杂耍者是北美印第安人文学和欧洲文学中无所不在的人物，以他们的狡黠、不可靠、颠覆所有的等级观念、愚弄周围人的同时也愚弄他们自己的自嘲性而著称。他们展示着原始和被遗忘的过去的力量，来撼动过多文明所造成的过于平静的秩序。布罗姆登骗得周围的人相信他又聋又哑，但是他也因此让自己身陷其中，也许要找回他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那种曾导致他成为“正在消失的美国人”和一个“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六英尺八英寸高的扫地机器”的暴力形式。灭绝的威胁和把一个强壮的人简化为机器似乎是那个难以捉摸的“联合机构”的杰作之一，“联合机构”是一个通过同化个人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实体，是一个对于阻挡其前进的任何东西都无情鞭打、切割和清除的机器。布罗姆登似乎是这机器及其目标的一个不合拍甚至有些破损的零件。

布罗姆登对于“联合机构”及其机器的看法是他的旧日伤口造成的：政府建设水电大坝使得他的家族部落失去了捕鱼的地方。在梦境中恐慌的一刻，他将“联合机构”的隆隆声描述为“很像你深夜站在巨大的水电站大坝上听到的声音，展示着那股低沉、无情而残忍的力量”。他听到工人们“流畅地贴身经过其他人，他们的身体贴得那么近，我甚至听到了濡湿的身体撞击的声音，就像鲑鱼尾巴拍打水面时发出的声音”。之后，在又一次令人打战的恐慌中，他回忆“美国内政部用一个碎石机埋葬了我们的小小部落”。这大坝就是机器的一部分，影响了人和鱼的机器，他们（它们）都难以抵御它的力量，破坏他们（它们）生活方式的力量。克西有关印第安人的经历和对于破坏力的义愤，在遭遇门罗帕克老兵医院很久之前就开始了：

我爸爸曾带我去观看在北俄勒冈举行的彭德莱登牛仔竞技大赛。他会让我独自待在那里一两天。我会和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一起玩。我通常坐长途巴士回去，经过哥伦比亚河谷，他们正在那里建设达尔斯大坝，以便给俄勒冈的那个地区供电，灌溉田野。但是大坝会淹没赛理罗瀑布区域沿着哥伦比亚河的古老捕鱼地。政府在用脚手架建大坝。当我第一次来俄勒冈时，我曾看见印第安人站在那些脚手架上用三齿鱼叉叉那些试图跳上瀑布的鲑鱼。政府已经买下了他们的村落，把他们搬到了路对面，并在那里给他们盖了新的小屋。（肯·克西访谈录，《巴黎评论》，1994年春）

……

克西想象着在小说的中心有一种强烈的戏剧冲突，但是也许在这一冲突里我们所见的，如同斯甘隆所见的那样，无非是所有的选择都代表着失败。他从希腊悲剧，特别是《安提戈涅》及其对于个人拒绝服从国家秩序之后果的描述里得到暗示。但是克西发现自己也沉浸于麦尔维尔的戏剧冲突里。令人恐惧的大白鲸化身为“联合机构”和它的工具大护士。在这样一个非人的世界里，也许只剩下背叛者和被逐出者会去追讨人性。在《白鲸》里，船长艾哈伯成了那个受伤的煽动者，带领着他的船队去追逐一个幽灵。在《飞越疯人院》里，麦克墨菲带着他的人进行了一次更为有趣的钓鱼活动。在他们去渔船的路上，哈丁转向麦克墨菲，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观察：“我以前从未意识到心理疾病也能产生力量，想一想：也许一个人越疯狂，他就变得越有力量，希特勒就是一个例子。什么事都要求合情合理就会让人头昏脑涨，不是吗？那真是精神食粮一般的警句啊。”麦克墨菲曾拿自己那大白鲸图案的黑短裤开玩笑，说是一个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女学生送的，“她说我是一个象征”，这无疑是象征那个储存精子的庞然大物。但是如同麦尔维尔的大白鲸一样，麦克墨菲也是一个难以捕捉的幽灵。在麦尔维尔和克西那里，美好与邪恶的巨大冲突成了模棱两可的形象的交替，黑与白的结合。

克西唤醒了麦尔维尔作品里的人物，如沉默的抗拒者巴托比、化妆的骗子，以及高贵而神秘的魁柯来体现酋长布罗姆登，并探索在一个残酷的世界里保持尊严的可能性。比利·彼比特的命运让人不禁联想到麦尔维尔的替罪羊似的人物比利·巴德，而麦克墨菲似乎也多少具有水手的牺牲精神和柯拉加特先生的狡黠。当他带领大家去钓鱼时，麦克墨菲难道不是一个渔夫之王、一个耶稣一样的钓取人们灵魂的渔夫、一个像船长艾哈伯一样的善于操纵的专制者，或者一个带领一群疯子乘坐“百灵鸟号”或者“愚人船”到海上胡闹的骗子？钓鱼是最古老的把戏之一，而麦克墨菲似乎是一个玩把戏的高手。病房里的人假定了他那荒唐愚行背后的高超技巧会让他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大护士也知道如何击破病人们对这个“救世主”的忠诚，让他们怀疑他的好意，并提醒他们“他绝非傻瓜”。

最终，由于拒绝退出他的游戏，麦克墨菲也许成了真正的傻瓜。如同每个杂耍者的命运那般，他深陷于自己的游戏之中。他无法抗拒击穿大护士高深莫测、难以驾驭的面具，并剥夺她自称的权威和纯洁性的诱惑。他的嗜赌成性和巨大胃口使得他周围的每个人都暴露在一个不能容忍挥霍者的赌场。布罗姆登说：“他要对付的东西是无法一劳永逸地被制伏的。你能够做的就是不停地斗争，直到你再也无力应对更多的回合，别人不得不接替你的位置。”麦克墨菲的这种品行以及他维持自身独立性的方式，对于他自己和其他人都产生了后果。每一次麦克墨菲砸碎护士站的玻璃时，他都加高了赌注并加剧了风险。在这一群人中，最终只有一个人砸碎了通向更广大世界的玻璃。麦克墨菲也许就是自身破坏性激发了创造性的巫师，一道让光明进入、让野性流露的缝隙。

罗伯特。法根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文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