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世间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万历十五年（经典版）》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为Ray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增订纪念本出版说明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为Ray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