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志、吉平、张文平主编的《锡林郭勒文化遗产／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以草原地区古代民族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为具体研究对象，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进行“时”、“空”、“人”三维的全方位考察研究，以期对草原民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制度体系进行客观定位，进而揭示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陈永志、吉平、张文平主编的《锡林郭勒文化遗产／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综述主要是介绍锡林郭勒盟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以及以往文物考古工作概况等。附录主要是对锡林郭勒盟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作分解统计，包括公布名称与单体名称、时代、保护级别及批次、所在旗县（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前言 陈永志

内蒙古文化遗产概论 陈永志

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综述程鹏飞

文化遗产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秦汉魏晋北朝时期

 隋唐时期

 辽金元时期

 明清时期

 近现代

附录

 表一 锡林郭勒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表二 锡林郭勒盟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表三 锡林郭勒盟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记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击败东胡，盘踞蒙古高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后，连接北方列国的长城带物化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边界。长城之外的草原居民也迅速、对应性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匈奴，他们以统一的形式对抗中原的统一。秦时期，锡林郭勒南部属上谷郡北境，西南部为渔阳郡北境。多伦县境内现存的燕长城（后为秦长城）就是游牧与农耕的实体界限。

西汉时期，锡林郭勒地区为匈奴单于庭直辖，东部为乌桓部辖地，南部属于幽州。目前，有学者认为西乌珠穆沁旗的吉仁高勒城址或为汉代的匈奴城址。锡林浩特地区也发现了汉代陶窑址，但这些遗存的性质和内涵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确认。东汉初期，汉朝廷为防止匈奴役使乌桓，将部分乌桓部众由长城外逐渐迁移到长城内。与乌桓同出东胡系的鲜卑也趁势南下、西迁，填补了原来的乌桓故地，锡林郭勒地区遗留下丰富的鲜卑物质文化遗存。正蓝旗和日木图墓葬出土的三鹿纹铜牌饰，二连浩特市盐池墓葬出土的桦树皮器底以及奔鹿纹铜腰带，镶黄旗博和音敖包墓葬出土的夹砂陶壶与陶罐，苏尼特左旗吉布胡郎图墓葬出土的夹砂菱格纹陶罐、铜带钩、三翼铜镞、绿松石等均被确认为鲜卑早期遗存，年代均被推测为东汉晚期阶段。鲜卑的迁徙是一个长期、长程的历史阶段，因此这都证明了锡林郭勒草原是鲜卑南迁的必经之地。

魏晋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在阴山以南建立政权，锡林郭勒南部地区为鲜卑所辖，北部地区却成为柔然的勃兴之地。为了防御柔然南侵，北魏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带建立了军事重镇和长城体系。锡林郭勒南部的多伦县、正蓝旗和太仆寺旗境内均有北魏长城分布。近年来，在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地区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贵族墓地，该墓地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北魏长城一线以北，其等级规格之高、地缘之特殊、西方文化因素之突出，均令人出乎意料。伊和淖尔墓地为锡林郭勒地区的边疆史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早在552年，蒙古高原上的青突厥人就建立了突厥汗国，突厥语系的诸部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隋唐时期，锡林郭勒北部、东部由东突厥占据，后成为突厥单于都护府辖地。锡林郭勒地区发现的隋唐时期古遗址、古墓葬、岩画群等不可移动文物点共计84处。其中，以苏尼特、阿巴嘎地区的石板墓、石堆墓群占大宗（约占80％以上），部分墓群还遗留有石雕人像。由于锡林郭勒草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政权是建立在“四时迁移，追逐水草”的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上的分散性、脆弱性及不稳定性，反映到政治上必然是组织松懈，政权难以长期稳定，国力忽强忽弱、骤兴骤变，极容易形成各游牧部落争相称霸的局面。也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突厥民族“重兵死而耻病终”的社会生存价值观念。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尚武”传统在突厥人的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突厥人“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这种骑士精神与尚武传统的发扬与传承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突厥社会中“刻石记功”、“杀人立石”的“石刻文化”。分布于锡林郭勒北部地区的为数众多、风格独特的“翁仲”、“直立”式石雕人像即是其代表。有学者考证锡林郭勒地区的石人、石堆墓的年代有的可能稍早于隋唐时期，或为柔然人治下的突厥人，有的是突厥汗国时代的突厥人，也有后突厥时期的突厥人。总的来说，这些墓葬的年代可能是公元6～8世纪的遗存。

916年，北方民族契丹建立政权后，锡林郭勒地区被纳入上京临潢府管辖。现西乌珠穆沁旗额木廷混地，锡林浩特市斯仁温都尔、马蹄山，多伦县大北沟、牛心山等地均发现辽代墓葬群，出土了铜镜、鸡冠壶等辽代风格的随葬品，部分墓葬内部还设有黄柏木棺椁、棺床小帐等高等级葬具。从鸡冠壶的特征来看，墓葬年代从辽代早期到晚期均有发现。锡林浩特的巴彦锡勒古城址，是锡林郭勒地区目前唯一一处被确认的辽代城址，被专家考证为仪坤州故址。

1115年，女真族建立大金国，锡林郭勒东部属金临潢府路庆州所辖，设置大盐泺群牧司，北部由广吉剌部所居。现东乌珠穆沁旗的额吉淖尔盐池盛产青盐，行销四方，在其湖畔发现了大量金代风格的陶瓷片及建筑遗迹等，推测即为金代著名的大盐泺群牧司驻地。锡林郭勒南部属宣德州辖地。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意”，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大臣移剌子敬请求将西北路招讨司北迁至界壕附近，以保护皇帝的安全。于是，金莲川上的旧桓州城就成为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旧桓州在今正蓝旗黑城子种畜场第四分场北1公里，当地俗称“旧太平镇”。后因战略防御之需，将旧桓州城废弃，在其东北24公里另建新城，也即四郎城。四郎城成为金代西北地区的边防重镇。金王朝为了防御其北部和西北部的蒙古部族侵扰，在锡林郭勒境内修筑了多道界壕。目前，有10个旗、县、市区内发现有金代不同时期所筑的界壕防御工事。锡林郭勒西部地区在金代时为阴山汪古部所辖，现苏尼特地区遗留有汪古部的岩画作品。此外，金代墓葬在锡林郭勒地区也时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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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富饶的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的北部边疆，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特定的地理位置、区域特点与生态环境，形成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造就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纂的这套《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将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的物质文化遗产以盟市为单位编列成书，系统地向社会展示，显示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遗产的突出优势，这在当今“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草原地区人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这是草原文化的滥觞时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发现的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石器制造场与其他的人类遗迹，将内蒙古地区人类的历史提升到了50万年。另外，在内蒙古其他地区还发现了距今5万年至1万年的“河套人”以及“扎赉诺尔人”，由此证明了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也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是草原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以赤峰红山命名的红山文化，是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核心。在内蒙古地区相继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庙子沟文化、小河沿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一系列草原考古学文化，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源辐辏”、“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秦汉、魏晋之际是草原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位于阿拉善盟的居延遗址群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汉代边疆城市遗址，以出土“居延汉简”著称于世。呼和浩特地区和林格尔的盛乐古城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最大的都城遗址。呼伦贝尔市鄂伦舂自治旗的嘎仙洞遗址，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石刻祝文，证明了此处是鲜卑贵族的“先祖石室”、拓跋鲜卑的发祥地。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升华的实物见证。辽金元时期草原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昌盛。内蒙古东部的赤峰、通辽历史上是辽王朝的京畿地区，契丹人的政治中心所在。在这一地区分布有辽上京、辽中京两大都城，还分布有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三大皇族陵寝，以及轰动世界、闻名遐迩的辽陈国公主墓、吐尔基山辽墓。元代的内蒙古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主阵地，“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起点。元上都遗址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最大的元代都城遗址，御天门、大安阁、穆清阁等重要建筑遗迹，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皇城的宏伟规模，极大地彰显了元上都遗址的突出价值，是内蒙古自治区极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乌兰察布市的集宁路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迹及多处器物窖藏，出土了釉里红玉壶舂瓶、青花梨形壶、卵白釉“枢府”铭盘、青釉龟形砚滴、青釉荷叶盖罐等大量完整瓷器，以及其他珍贵瓷器标本上万件，堪称中国的“庞贝城”。另外，内蒙古自治区也是我国古代岩画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以阴山岩画、曼德拉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最为典型，岩画总量多达十万余幅，时代纵跨上万年，这是内蒙古草原地区现存最为壮观的古代艺术画廊。此外，内蒙古自治区还拥有当今世界上保存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特殊文化线路——长城。全区共查明有战国燕、战国赵、战国秦、秦代、西汉、东汉、北魏、隋代、北宋、金代、西夏、明代修筑的长城墙体7570公里，有与长城相关的马面、敌台、烽燧、障城、关堡等各类遗存近万处，其附属遗址的数量、跨越的时代及墙体长度，都位居全国第一。这些林林总总的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内蒙古自治区珍贵的文化资源，是草原文明的重要实物载体，也是草原文化薪火相传的实物例证。

《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以草原地区古代民族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为具体研究对象，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进行“时”、“空”、“人”三维的全方位考察研究，以期对草原民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制度体系进行客观定位，进而揭示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人类起源问题是当今世界十大科学课题之一，草原人类从何而来？草原文明从哪发端？这也是困扰当今学术界的重大问题。内蒙古草原地带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金斯太洞穴遗址、扎赉诺尔遗址等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内蒙古自治区同样也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也是世界学术界倍加关注的课题之一。近年来，随着内蒙古文化遗产保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广泛分布在蒙古草原地带的一些古代遗址与墓葬逐渐地被揭露与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精品大量破土面世。特别是位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草原深处，内蒙古同样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三位一体，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三大主流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建构，草原文化功不可没。

草原文化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还在于她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蒙古高原的南部，作为世界历史上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这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长廊，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和碰撞的特殊地带。特殊的区域位置与人文环境，创造了种类繁多、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城市文化遗产。在内蒙古自治区分布有北魏的盛乐都，辽代的上京城，元代的上都、黑城古城等中外闻名的城市遗址，围绕着这些大遗址，群星点点地分布着各类古代文化遗存，构成了草原丝绸之路商品交换的大通道，东西文化传播的主干线。所以，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这些林林总总的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草原文化的庞大内涵，是草原文明最为直接而又形象的体现。文化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和、升华的结果，草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构筑的一个重要板块，深化草原文化研究，考察草原文化的发展演进轨迹，探索草原文化与华夏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对于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民族永不褪色的名片、永不贬值的“硬通货”。同时要求我们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对我们文化工作者的一个总体要求，也是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一个总方针。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草原文化研究欣欣向荣，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国民凝聚力与向心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展示草原文化遗产的点睛之作，《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以研究内蒙古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旨在进一步弘扬草原文化，传承草原文明，这是这套丛书付梓的重要意义。

是为序。

《锡林郭勒文化遗产》一书，是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之一。全书依照时代序列，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秦汉魏晋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八个时段，每个时期，以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其他等为序，依次对每个不可移动文物点进行介绍。

本书中介绍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共有66处，主要包括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部分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部分未定级的重要文物点以及“三普”重要新发现。对这些文物点的介绍，包括了文物的基本状况、前人工作与研究概况等内容，并配有文物本体、周边环境与出土遗物等图片。

本书综述主要是介绍锡林郭勒盟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以及以往文物考古工作概况等。附录主要是对锡林郭勒盟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作分解统计，包括公布名称与单体名称、时代、保护级别及批次、所在旗县（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布名称为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时的文物点名称，有的公布名称不符合文物点的命名规范，在后面括号中予以更正；有的文物保护单位是由多个单体文物点组成的复合文物，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公布名称下面一一列出单体名称；对于较为特殊的线性文物，如长城，按盟市域、旗县域的线路分布作单体统计，如锡林郭勒盟北魏长城、锡林郭勒盟金界壕，统计为两个单体文物。年代并不一定遵照当初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时认定的年代，而是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确定文物的年代；根据文物点的不同类型，有的仅列出始建年代，有的则一一列出文物的沿用年代。保护级别及批次方面，遵循文物点的最高保护级别原则，如一个文物点曾经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则仅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统计；盟、旗县市级要具体区分出盟级、旗县市级。如果一个文物点分布在多个旗县（区），则大体按照由东向西的方向，依次列出所在旗县（区）。

本书由萨仁毕力格、程鹏飞进行了统稿工作；刘洪元、乌兰、萨仁图雅、苏德那木旺其格、朝包力高等做了大量的前期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具体参加文物遗址撰稿的人员有刘洪元、乌兰、萨仁图雅、苏德那木旺其格、朝包力高、赛音吉亚等，最后由陈永志审定稿。文物点的图片等资料部分来自“三普”档案。

本书的资料来源，包括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历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的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全国长城资源调查资料、相关专家学者的考古研究成果以及盟市旗县文物管理部门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成果等。面对如此庞杂的资料来源，书中列出的注释、图片来源等，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个别遗漏，还望原单位、原作者谅解。

本书承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乌兰部长撰写了序言，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与诚挚的感谢！

因成书较为仓促，难免有错讹与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