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骁编著的《高山安可仰》内容包括:悟得妙中精——道家学说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天推鲁仲尼——儒家宗师孔子;屈子怨何深——战国时期诗人、楚大臣屈原;千秋太史公——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南阳擅德音——东汉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谁知壮士忧——三国曹魏文学家曹植;翰墨冠古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池塘春草诗——晋宋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狂歌五柳前——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大鹏振八裔——盛唐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天地一沙鸥——盛唐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忠精雷当天——中唐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韩柳摩苍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莫道桑榆晚——中唐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羁泊欲穷年——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天际识归舟——北宋词人柳永、李清照;但愿人长久——北宋词人、诗人、书画家苏轼;鬓残心未死——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识尽愁滋味——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一粒铜豌豆——元代杂剧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老死花酒间——“吴门四家”之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
在进行一番望名城、仰名士、慕名臣、思名君的故国神游,一番追溯上下五千年、遥望纵横八万里的史海行舟之后,我酝酿和创作了一套“爱我中华”历史散文丛书。由《何处望神州——中华名城篇》、《高山安可仰——古代名士篇》、《丹心照汗青——百朝名臣篇》、《威加海内兮——历代名君篇》四部书组成的“爱我中华”丛书,以历史为经,以人物为纬,熔情景于一炉,集诗文于一体,镌刻中华名城的文明丰碑,塑造古代人杰的不朽形象,吟颂历代帝王的千秋伟业,播送历史事件的深沉回响。谢善骁编著的《高山安可仰》是该丛书之一。
悟得妙中精——道家学说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天推鲁仲尼——儒家宗师孔子
屈子怨何深——战国时期诗人、楚大臣屈原
千秋太史公——西汉太史公司马迁
南阳擅德音——东汉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
谁知壮士忧——三国曹魏文学家曹植
翰墨冠古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
池塘春草诗——晋宋诗人陶渊明、谢灵运
狂歌五柳前——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
大鹏振八裔——盛唐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天地一沙鸥——盛唐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忠精雷当天——中唐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
韩柳摩苍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
莫道桑榆晚——中唐诗人白居易、刘禹锡
羁泊欲穷年——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
天际识归舟——北宋词人柳永、李清照
但愿人长久——北宋词人、诗人、书画家苏轼
鬓残心未死——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识尽愁滋味——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
一粒铜豌豆——元代杂剧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
老死花酒间——“吴门四家”之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独立啸晚风——明代文学艺术家徐渭
不废我弦歌——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诗画入禅真——“四僧”之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
《外史》纪儒林——清代小说家吴敬梓
满纸荒唐言——清代小说家曹雪芹
清孤不等闲——清代画家郑板桥及“扬州八怪”
有梦的从前——后记
宇宙观是老子政治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在老子之前,“天”或“天帝”为万物之主宰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种自然观后来逐渐受到一些进步思想家的怀疑,而老子是最早从哲学的角度否定天帝的一个古代学者。他指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道”,这个“道”不是一般常见的道理,而是天帝的原始、万物的根本。道在天地万物生长之前就已存在,天地万物都是由它所产生的,道“可以为天下母”。据此,老子又进一步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亦即一切都要顺应自然法则的观点。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尽管带有宿命论的消极成分,但在那个时代能有这种见解,实属难得了。
辩证法思想,则是老子学说中最精粹和最精彩的部分。老子从天地万物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观察并发现了事物内部新旧、祸福、存亡等对立面之间的辩证规律。老子认为,事物都有其对立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而对立的双方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如其名言所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好事与坏事并非一成不变的。同样,“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正常随时可变为反常,而善事也随时可变为恶事。以道家思想演绎而来的《淮南子·人间训》中的一则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老子的这一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生动和形象的诠释。
由对立转化的辩证规律,老子又提出了物极必反这一辩证法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他认为,事物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转变成它反面的东西。当将这种辩证关系应用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时,老子的名言对历来的统治者都是十分精辟的警诫:“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指出,不要以为人民老实可欺,用杀人的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即使需要惩治那些捣乱的人,也自有惩治他们的人,用不着统治者自己去动手杀人。统治者如果硬要这样,将会自食其果。“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此,统治者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地位,“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在认识论上,老子主张“静观远览”,只有不受情欲的影响,保持心态的宁静,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静观认识事物的方法。从这种认识论出发,老子提出了治理国家应该“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无所为而为,只有“无为”才可以做到“无不为”——“我不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认为“道”和“德”是属于无为的范畴,仁以下是属于有为的范畴。老子主张无为,反对有为,认为有为是从无为堕落而来。老子的无为而治也被称为圣人之治。
作为古代小自耕农的代表,从无为而治的观点出发,老子对充满着剥削、压迫、兼并和战争的社会现状十分不满。他所憧憬的理想世界是一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状态,幻想使社会倒退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公社时代。在他的笔下,这一社会应该是“国土不大,人口稀少。即使有各种器具也从不使用,使人民不需以生命去冒险,也不远迁。虽有船和车,用不着乘坐;虽有武器装备,用不着陈列。让人民还是沿用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习惯。邻国之间可以互相望见,连鸡鸣犬吠的声音都能听见,而直到老死,人们也不相往来”。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老子落后、倒退的历史观。
人间正道,大势所趋,人类社会并不按照老子的意愿发展。但是老子以反向思维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精辟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被传诵为爱民治国、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P7-8
台湾女诗人、我的文友和校友沈花末赠我一本诗集,书名为《有梦的从前》。寥寥五个字,朴实无奇,语不惊人,看似何其简单,却概括了人们无不经历的一个时期。与花末一样,我也有过“有梦的从前”,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里,做过很多美丽的彩色的梦。唯其如此,我窃用了花末的书名作为本书“后记”之题。
同为从前的梦,我的梦自然与花末的多愁、多情、多思的少女之梦迥然不同,爱国主义教育、英雄史观熏陶和文史知识的滋润,使得小小的我很早就做起了点追慕先贤、崇拜英杰的梦。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从前的梦已成为随风而去的“廊桥遗梦”,唯有追慕先贤、崇拜英杰的旧梦不仅仍在继续延伸、演绎,而且逐渐萌生了一个为先贤树碑、为英雄立传的新梦。
花末在其诗集“序”的结尾中说:“《有梦的从前》并不是说无梦的现在。”对我来说,以自己的风格写一套丛书,为千古风流人物写照,为他们的人格品德、道德风范、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讴歌,成了我现在的梦。随着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牵动人心的国家大事,诸如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南海风云、钓鱼岛事件、“中国梦”、神舟十号……一次次在海峡两岸以及全球的炎黄子孙中激起强烈反响,更促进了我提笔写作的勇气。
在进行一番望名城、仰名士、慕名臣、思名君的故国神游,一番追溯上下五千年、遥望纵横八万里的史海行舟之后,我酝酿和创作了一套“爱我中华”历史散文丛书。由《何处望神州——中华名城篇》、《高山安可仰——古代名士篇》、《丹心照汗青——百朝名臣篇》、《威加海内兮——历代名君篇》四部书组成的“爱我中华”丛书,以历史为经,以人物为纬,熔情景于一炉,集诗文于一体,镌刻中华名城的文明丰碑,塑造古代人杰的不朽形象,吟颂历代帝王的千秋伟业,播送历史事件的深沉回响。
也许是应了“吉人自有天助”这句老话吧!在“爱我中华”丛书的出版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京城一家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的支持。特别要感谢该社第五编辑部主任郝光明及其编辑同仁们,他们为拙作的审阅、编辑和校对付出了很多心血,使这套“爱我中华”丛书终于得以问世,而且精美的装潢、典雅的封面和漂亮的印刷,着实给了我并且也必将给读者一个惊喜。
悠悠青史,祖国山川灵秀;巍巍丰碑,中华人物风流。当前,海内外中国人正在广泛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希望丛书的出版,对读者了解辉煌悠久的华夏文明、继承古圣先贤的优良品质、激发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有所裨益。也希望丛书在给我圆了现在的梦的同时,能引导读者与我一起走进“一时多少豪杰”的历史时空,与景仰已久的先贤邂逅相识并进行心灵的对话,在“江山如画”的大江南北漫步流连之际,圆一个“故国神游”之梦。
最后,还要感谢文友王晓旭在最后一部书稿《威加海内兮——历代名君篇》写作过程中的帮助,使这套“爱我中华”丛书得以及时付梓。
谢善骁
2013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