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人格与理性人格的碰撞，让历史人物活灵活现！

感性文豪与理性哲学家，有着怎样不同的生命底蕴？学人文库最新入选作品。南开大学文学教授带你游弋于知性与灵性的海洋，触摸文人与儒者风姿内下的生命格调！

《苏轼与朱熹》是南开大学文学教授张毅最新作品，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挥洒出苏轼与朱熹两位大家的灵魂色彩。在美图、诗词与美文的氛围下，感受学者的自由奔放、儒者的清高脱俗。

苏轼和朱熹都是宋代文坛的大家和领袖人物，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两座大山，苏轼是文如其人的代表，朱熹是学如其人的典范。张毅编著的《苏轼与朱熹》通过对苏轼和朱熹代表作品和言论的解读，可望进一步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世界，具体了解他们的思想作风。是一部独具学术观点的通俗文化著作。

心灵中的空白

历史无言，却诉说着一切

 则喜则忧的中国士人

 处世心态的文化分析

 中国士人的典型代表

面对无尽的忧患

 文人的抉择

 儒者的思考

 两种觉悟和解脱方式

佛、道的生存智慧

 无所住的清净心

 “至人”境界

 “真人”修养

 昭昭灵灵的禅

 道骨仙风

新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

 儒、释之辨

 为去圣继绝学

 持敬、克己工夫

 为学方法

文心旷达，道心惟微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大略如行云流水

 十六字传心诀

 孔颜乐处

魂归何处

 作文之乐与读书之苦

 文士风流与儒者气象

 是非谁人评说

引用书目

附录一 苏轼朱熹年表

附录二 苏轼作品选注

附录三 《 朱子语类 》选讲

后记

再版后记

为了一个梦的复生（代跋）

文人的抉择

这得从北宋有名的“乌台诗案”谈起，一桩中国文化史上相当著名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又称“眉山诗案”，当事者苏轼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和文坛领袖，他的因诗祸而被捕入狱，对他本人及其周围的文人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仿佛是无端飞来的横祸，然而从当时的客观社会政治环境和苏轼本人主观方面的因素来看，这“诗祸”的产生又有它的必然性。

事件的起因是苏轼反对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宋代著名的散文大家，又一同受知于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中坚。两人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同道，有文字之交，私下的情谊也不错，而且在政治上也都具有忧国忧民的儒者襟怀和强烈的议政参政意识。他们对表面承平的社会背后所隐藏着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和边务松懈等弊端，也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革新朝政，曾先后提出过自己除旧立新的改革措施。然而正是在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两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王安石在早年写的《上仁宗皇帝书》里认为，国家陷于内外交困而难于久安的原因是“不知法度”，所以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他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主张立刻进行大张旗鼓的变法。而苏轼则在其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策》中，强调“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明确指出两者之中，“任人之失”才是主要的，如果用人不当，变法也未必有济于国事。他还认为当时赵宋王朝的状况，就像一个闷闷不乐的病人，连自己哪里有病也说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朝政必须慢慢来，不能鲁莽地下猛药。也就是说他主张渐变，反对骤变。尽管苏轼不反对进行政治改革，但在改革的内容和方法等具体问题上，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有明显的对立，形成了两人政见的不同。

应当承认，相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而言，苏轼的政治主张具有温和改良的保守性质。这使他与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有了某种思想上的认同，进而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士大夫阶层由于政见不同而形成的党争和倾轧，一直是封建专制集权社会的官僚政治难以克服的痼疾。党争一起，双方固执己见而意气用事，相互非难，其间难免有人乘机挟私报复。政治斗争中掺杂了许多非政治的因素，其是非曲直就非简单的“进步”或“保守”所能论定的了。

王安石在仁宗朝就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但一直未能实施，所以与苏轼等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宋神宗即位后，很欣赏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于熙宁二年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由于有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很快把自己的变法理论变为变法实践，制定出“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等一系列的“新法”。对此，苏轼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曾批评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宋史·本传》）。当神宗表示愿意采纳时，他又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根据自己的政见，对“新法”进行全面批评，要求废除“新法”，言论十分激烈，这就使他站到了与变法派人物完全对立的旧党立场上去了。

当许多旧党的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而纷纷辞官离京后，苏轼也要求出外任地方官，先通判杭州，后改知密州、徐州等地。在地方官任上，苏轼一面以诗酒自娱，化解政治上的失意，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做些好事；一面则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纳而满腹牢骚。见到新法有不便十民者，便用《诗经》“六义”的比兴美刺之法，写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文，以示对新法的不满。

苏轼尤为不满的，是王安石的“用人之失”。如果说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冲突还仅限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双方对彼此的学问和人品都还极为推重的话，那么他对王安石提拔的那些“新进”们，就完全是看不上眼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苏轼迁知湖州，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自己愚笨，老成不合时宜，所以让自己出外任地方官，自己也不愿意与朝中那些无事生非的“新进”们为伍。这本为牢骚之语，但却捅了马蜂窠。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等一批“新进”纷纷上章弹劾苏轼，众口一词，说苏轼讪上骂下，包藏祸心，无人臣之节，并收集和列举苏轼讽刺新法的诗文为证。在这种情形之下，神宗只好命令御史台派人去湖州拘捕苏轼，入京立案审问。因御史台又别称乌台，故这件案子就称为“乌台诗案”。

用人不当是导致王安石推行“新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于他来说，此乃不得已之事。因变法一开始就触犯了一些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朝中守旧派的激烈反对，许多原来与他关系不错的人都离他而去。王安石因此而一度罢相。他要推行新法，只有起用那些善于曲意迎合但心怀野心的“新进勇锐之人”，如吕惠卿、李定、舒亶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品行差的人是靠不住的。如吕惠卿本为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副相，但他却因窥视相位而揭发王安石给他的私信中有“无使上知”之语，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再度罢相，退居金陵。这样一来，围绕着变法而进行的党争，就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排斥异己的恶劣的政治倾轧。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刚接到被拘捕文书时，他还处变不惊，保持着一份固有的镇静和洒脱，对受惊吓而痛哭流涕的妻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宋真宗时有一位能作诗的隐士杨仆，不愿做官，却被皇帝召入宫中。皇帝问他能否作诗，他回答说不能，又问他临行时是否有人作诗送行，他说只有老妻作了一首，诗云：“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帝听后大笑，于是放杨仆还山。如今苏轼自己也因为作诗而被“捉将官里去”，他希望妻子也像杨仆的老妻那样，作一首诗为他送行（《东坡志林》）。

可是，当身为太守的苏轼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态度专横的官差和狱卒像鸡犬一样押持过市时，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事态的险恶和此行的凶多吉少，大概真要“断送老头皮”了！途经太湖时，见月色如昼而风涛倾到，顿生投水自尽以免连累他人的轻生念头。只是想到自己一死，弟弟苏辙必不愿独生，苏轼才没有像屈原那样举身自投湖中。

到了京师，关在狱牢里，常被提审，苏轼忧在必死，把自己日常服用的丹药收藏起来，准备一旦有不测即服了自杀（《孔氏谈苑》）。在入狱前，苏轼曾与长子苏迈约定，平时送饭只送菜与肉，如有不测，则改为送鱼。有一次因苏迈有事外出，托一亲戚代为送饭，那亲戚偶尔忘记了先前的约定，送一条鱼到狱中。苏轼见鱼大为惊骇，以为难免一死（《避暑录话》）。他在狱中作了两首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即《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遣子由，二首》。其一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苏轼的忠君观念是很强的，处于生死关口，还忘不了颂扬天子的圣明和恩泽万物，把一切不幸全归之于自己的愚笨和不明事理。他想到初入仕途时，曾与弟弟苏辙以将来归隐山中、勿苦爱高官相约，而且前年在徐州相别时，还说过“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的话。可如今自己年未老而要“先偿债”，在此地的青山埋骨，留下一家十口，让弟弟“更累人”和“独伤神”。

这已带有死别时以后事相托的意味了。正因为苏轼此时深信自己必死无疑，所以才会在第二首诗里写出这样的句子：“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把临死之人那种魂飞魄散的不安心理，表现得极为真切生动。狱卒得诗后不敢隐藏，上奏朝廷。据说神宗见诗后颇为动心，觉得苏轼还是爱君的，遂有从宽发落之意。

但当时朝中的一些人，如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以及副相王珪之流，却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李定过去因继母死时不服丧而遭士论谴责，苏轼曾上章弹劾过他，这下正好公报私仇。他们把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钱塘集》里的诗加以引申发挥，指控苏轼攻击新法。如说苏轼诗中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攻击农田水利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朝廷盐法等等。

苏轼是个襟怀坦荡的文人，从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反对“新法”的思想是一贯的，而且早在《上神宗皇帝书》里就明确提出来过。所以他不仅不否认李定等人的揭发，而且还对李定等人举报的诗歌里蕴含的讥讽之意加以疏解，使其更明白。如他承认自己所写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是“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是“以讥新法行后，公事鞭棰多也”。意在歌咏民瘼，以上达朝廷。

李定等人知道，仅说苏轼讥讽新法，似还不足以让神宗杀掉苏轼，于是不惜深文周纳，捕风捉影，指控苏轼对神宗有“不臣”之意。其根据是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苏轼的这首诗为咏物之作，写桧树不仅树干挺拔向上，直指碧空，连地下的树根也是笔直的。如果不是恶意中伤的话，只能说成是苏轼在借物咏怀时抒发自己刚正不阿的情怀。但是王珪却根据李定、舒亶等人对诗意的曲解，抓住“蛰龙”一词大做文章。

王珪对宋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道：“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如此解诗，还可进一步把“蛰龙”说成是苏轼的自喻，而“龙”在封建社会是王权的象征，那简直就是要谋反了。当时在场的章惇听出了这里面暗含的杀机，从旁为苏轼开脱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龙也。”神宗也还清醒，他认为自古称龙的很多，如孔明非人君，但也称卧龙，所以他觉得王珪的解释未免太牵强附会了，于是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石林诗话》）

苏轼在狱中也感觉到“蛰龙”一词关系重大，在回答狱吏的询问时，他举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为据，说自己诗里说的蛰龙就是王安石所讲的龙。这样一来，想陷害苏轼的人也就无话可说了，总不能因涉及“龙”字而让两颗人头落地。

苏轼毕竟是声名在外的一代奇才，当时有不少人想营救他。如苏辙上书朝廷，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苏轼赎罪。宰相吴充、甚至新党人物章惇等人，也都从旁为苏轼说话。王安石虽已退居金陵，但也上书劝说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是个好名而畏人议论的君主，这些对他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能免于一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说神宗本来就无意于杀苏轼，也有人说得力于曹太后的出面干预。还有人说是王安石的话起了作用，因宋代还未曾杀过士大夫，神宗朝是“圣世”，哪有开杀戒之理，故此事遂以王安石的“一言而决”。苏轼在狱中关了四个多月后被放了出来，连削两个官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判。所谓“安置”带有管制的意思，实际是戴罪流放。当时受此案牵连的士大夫文人，因“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讽政事”，以及因“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而不举报等罪名，被贬官和远谪的多达数十人。

P17-24

心灵中的空白

公元1046年的一天，准确地说也就是宋仁宗庆历六年的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应被贬谪到岳州任职的好友滕宗谅之托，为重新修建好的岳阳城西门堞楼写下了一篇传诵千古的文章《岳阳楼记》。登上岳阳楼的迁客骚人，面对着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的奇秀景色，肯定会浮想联翩，产生不同的心境。然而，范仲淹在文中所表达的却是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们的人格追求，这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世的人们大多只注意赞赏范仲淹在文章中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很少看出上面的那段话是范仲淹对中国士人们普遍心态的一种概括。

范仲淹提出了一个十分要紧的问题：仁人志士们“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处于忧虑之中，他们什么时候能开心呢？他认为这要等普天下的人都开心了，他们才会开心。但直到今天，也没人敢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开心了。范仲淹的千古名言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抱负，然而到目前为止，历史却作了另一种安排，只要恪守范老先生的教导，士人们注定终身无快乐之时。然而即使如此，许多良知未泯的士人们仍在孜孜以求。

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学者，大都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特点用“忧患”二字来概括。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良心未泯、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有对社会、人生、自我、文化等问题的深深忧虑，也许他们在生活中获得过许多乐趣，可在他们内心深处，又有什么时候是真正快乐的呢？

在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学说、著作、经历和政绩，而很少对他们的心态作认真的分析和描述。这种缺陷无疑给历史文化留下了一行空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心灵史，如何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描述出人类心灵发展的轨迹，也许正是新一代学者需要担负的工作。

现代心理学为观照古代士人的心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我与自我、超我是不同的心理层次，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和心理往往并不一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识，于是，以文论人，或者以人论文，便成为我们评论文人的惯例。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小小的误区。倘从心态的角度来看，会发现许多文不如人、人不如文的现象，这往往是一个人内在心理矛盾的体现。中国古代的士人在处世、从政、为学，以及面对生死、忠孝、功名、酒色等问题上，常常是矛盾的。利害与道德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儒道佛思想的杂陈始终积淀在士人们的心底，铺垫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许多学术著作深浸着浓厚的八股文气息，能不能采用一种新颖的文体通俗易懂地来向人们讲述古代那些被人们忽略了的旧事呢？能不能从心态的描述中发现中国古代士人们不可避免的人格悲剧呢？评传、史传之类的学术著作，是不是不面面俱到，不作广博的引证考据就不足以体现学者风度呢？回想“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有多少是艰涩枯燥的呢？那恢宏的气势、清新的笔调、幽默的文风、酣畅的文字，常常使人过目难忘，也正是这种不假规矩的洒脱摆脱了学究气，而展现出唐宋大家的自然风范。

我早就有心编撰出一部不具学究味而具学术观点的通俗文化著作，来展示中国士人的复杂心态。然而，我在笼子里待的时间过久，让我飞也飞不起来，深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今，年轻的学者张毅博士有志于这项工作，而且靠他的努力为历史奉献出这本清新脱俗的著作，使我的夙愿变成了现实，也更使我体会到换一种眼光、换一种笔调来审视、描画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至少，在我们心灵的原野中又拂去了一行空白。

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年春节前，接到北京的编辑于先生的电话，说他们公司准备重印这本小册子，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征得原天津教育出版社领导同意后，现将此书稍作修订交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感谢于先生的热情与认真，也希望此书再版后能有更多的读者。

张毅

2013年4月于南开大学学者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