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编辑
安·斯各特·伯格用“天才的编辑”来做史克里勃纳书店编辑大师帕金斯传记的书名，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帕金斯本人是一位天才的、优秀的编辑家；另一层是说，帕金斯是众多天才的作家的编辑，他的一生，是为天才们而工作的一生。应该说，这两层含义，对于麦克斯威尔·帕金斯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史克里勃纳书店是美国出版界一家历史悠久、业绩辉煌的百年老店。早在1846年，史家曾与倍克家族合资，创建了“倍克一史克里勃纳出版社”。1878年这家出版社散伙后，史家又独资创办了史克里勃纳父子公司，由史家次子却尔斯(1854—1930)主持出版社业务，人称却尔斯为“史克里勃纳二世”，诨名“老却史”。他“统治”了这个出版王国40多年。到了1933年，小却尔斯(1890—1952)继任公司总经理。1946年又由第三代中的一位小小却尔斯(“老却史”的孙子)接任公司管理工作。
帕金斯是在1910年进入书店的，先是在广告部工作了四年半，然后晋升到编辑部，在总编辑布朗纳尔手下当学徒。到了1919年，帕金斯开始独立工作，并且很快就崭露头角。而在此之前，尤其是在当学徒期间，他的工作范围大约只限于看看大样，或者处理一些相关的零碎杂务。有时也被找去改正一下诸如园艺手册之类普及读物的文法结构，或是参与中学生短篇故事集的选题讨论等等。总之，这些工作都无法唤醒帕金斯作为一位天才编辑的创造性才华，甚至也激发不出他特别的工作激情。
1918年春天，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爱好文学写作的大学生，悄悄写了一本12万字的小说稿。小说刚写完，他便报名参了军，并奉命去往肯萨斯州利文沃思军营受训。他估计，部队可能会派他们到海外去参战，前途吉凶难卜，所以临走前便把那部小说稿交给了一位朋友替他保管。刚好这位朋友与却尔斯·史克里勃纳有点来往，便自作主张，想请书店的编辑对这本东西做个“评估”。这部小说手稿名叫《浪漫的自负者》，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小说家的菲兹杰拉德(1896—1940)。
编辑部的编辑们轮流传阅了这部小说稿。总编辑布朗纳尔写的审稿意见是：“根本无法接受这种作品”。因为到当时为止，公司的书目始终未敢超越“体面高尚”的界线，与公司保持着合作关系的作家中，几乎还没有什么新近出名的或炫耀一时的年轻作家，它迄今所出版过的重要文学作品，也大都是诸如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之类的传统作家的经典性作品。这些作品当然也无须编辑们来做什么加工。布朗纳尔总编有一个固执的编辑观点就是：“我不认为经典作家们的文学手稿需要编辑来修修补补，至少我本人就不够资格来和作家们磋商修改原稿的事，出版社也不会因此对这些作品做出什么贡献。”不用说，在这样的编辑原则下，《浪漫的自负者》之类的“师出无名”的稿子，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可是，当小说手稿传递到下层编辑帕金斯手上时，这位意气盎然的年轻人在拜读之后，竞禁不住自己的喜悦和激动，大胆地给作者菲兹杰拉德回了一封显然是超过了一般性表态意思的信，而且不知不觉地把一己的看法延伸成了大家的意见。帕金斯在信上写道：“我们都读了您的《浪漫的自负者》一稿，大家表示了不同寻常的兴趣。说实在的，很久以来我们没有收到过这样一部富有生气的作品。”
帕金斯似乎忘记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在乎公司原有的一个原则：史克里勃纳编辑部对他们认为无法出版或婉拒的书稿，一向没有义务提出意见，以免多此一举而引起作者的不快。他对菲兹杰拉德的这部手稿提出了自己明确而热忱的建议：“我们的看法是，这个故事未达到它应有的高潮，使读者不能随着情节的进展而获得相应的趣味；故事似可紧密结合人物及其早期生活逐步展开……”
最后，他把编辑部对此篇作品不得不割爱的意思告诉了作者，但结尾又自作主张地加了一句：“我们希望能再次见到此稿(修改后的)，接到稿件之日，我们将立即重新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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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散谈(代后记)
有人说过，散文是一种“最家常”、最能表现世道人心和人间情怀的文体，阅读散文，常常会被一种朴素和温暖的人间情怀所感染。然而我们这一代人最早所接受的散文观念，主要是所谓“抒情散文”，所以有好多年，我总以为只有“抒情散文”才是正宗的散文，心中独推“抒情散文”来坐散文殿堂的第一把交椅。现在看来，这个观念实在是太狭隘了。散文的天地原本比任何一种文体都要广阔、自由和高远，是我们自己渐渐把散文引进了一个狭窄的抒情的胡同。好的散文应该是这样：真诚、自然是第一要素，清朗朴素，浑然天成，不可雕琢、做作和勉强。一旦雕琢就不自然了。不自然，即矫揉造作，是散文最大的不幸、最致命的毛病。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议论、抒情、描摹风景，都应该是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像小溪流淌在山谷间一样，从容不迫，毫不做作。
散文从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好的散文语言就像熠熠闪光的钻石。且以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为例。他是一位善于写作短小而精致的散文的作家。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作家，因此我不能成为一个伟大作家。”他极其讲究语言的锤炼、简洁和明快。他不仅不主张作家都去写那么长的作品，而且也极力反对在作品中使用拖泥带水的长句子。他说：“绝对不要写长句子。碰上长句子，人们与其说是在读，还不如说是在猜。”他也讨厌毫无节制地运用形容词。“我希望不再看到超过十个字以上的描写。”他宣称，“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语、动词和谓语。”
列那尔的散文代表作有《胡萝卜须》《自然记事》等，都是一些几百字甚至几十字的短小、精致之作，有的篇什短到只有一个词、一句话，就像光芒四射的碎钻一样。如他的《蟑螂》，只有一行字：“漆黑的，扁扁的，像个锁洞。”他的《蛇》，只有一个单词：“太长了。”他写《萤火虫》，也只用了三个短语：“有什么事呢？晚上九点钟了，他屋里还点着灯。”他写《跳蚤》，也是一行字：“一粒带弹簧的烟草种子。”他一生留下的作品从数量上讲显然不能算多，但大都精致之极，纯美至极，如纯金的颗粒，似闪亮的宝石。
“我只喜欢写些富有艺术性的小东西。”他说，在写作中，如果你已经感到某一页写得不太好了，就应该马上停下来，即使是白费了一天的工夫，一个字也没留下，也总比写得坏强。他去大雕塑家罗丹家里看过罗丹的工作，回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应该像罗丹那样去写作。”以笔为刀，去细心地刻凿文字，剔除不必要的冗长的描述，挑拣出最有力的字词，像钉子一样钉到每一段落里去。“一个用得好的词比一整本写得很坏的书强。”他说，简练、精妙的作品应该像这样一个女子：当她脸上的脂粉都进落下来，露出了天然的颜色，这样，她才显得美丽、可爱。他认为，文学的未来是“属于文笔简练、惜墨如金的作家”的。他给自己规定的写作准则是：“每天只写一行”。
……
八
好的或有价值的写作，一定“有赖于作家身上的某种道德完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语)。如果说文学创作确实也存在“比赛”与“竞争”，那么，它最后的比赛与竞争，必定是作家的道德、境界、情怀和人格修养的竞争，而不仅仅是文学技巧和艺术水准上的竞争。散文不是空中的幻城，也不是与世隔绝的童话城堡，而是带着作家的体温、气息、血液、泪水和汗水的那种鲜活、坚实的生活的反映。散文作家必须对生活、对生命、对世道人心等做出自己清晰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必须富有道义感、社会良知和悲悯情怀，而不能躲避这些严肃的课题，更不能去制造混乱、低级和庸俗的价值观。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追问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理解，孟子这是在强调作家作品与人格的统一。
2016年初夏
承蒙著名出版家、书评家俞晓群先生邀约，嘱我编辑一册谈书说文的小书，交海豚出版社付印，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董桥先生有言：“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一位出版家的成就也当是由一本本传世的好书“乱叠起来”。晓群先生是一位富有真诚的“书爱”情怀，又有思想和追求的出版家，他主政海豚出版社短短数年，承续着来自“三联”“商务”“中华书局”“开明”的老一辈出版人所创立的出版传统和人文理想，脚踏实地，集腋成裘，不搞“形象工程”，也不贪慕大体量的泡沫式“出版政绩”，而是用一本本结结实实的、富有生命力的好书，利益众生，造福读者。用佛家的话说，这应该就是“作善知识”吧？其中的甘苦冷暖，也许唯有自知了，恐非我辈局外人所钦羡的那么优雅和闲适。除了出版家的文化情怀与出版理想，其中还有一份担当的勇气，想来也是必不可少的。
“海豚版”图书给我的印象大都比较“小”，不仅开本小巧雅致，写作者的题材和角度，往往也愿意从小处着眼。大约在十几年前，我从沪上青年出版家王为松先生那里第一次知道，经济学界有所谓“Small Is Beautiful”即“小的是美好的”一说。为松兄在他的散文集《文字的诱引》里也专门谈论过这个话题。后来，随着经济学家E．F．舒马赫的那本谈发展问题的畅销书《小的是美好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小的是美好的”又引起了更多读书人和经济学家的津津乐道。就个人阅读趣味而言，我对这些“海豚版”的“大家小书”情有独钟。这些精装的小书以及它们的作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正如王为松先生前几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主持的那套纸面精装小开本《海上文库》一样，他们在各自的专业之外，无一不是锦心绣口、撒豆成兵的文字高手，因此即使是冷僻寂寞的领域和学问，他们也都能做到深入浅出，决不故作高深，拒读者于千里之外。这些作者似乎也都乐于和善于从大历史、大文化里去发现小掌故、小细节，从深沉的大学问中提炼出活色生香的人生趣味，然后落实到平实而质朴的文字上，从而使我等大众读者开卷获益，不以为苦，不感到沉闷和深不可测，而是乐享作者们的学识之美、智慧之美和文字之关，尽得读书之乐与生活之乐。
作善知识，造福读者，晓群先生和“海豚”的作者们其贡献伟矣！拙作小书得以忝列其中，谨致衷心感谢。是为前记。
徐鲁
2016年5月30日，武昌东湖梨园
《冬夜说书人》是徐鲁先生的一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30多篇文章，内容均围绕“书”展开，谈书说文，忆人论事，既有对名家名作的赏析，如《〈子恺画集〉赏读》；也有对国外出版前辈编辑出版经历的书写，如发掘了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等作家的帕金斯，促成《飘》成功出版的哈罗德·莱塞姆，等等；还有对肖复兴、钱锺书之父钱基博等作家其人其事的讲述。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贵在清朗朴素、真诚自然，如同漫长冬夜的路上那一盏昏黄的路灯，有着深入人心的温暖。
徐鲁先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作品，涉猎广泛，且广受好评，多次获奖。同时，他又是一位出版人，这是他的另一重身份。在《冬夜说书人》中，读者可以读出这两重身份给他的写作开拓出的不同格局，让他不仅能够作为作家道出自己的读书心得，还能够站在作家的视角之外，给我们讲述他眼中的书与人的故事。
所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徐鲁先生看来，好的或有价值的写作，是对“鲜活、坚实的生活的反映”，作家“必须对生活、对生命、对世道人心等做出自己清晰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必须富有道义感、社会良知和悲悯情怀”。徐鲁的文章，脚踏实地，真实可感，可谓浮躁文坛的一股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