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中国（精）》是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之兄，同为著名哲学家的张申府先生的一生文集精选。

文集由张燕妮女士选编，由张申府先生于1919—1985年间所写的八十多篇文章汇编而成，这些文章有独特的思想内涵，除此之外，还具有文献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著名哲学学者方克立先生将为本书撰写序言，向学界推广本书。

《我相信中国（精）》是哲学家张申府先生的精选集：收入了先生1919—1985年间发表的政论杂著、学术译述、散文随笔；囊括了其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北平新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代表性作品以及建国后回忆周恩来、蔡元培、李大钊、章士钊、罗素等人的文章和他的学术生活小传。

本书由作者的女儿张燕妮选编，分为“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我的哲学中心点——具体相对论”“实与理性”“论中国化”“我们为什么革命”“我的教育、职业、活动”六个专题，精选他在哲学、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生方面的代表文章。同时，书中收录了多幅作品手稿及历史照片，系首次公开发表。

本书较全面地呈现了张申府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人生历程，堪称其一生论著的精要读本。

序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

 革新

 兴三利

 “危险思想”

 自由与秩序

 知识阶级

 就来的三自由

 打破现状才有进步

 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

 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

 “研究问题”

 共产主义之界说

 切实试行！！！

 巴黎通信

 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

 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

我的哲学的中心点——具体相对论

 纯客观法

 客观与唯物

 现代哲学的主潮

 读书：怎样读？读什么？

 非科学的思想

 唯物论的重要

 我自己的哲学

 我的哲学的中心点——具体相对论

 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论什么是哲学

 哲学与哲学家

实与理性

 说实话

 说实

 再说实

 诉于理性

 理性的必要

 说实话（一）

 实！

 实与理性

 教实

 说实话（二）

 “实”“活”“中”

论中国化

 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段旧感重发

 革命文化是什么？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

 抗战建国文化的建立发端

 新启蒙运动与普及教育运动

 启蒙运动的过去与现在

 论中国化

 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

 科学运动与新启蒙运动

 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

 五四当年与今日

 科学与民主——为纪念五四写的

 中国与中国人

 论纪念孔诞

 从墨家看科学

 中国与西洋——世界文化的再检讨

我们为什么革命

 我们为什么革命

 人生的哲学

 一二·九

 我相信中国

 独立与民主

 友声与民主

 民主的三种类型

 政治协商会议

 青年往何处去？

 论中国的出路——对于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知识分子的探究

 知识分子与新的文明

 知识分子们，人民在需要你！

 发扬爱国主义

 发扬五四的精神：“放”

我的教育、职业、活动

 我的教育、职业、活动

 家世和幼年生活

 进入新式学堂

 回想北大当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筹办黄埔军校点滴

 我在清华大学时的一段经历

 “七七”后的零散回忆

 我与陶行知先生

 忆守常

 纪念蔡元培先生

 纪念邓演达同志

 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

 与周恩来总理的一段相处

 我所认识的章行严先生

编者后记

新旧译名对照表

切实试行！！！

杜威实在没有多少好处。有之，只一点，胡适之很晓得，便是他的实验方法，便是他的日常主义。科学上用这个方法，日常生活上用这个方法，社会、政治上也要用这个方法。

罗素的好处，吾们能知道，他是最重科学方法的。他广大，深微，而切实。他倡哲学里的科学法，开哲学的新纪元。他是晓得哲学之真意思的。他是晓得哲学之真价值的。吾们相信，哲学如果长存在，意思绝难出了罗素所说的意思，价值绝难多过罗素所说的价值。

但罗素的好处，还不止此。他还有他的真理说。他说真理是与事实相应的说话。吾们尝说，真理就是实话。真理不过实话之雅名。实话以外，更无什么高不可攀的真理。吾们这个说法，小部分由于自家的体验。大部分根本罗素所说。

柏格森的哲学殊多欺人之点，然而他能重行，也是不可磨灭之处。

吾们现在要把杜威、罗素、柏格森三家之说合在一炉。吾们因此主张“切实试行”。这四个字要平等重看，半个轻忽不得。吾们不论主张什么东西，都要实地试试看。不论作一种什么事业．都要敢于承认事实，敢于说实话，敢于自己批评自己，勇于更改作过的错误。

吾们经营一件事，不能总说要预备。预备与实行不能划为截然的两件事。

孔子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

特洛斯基说，学骑马要骑在马上学。

卢森堡说，群众必须以用权，学怎样用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吾们今以为不但学、思相依，学、思、行也相待，三者缺一，余不立。吾们看学、思、行，如同相对论者论空、时、物，相联同存，相离同与我无与，同与世无与。凡吾们所实见，都是三者联着出现。

不诚无物，不行也无物。

一个思想，一个学说，不体验，怎能知其真妄？

一个主张，一个方法，不行，怎能知其可行不可行？

凡是思想、学说、主张、方法，都要起于事实，更要归于事实。

不论什么思想、学说、主张、方法，未试未行之前，不论作者自己觉着怎样周到，怎样美备，怎样圆满，都是靠不住的。学说在未有充分的印证之前，都只叫作假设。“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其实殊不见得，如果前无畴范，如果前无法模，如果前无数度，如果前未就辙量过。

凡是新思想，凡是新学说，凡是新主张，凡是新方法，必有待于体验，必有待于尝试，必有待于行。不行，不知道合实不合实。不行，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不行，不知道何处不妥。不行，不知道那儿应改。不行，不知道有什么难处。“经一蹶者，长一智”。岂但如此，智几几乎都是由蹶来的。

试验可以发新理论，实行可以得万想不到的巧方法。

吾们如果不愿作寄生虫，吾们如果不肯拿思想、主张当游戏，吾们如不肯拿知识、学术当玩具；吾们有所知、有所思、有所主张，总是愿意把他实现的。既然自己如此愿，就要自己如此行。

越是一个主张，行出去，一时行者要受现状的痛苦的，要受现状的生活的压迫的，越非由主张者自己作前驱不可，越非由主张者自己先试行不可。主张者如果有痛苦，痛苦当然不能归别人。

吾们是庶人，吾们不是绅士，吾们不是大夫。吾们不会美名归己，过错待人。吾们更不怕失掉什么。吾们何所失？吾们只有失网罗！吾们只有失偶像，吾们只有失旧制度、旧风习、旧道德！吾们怕失地位么？吾们的地位已在最低层！吾们怕失产业么？吾们原是无产者！吾们怕失生命么？吾们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被迫害之中！看！社会所以对付吾们还有什么？戕残吾们的生命罢了！困难吾们的生命罢了！夺去吾们的饭碗罢了！吾们怕什么？吾们失什么？

不知则已，知则必行！不思则已，思则必行！不主张则已，主张则必行！

不论什么好东西，没有徒徒空想能成功的。岂但徒徒空想不能成功；源起，也没有源起于空想的。不论什么好思想，都是生活迫｝l｛来的。不与实际接近，如何能说实话？不与社会奋斗，能把社会怎着？没在工厂生活过，说工人应怎样怎样组织，终究要隔一层膜。不是无产阶级的人必不能评论无产阶级举动的是非。

更有一个必要的常识，罗素说过。他说，对于一个东西，总是越离近，越认识的真切；越解析，越晓得清楚。

吾们也说，一个主张，必越切实的试行，才越觉着有活趣。

P25－27

《我相信中国》是曾经的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的一本文集，由他的女儿张燕妮同志选编，精选了他各个时期的85篇文章，真实反映了他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主要的哲学、政治、社会、文化、人生思想。书名突出了这本书的爱国主义主题，它也是这个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一切思考和言行的出发点，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申府先生名崧年，生于1893年，卒于1986年，享年93岁。他是河北省献县小垛庄（现属沧县杜生镇）人，出身于传统书香世家，早年在家乡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1906年到北京，1908年入读顺天中学堂。1914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转数学系。1917年毕业，留校教预科班的数学和逻辑。在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有较多接触和交往，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后为编委。1918年冬又与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颇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并参与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活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积极学习、研究和译介马克思主义，很快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明确表示：“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的信奉。”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一行到北京，最先与李大钊和张申府商谈建党问题。同年8月，已经转移到上海的陈独秀在致张申府的信中说，“建党的事情在北京只有守常和你两个人可以谈”，并就党的名称问题与二人商议。李大钊和张申府建议叫“共产党”，并得到魏金斯基同意，陈独秀遂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月就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0月，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是二三个最早的成员。在此期间，张申府还曾去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罗素，住在陈独秀家里，两人就建党问题进行了多次详谈，回京后他把上海方面的情况向李大钊做了详细介绍。也就是说，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他在“南陈北李”之间还起了奔走串联的桥梁作用。

1920年底，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并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党组织，先后吸收刘清扬、周恩来入党。1922年又在德国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人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旅欧总支部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张申府于1923年底回国，过年后去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军事工作最早的党员之一。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他又力荐周恩来等十多位优秀共产党员到该校任职和任教。

在中共建党时期，张申府发表了不少阐明共产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解释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的文章。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在1922年发表于《少年》第二期的《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一文中，他还特别强调“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这些文章在建党过程中起了正确的思想导向作用。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张申府因不赞成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坚持党的独立性原则而与一些代表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和会后，他不顾周恩来、李大钊等人的劝阻而执意退出了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才意识到，这种“宁折不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知识分子脾性，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张申府虽然负气退党，但他还是心向着党的。在此后二十多年里，他一直遵守对李大钊做出的“在党外帮助党”的承诺，积极支持与配合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爱国统一战线，成为一个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一个始终与党保持着友谊关系的老朋友。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利用课堂、讲坛和报刊宣传爱国主义，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1935年，他发起成立“文化劳动者同盟”，并与姚依林等人一起担任“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总指挥，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2月，他与刘清扬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冯玉祥保释出狱后，不久清华大学也迫于压力将他解聘。他仍矢志不渝地推动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平津文化职业者协会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继续从事爱国救亡运动，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七七”事变后，张申府先后到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创办《战时文化》半月刊，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宪政座谈会”。他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1946年1月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他所有的这些奋斗经历，都是作为党的朋友，密切配合党的工作，力图对党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有所帮助。

……

极富前瞻性地提出“三流合一”的思想是张申府先生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最大贡献。这一思想后来又被他的胞弟、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发展为系统、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成为在当今中国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理论。在“相反而相成，矛盾之谐和”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张申府在哲学上还有许多富有个性特征的新思考、新创获、新表述。除了“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被孙道异当作新唯物论中的重要一派，肯定这种“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的哲学是最值得注意、最有发展前途的之外，他试图唯物辩证地解决主客关系问题的“大客观”思想，欲达辩证解析之极致的“具体相对论”的真理论，以“实”“活”“中”“仁”“生”“易”“通”为核心范畴的中国哲学精髓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化、大众化的探索等，都是可以而且应该载人20世纪中国哲学史册的。

1948年10月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一文，是张申府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他再次为自己不识大局、自以为是、率性而为的知识分子脾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后果是他从此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一个早年轰轰烈烈、蜚声士林，晚年孤寂遗世、默默无闻的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史著作中都很少见到张申府的身影，连他为中共建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亦语焉不详。他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的“三流合一”思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有些人指责为模糊思想阵线的折中主义。张申府先生在新启蒙运动中呼唤的“实”与“理性”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理性地总结过去，才能满怀信心地开创未来。所幸的是，以2011年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2013年6月为纪念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召开的“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上述情况正逐渐得以改变。张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他在哲学、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生方面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界人士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也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位先贤。《我相信中国》一书的出版正当其时，正好满足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这种需要。

十年前，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燕妮同志编辑的《张申府文集》四卷本，至今它仍是人们了解和研究张申府生平与学术思想的最基本的资料。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先生发表于解放前各报刊而未被收入文集的文字陆续被发现，包括一些“零金碎玉”式的短论，有的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思想史意义。比如今天人们十分重视的“三流合一”思想，就是最早出现于1932年10月22日他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的一则“编余”中。在2013年召开的“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有编辑出版搜罗齐全、校勘精审的《张申府全集》之必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保存一份完整的学术资料。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我们还有许多T作可以做。就张申府这个历史人物来说，在已有四卷本文集的基础上，选编出版更精要的普及本《我相信中国》，同时推动全集的编辑工作早日提上日程，这两项工作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共同把对他的研究和历史定位推向一个新阶段。

2015年5月10日

近年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开始关注张申府先生，并且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200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申府文集》，收录父亲从1917年至1985年的重要政论杂文、学术译述、散文随笔等近400篇文章，比较翔实地反映了父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观点，为研究张申府思想乃至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1年，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先后召开“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和“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把对张申府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推进了一步。

学者认为，张申府、张岱年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学者。“二张”提出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等学术主张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也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大力研究。学者们建议，要推进对“二张”思想的研究。目前，张申府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要加强向大众、向社会的普及。

由此我产生一个想法，选录父亲的部分文章，再附上若干历史照片和手稿资料，汇编成辑，为读者了解其学术思考和政治主张，以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动态提供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

重读父亲的旧作，常常感觉穿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那些跨世纪的文字，不时叩击着我的心灵，给我强烈的震撼。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父亲提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

80多年前，父亲提出：“中国人必须相信，中国以前对于世界文明或文化．是有过极大贡献的，对于将来世界的文明或文化，必更有更大的贡献，以跻人类于天人谐和之域。”

70多年前，父亲提出：“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虽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资他人，借镜他国。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

透过这些发表于半个世纪前的文字，我们看到了历史先行者在创建开天辟地伟业中的追求和思考、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抉择和承担，以及在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上的视野和创见。

本书书名选自父亲写于全面抗战初期的一篇同名文章。1937年10月4日，父亲在《金陵日报》上发表了《我相信中国》一文，提出：“我相信对于文化，中国有其特殊的贡献。我更相信，中国有其可以立国处，有其特别值得立国处。”而且选集一批文章，准备以“我相信中国”为名出版。在日寇大举侵华、国家存亡系于一线、中华儿女奋起反抗侵略者的特殊时刻，父亲提出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特殊地位，以此来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这也反映了他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我相信中国”不仅在抗战时期具有特殊意义，在当下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也有积极作用。经与出版社商量，遂以此作为书名，并以父亲自己书写的题字作为本书的书名题字。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调整，但基本保留了作者当年的文风、用字。

本书得以编辑出版，首先要感谢广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黄健同志。交谈中我说起编书的想法，黄健同志非常赞同，并且给予了很多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方克立先生倡议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对于推进“二张”思想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方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俯允撰写序言，并多次和我联系询问有关情况，对本书的选编也给予了许多指导。方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学者风范令我十分敬佩。为此，我特别要向方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合作非常愉快。出版社领导、汤文辉副总编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很大支持。出版社有关编辑，从篇目设计到出版宣传等，都做了精心策划并提出许多建议。在此，对为本书编辑出版付出辛苦和努力的所有同志一并表示感谢。

张燕妮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