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与皮鞋(1927)》、《怎样应用注音符号(1930)》、《我的人生观(1930)》、《在工商会议闭幕时之演讲词(1930)》、《三民主义为达到世界大同的途径(1931)》、《以人的精神能力支配物质(1931)》、《民生主义实现之途(1931)》、《摩托救国论(一)(1931)》、《小工程扶助大工程(1931)》……金以林、马思宇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稚晖卷)》旨在涵盖吴稚晖对无政府主义、国音统一、社会教育等问题的思考，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吴稚晖的所思所言，并选择特定时间段内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文章，凸显吴稚晖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吴稚晖长于政论，喜为笔战，笔耕不辍，著作丰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有独到见解。金以林、马思宇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稚晖卷)》旨在涵盖吴稚晖对无政府主义、国音统一、社会教育等问题的思考，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吴稚晖的所思所言，并选择特定时间段内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文章，凸显吴稚晖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导言

上《苏报》馆大记者书(1901)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1907)

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1908)

编造中国新语凡例(1908)

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1908)

新语问题之杂答(1908)

谈无政府之闲天(1908)

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1908)

无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1908)

中国人之腐败病(1908)

帝国主义之结果(1908)

革命商(1908)

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1908)

论社会主义答某君(1908)

答谁君宗教谈(1909)

书自由营业管见后(1909)

二十世纪者军人革命之世纪也(1910)

辟谬(1910)

革命党之光荣(1910)

致蔡鹤卿论学书(1911)

何谓真知识(1912)

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兼两大责任(1912)

复蔡孑民书(1913)

学问标准宜迁高其级度说(1917)

予之个人今日外交观(1917)

日出盒客座谈话(节选)(1917)

论善恶之进化(1917)

论国利民福(1917)

论善亦进恶亦进(1917)

论普及教育(1917)

论道德教育(1917)

致钱玄同君论注音字母书(1918)

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1918)

机器促进大同说(1918)

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1918)

“他”、“我”论(1921)

就批评而运动“注释”(节录)(1923)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1923)

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1924)

箴洋八股化之理学(1924)

物质文明与科学

——臭茅厕与洋八股(1924)

《说文解字诂林》叙(1927)

《李石岑讲演录》序(1927)

草鞋与皮鞋(1927)

怎样应用注音符号(1930)

我的人生观(1930)

在工商会议闭幕时之演讲词(1930)

三民主义为达到世界大同的途径(1931)

以人的精神能力支配物质(1931)

民生主义实现之途(1931)

摩托救国论(一)(1931)

小工程扶助大工程(1931)

教育改造与救国(1933)

摩托救国论(二)(1933)

救国须改良教育(1933)

人与人的交涉最好不谈人与物争应当仁不让(1935)

用资本来生产为当前急务(1938)

门外汉意中之教育问题(1939)

知难行易(1939)

精神物质应当并重说(1941)

礼、义、廉、耻在中国伦理史上的发展(1941)

反侵略要互助与优胜并用说(1941)

孔子大同学说(1943)

世界有四(1943)

西北为文明之摇篮(1943)

蔡先生的志愿(1944)

救济青年与中等教育改制(1944)

答毕修勺先生书(1945)

吴稚晖年谱简编

虽内地谈旧学者，亦有贤哲之流，另在一方面，议孔子之非教，此不过恶教之名，似将乱孔。且因开敏者流，喜倡孔教，与彼异趣。故从而悠谬厥词，以抒其牢骚。倘诚指彼为无教，则又必色然而怒，而或问其为佛也、道也、回也、耶也、多神也？则又必日孔。

此无他，支那学人之理想，在先秦稍萌芽，不久即摧折，晦暗直迄今兹。二千年来，上上下下，上无非狙公，下无非众狙。前人以宗教教育，杂凑为国教，后人即亦不问宗教教育，是一是二，故既不辨孔为非教，后又以孔塞无教之问者，彼实心旌摇摇，疑所谓无教，即无教化，未教育，同于野蛮云尔。然果以野蛮訾彼，彼之答孔，自然为词锋之正对。若问点在佛、道、回、耶、多神，则孔云孔云已为不词，无如不词相习竞二千年。

虽然，岂无明达，深知其故？答日：亦为所尊讳，聊尽其保障；惟保障云者，不知起意为国教，抑起意为孔？如仅起意为孔，孔子既无所谓教，则何惜为孔子捐宗教家之虚荣，而不为孔子扬教育家之永誉？虽最可动心者，区区即“四书”、“五经”之传习，及晋唐以来一千余年之传封。然若华盛顿之子孙，不列皇族，华盛顿之墓，岁固瞻拜者千万人；卢骚、孟德斯鸠之书，不列学官，而译抄固遍五洲，皆不由保障也。

若恐扬之则九天，抑之则九地。仆为孔子谢教主。疑仆或并维新诸子之尊孔说祝孔诞，一切非之，则尤疑非其所疑。夫守一先生之学说，为古人作纪念会，无国弗有。在别国不若孔者，尚享此崇奉，何况孔子？至于学说，方来未已。孔子之说可尊，人自永尊之；如其无可尊，虽教主奚益？诸贤所论，不明明日学理渐昌，某教浸衰乎？夫某教既已浸衰矣，则教主之名号，不足重轻。其学说，尚何一手足之保障，能为厥功，无待烦言。孔子之为古人，比不教主皎然之伊周，不教徒之葛陆，将如何？而不佞亦何缘辄非诸子？为支那后学纪念，自将以千世，则孔子之可纪念，更自无穷。惟此终可质百口，慰时贤，然则不必自明。固如其爱荐及虱，爱屋及乌，保障之劳，并起义为国教。此即仆持国家主义，捍卫新政，将发谬论，尽主职，不敢自缩者。宪法者，近世政论家将以热血头颅或则拈毫穿石争之，以为维新之符券者也。勉强若日本之宪法，尚于第二十八条宣信教自由之金言。岂我辈忧愤之余，反入颠眩，忽燃死灰，确认孔子为国教？若谓将有所不得已，则国教云，国教云，其词出于秦皇、汉武之口，自足挟以为雄图。今且争吐为亡国不详之器。犹欲以尽吾保障者，祝其一旦之神奇，不几如拾石代蛮王之驽矢，将对垒于毛瑟枪之选锋乎？况国教者，宪政之公敌，今欲舟之逆风而进，忽故饱其帆，失策将如何？智者千虑之失，不虞其竞至于此。

他国限制教会学堂人维新诸子之室，虽五尺童子能言其用意。何以返论己国，争一方面便忘一方面，几欲教民自为，而教会全国之学堂而后快又他国人所设学堂，每强学生者行瞻礼，维新诸子之提抱娇女，亦能笑其迷顽。何以自立学堂，复欲强迷信宗教之徒，尽其敬礼一非教主之古人？支那近古，以国教愚人者，既已托释莫释耒之古礼，窜宗教于庠塾。近时仿办学堂者，又大半取法于教会，故见近忘远，一若瞻礼教主，本为中土学堂之故物。艳人之庄严，则亦设主设龛；妒人之专制，则亦尊孔尊经。不恤举国家教育之重地，为宗教坛庙之附庸。是学堂之设，非施保障国家之教育，乃为保障国教之甲胄矣。夫亦不可以已乎？

国教者，国家之蟊贼，宪政之公仇。岂可反因行新政设学堂，无端而认可他国不以教育托教徒，亦恐久假而成国教，或为祸于政界，故限之惟恐其不严。故或因民智尚稚，骤辟孔子为非教，不免于惊世骇俗，欲以大学问大教育家之孔子，兼一多神宗教之教主。则前既为之二千矣，今复仍之，亦无不可。伍髭须、杜十姨，本为支那宗教家之惯例，然孔教则孔教可矣，岂可日国教？充其量亦不过如某报所引德皇誓耶稣教徒之例，由代表国家之一人，敬告孑L教徒日：孔子者，予之所敬重也，汝曹崇信孔子，愿永昌其教，无或废坠，如此而已。岂可认为国教，崇奉于国家之学堂？教主之孔子，不当崇奉于国家学堂，自为不易之定说。如或能知孔子，非教主，为大学问大教育家，欲借国家学堂，为之纪念会，此无国而不可，且无国所弗有。然此非国家所禁，亦非国家所强，全由于校友之同愿。故如此之会，有合“通学”(全校)共为者，亦有仅一部分自为者。如一部分为之，必强一部分亦为焉，除彼所谓国教而后可否则，安有此蛮横之国法，欲强夺人之信仰，且强迫人之信仰乎？

如谓教会学堂，强迫人矣，从而报复之，即以其道还治其人，终无不可。然彼乃明明为教会，明明为他国限制教育权之地，故从而有学堂，不过便利其行教，安得不强人国家学堂者？明明行教育权之地，乃无端羼人教例，分别甲乙之民以相歧视，弃国家势力之全圈，自立于教会之一点，而与他教会争，以轧己国之民。将谓宗教者，二十世纪之新发明欤，抑亦知其为过去生中之刍狗者耶？

学堂之统一，在使人民共知有国家，故学堂之崇拜，必日国家神圣，学堂之祷祝，必日国家万岁。然所谓国家者，合土地人民公隶于一名，非有一人之可指。故国家万岁，代表之数，人固万岁，顽然之土地，嚣然之人民，与夫包括其中之教育家、宗教家，无不万岁。何学堂崇拜教主之有？

况拜跪之礼，又维新诸子所深辟，精义所存，久有成说，兹姑不复赘。东学之狱，贤者固不谳其教不教，但罪其拜不拜，如此特不拜云耳。按诸我辈之所恒言，宜若甚可假借。然欤非欤？

信教自由之界说，信教可，不信教可，此纵线也；信甲教可，信乙教亦可，此横酃也。我辈若自托于斯宾塞、达尔文诸儒之不信宗教，认为孔子之后学，不认为孔教之教徒，固未始得罪名教。亦除国教为宪政公敌外，人若各信其所谓孔教、佛教、道教、回教、耶教，皆无愧为完全之国民。如此者，服国家之务，务责其同信自由之教，一任其异。文明国，已为我辈前师矣。我辈断腹截足争之，视其力若扬国教之焰，弃自由之众，任无识官吏斥为赘民，听其不学，是坐使教中之奸民日多，新政之公敌坚树，教案不熄，顽固愈甚。归咎于周孑L徒欤，抑贺金声之罪也？恐分谤者正有人。

若因西教未久，正躁且哗焉，不安之时，难免有所芥蒂。则请吏参一解，凡害公安妨公益者，日邪术；无害公安无妨公益足以劝善惩恶者，日宗教。西国同认耶教为宗教，固与我国之认佛道、回回无异，非若白莲、八卦等之认为邪术可比。如其奉达摩、祀观音，吾民向印度人膜拜，于政界毫发无损益，则亦何妨祷天主教圣母，向犹太人顶礼，于政界本亦毫发无损益焉。则仆固各教以外人，所谓青菜、萝卜同一素菜，和尚不能知，惟卖菜佣知之。

若以为向者明明既损益于政界，此乃外交之无术。又自治之不完，不忿国政之不足安和，乃咎国教之不能抵制，不揣于本，务齐于末，是岂知国教也欤哉？固先代之国教也，不改其国教，服从者孔教，而代表者固佛爷矣。国教也欤哉？固今代之国教也，恐仍不改其国教，将尤胡服从者仍孔教，而“挨哀”(我)代表者且上帝矣则奈何狂言死罪，伏维鉴原。P2-4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伐，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垂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3-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筅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弓J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近三百年来反理学思想家的代表人物。

——胡适

学术界一颗光芒万丈的彗星。

——蒋梦麟

吴稚晖先生为一代人豪，生平致力国事，厥功甚伟，其学术地位，尤为显著。道德文章，世人景仰！

——李石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