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一向鲜为人知。1979年出版的《最高法院弟兄们》，刻画了伯格法院的大法官群像，讲述了许多重大判决的幕后隐情。本书则将视角转向伦奎斯特法院与罗伯茨法院，客观叙述了1980年至2007年间，在堕胎、民权、政教关系等议程上，最高法院内部观点交锋与立场变化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人们将会读到：亲手将小布什送进白宫的奥康纳，最终为什么与总统反目成仇？同性恋法官助理如何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法律文化？为什么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那么厌恶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却拒绝将其推翻？克林顿总统为什么最终放弃提名一位政治家出任大法官的想法？右翼保守派势力为什么要坚决抵制艾伯特·冈萨雷斯与哈里特·迈尔斯这两位铁杆保守主义者出任大法官？托马斯大法官为什么在庭审时一言不发？……本书的细节刻画，完美呈现了大法官们黑色法袍下的另一面：肯尼迪的闷骚、伦奎斯特的“赶时髦”、斯卡利亚的孩子气、奥康纳的突发奇想、托马斯的特立独行、布雷耶的长袖善舞、苏特的隐士气质。也正因于此，《纽约时报》才将本书作为2007年的十大好书予以推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向来鲜为人知，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通过采访大法官们与70多位法官助理，客观叙述了1990年至2007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内部在堕胎、言论自由、种族平权、同性恋、政教关系等议程上观点交锋与立场变化的历史，以及大法官任命与美国政局变迁之关系。全书以人物列传形式，描绘了伦奎斯特、奥康纳、罗伯茨、肯尼迪、斯卡利亚、苏特、布雷耶、托马斯等大法官的个性、理念与成长经历，生动阐释了大法官们的个人偏好、政治立场与判决意见间的关联，几乎涉及最高法院近17年来所有重要判决的内幕，被《纽约时报》评为2007年十大好书之一。

译者序

序篇

第一部

 第1章 联邦党人的思想战

 第2章 善恶之争

 第3章 待决问题

 第4章 三驾马车

 第5章 博大胸怀

 第6章 流亡者归来？

 第7章 福音派反击战

 第8章 格格不入

 第9章 向左走，向右走

 第10章 保守主义节节败退的一年

第二部

 第11章 危机边缘

 第12章 紧锣密鼓

 第13章 最终输家

第三部

 第14章 开放年代

 第15章 法律文化

 第16章 演讲之前，说点什么

 第17章 绿皮意见书

 第18章 “我们行政分支不会这么做”

 第19章 转折年代

第四部

 第20章 出自上帝的“G”

 第21章 罗伯茨法院

 第22章 “我了解她的想法”

 第23章 山雨欲来

 第24章 “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

 第25章 司法最低限度主义？

尾声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索引

被封闭的台阶

布什总统提名约翰·罗伯茨进入最高法院那天，未来的首席大法官曾提及卡斯·吉尔伯特的设计核心——台阶。“每当我踏上那些大理石台阶，准备参加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时，我总会因内心激动而哽咽，”罗伯茨说，“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紧张导致的结果。”多年来，无数美国人在踏进吉尔伯特设计的这座司法殿堂前，都曾有过与罗伯茨一样的敬畏感。但是，马上就没人有这个机会了。这些通往最高法院大门的台阶，很快将不再对公众开放。

对最高法院大楼进行整体翻新，是伦奎斯特在首席大法官最后几年任期内的头等大事。与许多政府大楼的改造项目一样，即便是适度整修，也会存在预算超支、拖延工期等一系列问题，相关工作大概将于2009年完成(甚至可能更久)。而且，“9·11”事件发生后，整修方案还得将安全问题作为考虑重点。很明显，最高法院正面台阶上的公共入口——也是吉尔伯特设计规划中的点睛之笔——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台阶一侧临近建筑基座的部分将开设一个新的人口。参观者仍可通过正面的台阶离去，并看到身后吉尔伯特设计的视觉效果。

关闭这些台阶的措施或许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最高法院将在未来发生更大的转变，这一转变部分将由大法官们主导，但更大程度上，可能会由美国人民来决定。在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总是能集中反映推动社会变迁的普遍政治意愿。在共和国早期，当地域冲突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时，这种紧张气氛在最高法院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大法官退休后，总统必须提名来自同一个州的大法官作为继任者。(现在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伦奎斯特与奥康纳这两位资深大法官都来自人烟稀少的亚利桑那州。)在19至20世纪，潮水般涌入的欧洲移民将宗教问题提升为政治上的中心议题，人们为了在最高法院设立“天主教席位”与“犹太人席位”闹得不可开交。而在现代，克林顿总统已任命了两位犹太人大法官，却没人对此评头论足，这恰恰说明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样，现在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已经拥有了5位天主教大法官。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自由派，威廉·布伦南，也是一位天主教徒。

今天，导致美国社会出现裂痕的已不再是地域或宗教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分歧。罗伯茨、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之所以获得任命，是凭借他们的保守派身份，而不是天主教信仰。共和党的力量基础——从福音派的詹姆斯·多布森与杰伊·塞库洛，到联邦主义者中的特德·奥尔森与勒纳德·利奥——其影响力已足以塑造最高法院。与他们的自由派敌手相比，这些人更加有组织，更具动员力，也更加关注最高法院的作用。一旦他们的候选人取得政权，这些保守派将迫不及待地向最高法院输送更多的大法官，而且必须是罗伯茨与阿利托这样能讨他们欢心的。(至于哈里特·迈尔斯这样不受欢迎的人物，提名自然会惨遭拒绝。)可以说，保守派以近乎狂热的激情，完成了他们在最高法院的力量投入，为推动他们的政治目标奠定了基础。

至少在公共场合，罗伯茨不得不让自己的观点看上去有别于他的保守派支持者们。“法官就像裁判员，”他在自己的确认听证会上说，“裁判员并不设定规则，仅仅适用规则。”在其他场合，罗伯茨也经常说：“法官不是政治家。”这些话都不足信。最高法院大法官跟棒球裁判员根本没什么可比性。解释宪法、并据此界定美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如此神圣的工作，怎么能跟球场上喊几句口令的机械行为相提并论？这种类比简直是愚不可及。目前，一旦触及解释宪法条文含义这一最高法院核心工作，往往是意识形态而非写作技巧左右了案件的判决结果。伟大的保守派法官与法学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曾写道：“我们很少有可能直接判定最高法院一个宪法性判决的是非对错，因为宪法性案件的判决只能依靠政治决断，至于政治决断孰对孰错，根本与法律规范无关。”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尽管布雷耶一直为维护遵循先例原则劳心费力，但始终应者寥寥。布雷耶及其自由派同事们(在这一问题上，肯尼迪也偶尔加入他们)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中投票时，可没怎么顾忌遵循先例原则，他们毫不犹豫地推翻了最高法院17年前作出的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判决。因为他们认为，那时正是废止对同性间自愿性行为进行刑事处罚这一恶劣规定的大好时机。在那种情况下，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考量往往战胜了对先例的尊重。当然，这类做法有可能夸大了宪法条文的解释弹性。在多数情况下，资深大法官们总是拘泥于条文字句本身的含义，或者着眼于历史或先例，大法官们解释的自由度虽大，却并非不受限制。

尽管如此，在最高法院，一旦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判决结果从来不取决于言词辩论的质量，而是大法官们的立场。比如，斯卡利亚与金斯伯格在智力、技能乃至道德上都不存在明显差别。导致他们立场对立的，是其不同的司法理念，在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差异高于一切。未来的大法官当然也必须拥有足以符合其工作要求的丰厚资历，但左右最高法院乃至整个国家发展的，始终是他们秉持的意识形态。

因此，一项因素——而且仅有一项因素——能决定最高法院的未来：总统大选的结果。总统通过挑选大法官使自己的影响力得以延伸。从这一点上来说，乔治·W.布什做得非常高明。现在的总统们已经不会再为自己任命的大法官的所作所为大跌眼镜了。苏特和肯尼迪都没让任命者吃惊，苏特的记录早已表明他是一个温和中间派，肯尼迪之所以被提名，是因为比他更保守的罗伯特·博克没能通过参议院的确认。之后陆续被任命的大法官们——托马斯、金斯伯格、布雷耶、罗伯茨和阿利托——其表现都与任命他们的总统的预期一致。几乎可以肯定，斯蒂文斯、苏特与金斯伯格三人最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他们的继任者仍将延续这一规律。

恰如其分。卡斯·吉尔伯特设计的台阶，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人们的宏大想象——最高法院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在更高层面上裁断是非曲直。但是，最高法院本身就是民主过程的产物，用句或许有些冷酷的话说，它既代表着最好的人的利益，也代表着最坏的人的利益。对我们的最高法院，我们无须寄予太多期望，也不能完全不抱希望。

P338-340

一

2008年11月4日，美国人民创造了历史，奥巴马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法律界的自由派人士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纷纷感叹：“联邦最高法院得救了！”

1950至1970年代，没人觉得最高法院会有被保守派把持的危险。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坐在审判席上的大法官，是厄尔·沃伦、小威廉·布伦南、瑟古德·马歇尔、威廉·道格拉斯与哈里·布莱克门。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到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到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自由派大法官们将司法能动主义发挥到极致，在打破种族隔离、倡导言论自由、保障罪犯权益、维护妇女选择权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即便在厄尔·沃伦退休，保守派人士沃伦·伯格出任首席大法官后，由于自由派大法官仍居多数，最高法院一样作出过像罗伊诉韦德案这样的伟大判决，甚至短暂中止过全美国的死刑执行。

尽管自由派在司法领域一路凯歌高进，但保守派势力也并非无所作为。从1970年代开始，自由派的“精英治国论”与“大政府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许多选民逐渐右倾，右翼思潮暗流汹涌，保守主义运动也随之蓬勃展开。

1980年，罗纳德·里根在总统大选中战胜吉米·卡特，发起了“保守主义革命”。在里根率领下，共和党逐步从倾向大企业利益的贵族党，慢慢变成覆盖草根阶层的平民党，保守派势力也随之成为共和党的主导力量。严格意义上讲，里根的保守主义，是西部个人自由主义者与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联盟，前者支持“小政府、低税收”，与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自由派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是死敌；后者更侧重社会文化层面的改良，要求政府大力推行基督教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全面介入公民个人道德、生活领域，禁止堕胎、同性恋，反对政教分立。不过，从本质上讲，里根其实只是一名个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本身”，他倡导大幅减税，着力削减联邦政府权力，至于社会文化领域的论争，他却不太上心。事实上，他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甚至签署过容许堕胎的法案。

在司法领域，里根先是将威廉·伦奎斯特送上首席大法官位置，又先后提名桑德拉·戴·奥康纳、安东宁·斯卡利亚、安东尼·肯尼迪进入最高法院。老布什继任总统之位后，提名戴维·苏特、克拉伦斯·托马斯出任大法官，终于形成由共和党大法官占据多数的伦奎斯特法院。在伦奎斯特率领下，上述大法官发起“联邦主义革命”，在美国诉洛佩兹案等一系列案件中宣布国会立法违宪，有效制约了联邦政府对州权的干预。不过，无论里根还是老布什，两人都不太重视堕胎、同性恋等社会文化议题，上述特点也反映在大法官的提名人选上。陆续上任的7名共和党大法官中，奥康纳、肯尼迪、苏特3人都对堕胎持克制态度，不赞成推翻罗伊诉韦德案。

1992年，克林顿上任后，意识到里根的减税政策已深入人心，民主党自新政以来形成的“大政府理念”也不再吃香，便迅速调整政策、放松管制、限制福利增长，使民主党逐步变成重视贸易自由、与企业界亲近的中间党。再加上克林顿管理经济确有一套，一些原本主张“小政府、低税收”的个人自由主义者转而支持民主党一方。如此一来，共和党要想夺回政权，就只能向南方基督教保守派势力求助了。与传统保守主义者相比，这股势力更狂热、更激进、更右倾，但也最忠诚可靠，而且，由于一直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一旦机会来临，他们的反扑将势不可挡。

2000年，小布什几经周折，终于坐上总统大位。尽管他支持减税，但在其执政期间，联邦政府权力急遽扩张，完全背离了传统共和党的“小政府理念”。另一方面，小布什本人受宗教影响甚深，十分看重基督教福音派势力，有时甚至以“救世主”自居，这一点在“9·11”事件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他时刻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架势，试图用基督教信仰治国理政，甚至指导反恐战争，几乎架空了政教分立的立国原则。2004年大选中，布什干脆不再把争取中间派选民作为重心，而是直接发动文化战争，在宗教、堕胎、同性恋、枪支等议题上全面兜售自己的极端保守主义理念，全力争取南部基督教保守派选民的支持，终于战胜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成功获得连任。此时的美国，已开始向一个“右翼帝国”演变。

在2000年大选中，联邦最高法院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无论大法官们内心是何初衷，意识形态、党派偏见还是战胜了法律与理智，他们蛮横终止了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工作，最终将小布什送入白宫。然而，面对各方纷至沓来的批评，加上小布什上任后的所作所为，大法官们也开始反躬自省。奥康纳、肯尼迪，乃至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本人，都逐渐流露出左倾迹象，在判决中或是倾向自由派一方，或是严守中立，恪持均衡，尽量迎合主流民意。这一时期的最高法院，也出现了3：4：2的力量格局，保守派一方为伦奎斯特、斯卡利亚、托马斯，自由派一方为斯蒂文斯、金斯伯格、布雷耶、苏特，奥康纳、肯尼迪则处于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位置，从投票记录上看，奥康纳的立场属于中间偏左，肯尼迪则是中问偏右，联邦最高法院渐渐又呈现出自由化态势。

2005年，奥康纳辞职，伦奎斯特病逝，最高法院的力量均势终于失衡。为迎合极端保守派势力，布什先后将约翰·罗伯茨、小萨缪尔·阿利托送进最高法院，其中，罗伯茨接替伦奎斯特成为第17位首席大法官，联邦最高法院从此进入罗伯茨时代。罗伯茨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待人宽厚，但在推行保守派政治议程上，却毫不含糊，不打折扣。他表面上倡导“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暗地却联合其他保守派大法官，逐步架空自由派大法官创立的先例，进而实现变相将之推翻的效果。在2006至2008年两个司法年度，最高法院在堕胎、宗教、枪支等议程上，已开始迅速右倾。

无论最高法院走向何方，2008年总统大选肯定将成为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时刻。大选开始时，斯蒂文斯已经88岁，并患有前列腺癌，金斯伯格也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苏特则一直非常讨厌华盛顿，甚至不愿与那些保守派同僚们共事，这三人都可能在未来几年陆续离任。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已明确表示，他反对堕胎，赞成对宪法进行原意解读，承诺一旦赢得大选，将把像罗伯茨、阿利托那样坚定的保守派人士送上大法官位置，力争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换言之，如果保守派大法官占据绝对多数，肯尼迪这样的中间派“摇摆票”将变得无足轻重，最高法院势必将被改造成一个彻彻底底的保守派机构。在自由派人士眼中，最高法院确实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

《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记叙的，正是联邦最高法院从1980年至2007年这段历史。作者杰弗里·图宾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CNN资深法律评论员，由于长期从事法律时政分析，他对近十几年的法政要闻、司法内幕，自然是如数家珍。尽管他在记叙这段历史时力求客观，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强烈的自由派倾向。对最高法院急遽右转的趋势，图宾忧心忡忡、直言不讳，在他看来，最终决定最高法院走向的，将是美国民众手中的选票。选出什么样的总统，就会选出什么样的最高法院，如果要避免最高法院沦为保守派的桥头堡，2008年就必须让一个民主党人来当总统。

如今，自由派选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将奥巴马送上总统之位，最高法院也避免了被保守派全面把持的危险。奥巴马本人也是学法律出身，担任过《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在竞选中，他充分显示出自己的自由派立场，如明确表示支持堕胎，拥护罗伊诉韦德案，认为大法官应当对宪法进行积极解读，希望司法分支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只做“橡皮图章”。在施政方面，奥巴马也力求搁置争议，共谋发展，他把好斗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定位为老一代，努力团结早已厌倦政治斗争的新生代。在一次演讲中，他甚至说：“这里没有一个自由派的美国，也没有一个保守派的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nlerica)，请注意LJnited的相关意义，这里没有一个黑色的美国和一个白色的美国、拉丁裔美国、亚裔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不过，奥巴马可以防止最高法院继续右倾，但短期之内，恐怕也无法让法院成功“向左转”。原因在于，保守派大法官中，罗伯茨、阿利托尚年轻，斯卡利亚、托马斯年事虽高，但只要身体不出大问题，肯定不会将大法官席位拱手出让。几位早有退意的自由派大法官就不一样了，2009年5月1日，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苏特大法官宣布，他将于今年6月末退休，奥巴马也因此得到第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事实上，年届九十的斯蒂文斯好不容易撑到民主党总统上台，也很有可能在最近两年宣布退休，使奥巴马有机会提名一位年富力强的自由派人士作为继任者。至于号称要干到80岁才退休的金斯伯格何时离职，则要视其身体状况而定。总之，从目前局势来看，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力量对比暂时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奥巴马仍可以通过提名联邦法官人选，将更多的自由派法官送入联邦法院系统。

共和党败选后，其在地区众议员的补选中也节节失利。2009年4月，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共和党温和派元老、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斯佩克特宣布转而支持民主党，更是对共和党形成重创。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和党长期的极端保守派路线，越来越不受广大选民的青睐。当然，共和党受挫，并不意味着保守派势力的全面收缩。无论在国会、最高法院，还是底层的基督教福音派组织，保守派势力仍蓄势待发，伺机反击，奥巴马也未必能顺利推行他的自由派议程。2008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与该刊驻华盛顿站主任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就曾在二人合著的《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势力》一书的中文版导言中写道，尽管共和党注定要在2008年大选中输给民主党，但“右翼美国显然还在那里存在着——虽然受到损伤、愤怒不已，但依然在令人吃惊地争斗着。别将右翼美国一笔勾销。一阵混乱期过后，它肯定会再次崛起，重新获得它在美国政治聚光灯下的位置”。可以说，尽管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正开始重塑美国政治社会版图，美国的公众意识形态亦有从保守回归温和的趋势，但是，意识形态分歧始终是当代美国的主要矛盾，无论哪一党的总统上台，都无法阻止美国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分裂。

三

在美国，人们能轻易报出总统的姓名，却可能连一个大法官的名字都说不出。尽管关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学术著作已是汗牛充栋，但这类著作多立足于判例或意见，着力于阐述法理，分析意义，很少涉及大法官们的早年经历。至于大法官们的自传或传记，往往偏重于描写他们的个人经历或司法理念，无法完整呈现同时代大法官的群像。更重要的是，大法官们，尤其是现任大法官们，多不愿过多评价自己的同事与工作，有价值的传记只能在事件发生多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出版，人们或许能从陈年往事中扒出些八卦轶闻，但主要事实已无从印证。现任大法官中，只有克拉伦斯·托马斯2007年底出版过自传《我外祖父的儿子》，并赚取了巨额稿费。不过，托马斯在这本书里只是叙述自己的早年经历，写到1991年进入最高法院后就戛然止笔，对近16年的大法官经历未置一词。

一般来说，除了开庭审案，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向来鲜为人知。局外人若想了解相关情况，或从事学术研究，只能通过查阅大法官们的判决意见、庭审记录，以及部分公开的备忘录进行。大法官们很少接受访谈，谈话时也很少触及具体个案或司法立场。至于法官助理等工作人员，向来也有“内事不可外扬”的潜规则。1998年，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的前助理爱德华·拉扎勒斯曾结合亲身经历，撰写了《紧闭的办公室：当代最高法院的兴盛、衰落及未来》一书。由于身份敏感，坏了“行规”，拉扎勒斯后来出席布莱克门的葬礼时，过去的同僚几乎无人与他说话。

……

——截选自《译者序：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坊间关于最高法院的著作，《九人》是最新的，也是最棒的。

——全国公其广播电台(NPR)

《九人》不仅生动叙述了最高法院的新近历史，同时也为读者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大法官群体的视角，它向人们展示了大法官们的个性、司法理念、人际关系，将对那些震动全国的重大判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之，《九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是一本富有洞见的佳作。

——《纽约时报》

《九人》睿智渊博、生动有趣、通俗易懂，令人难以释卷。图宾是位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故事总能扣人心弦。由他担任最高法院各类掌故的讲述者，实在再合适不过。

——《纽约时报书评》

一本了不起的著作，脉络清晰，一针见血。

——鲍勃·伍德沃德(水门事件揭幕人，《最高法院弟兄们》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