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莫里斯被欧洲文学界誉为“20世纪最 优秀的叙事作家”。莫里斯集诗人、小说家、旅游文学家于一身，早年曾供职于《卫报》等重要媒体，后专事写作。莫里斯可谓著作等身，除有关英国的名作《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外，还有关于牛津、曼哈顿、威尼斯、西班牙、香港等城市的记述。其游记散文集新闻记者的敏感、历史学家的沉思、散文作家的独到审美于一体，给予读者非同寻常的文字享受。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则集中展现了莫里斯大半生的游历和写作历程，该书凝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莫里斯游历世界各地所写散文的精华，是从个人视角展现世事变迁的有力尝试。

作为游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步入耄耋之年的简·莫里斯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历程，写下《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一书。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作为媒体记者和游记作家的简·莫里斯的足迹踏遍世界各个角落：见证人类登顶珠穆朗玛峰到亲历二站后对战犯的审判；品尝了西班牙的贵腐葡萄酒又体验了中国的神奇药膳；从众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到名不见经传的北非村庄，简·莫里斯已经超越了旅游者的身份，而更似一位形貌低调的当地居民。她不写名人政客，只写斜阳下匆匆回家的士司机的会心一笑、街头巷尾值得流连徘徊的小风景，她笔下的那个城市经她雕琢而散发出别样光芒。正如莫里斯在访谈时所说，她常无目的地闲逛以及像狗一样咧嘴微笑在城市里行走，正是这样的一种姿态使得她的游记散文洋溢着斑斓色彩、渗透着智者的哲思。

半个世纪的独特行走——代中文版序

序言：这是事实么？

20世纪50年代

1 珠穆朗玛峰1953年

2 一个温和的共和国：美国

曼哈顿

南方

芝加哥

火箭号

3 麻烦的国度：中东

埃及

黎巴嫩

约旦

耶路撒冷

伊朗

阿曼

苏伊士事件

巴格达

以色列

4 南非白与黑

5 天堂的混乱：加勒比

特立尼达

巴巴多斯

古巴

6 欧洲：战争结束之后

柏林

巴黎

伦敦

两位大人物

7 东方：远东

日本

香港

8 威尼斯 1959

20世纪60年代

9 艾希曼的审判

10 冷战

联合国

莫斯科

列宁格勒

敖德萨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

第六舰队

赫尔辛基

的里雅斯特

11 南美颤栗

拉巴斯

利马

库斯科

12 牛津 1965

13 澳大利亚

达尔文

悉尼

艾利斯斯普林斯

14 一个新非洲

加纳

尼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

15 曼哈顿 1969

20世纪70年代

16 快乐之地

克什米尔

特鲁维尔

17 前英国领地

新加坡

锡兰

大吉岭

德里

18 卡萨布兰卡：变性

19 伦敦1975

20 光荣之后：美国

洛杉矶

曼哈顿

21 南非黑与白

20世纪80年代

22 充满渴望的心血来潮：虚幻之所

韦尔斯

旧金山

里约热内卢

23 悉尼1983

24 噢，加拿大！

渥太华

多伦多

温哥华

圣约翰

25 中国在那儿

26 维也纳1983

27 “Y Wladfa”：另一个威尔士

28 柏林1989

20 世纪90年代

29 欧洲的流动

葡萄园

瑞士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波斯尼亚

立陶宛

匈牙利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

爱尔兰

30 美国光与影

俄勒冈的波特兰

在“微风号”

西点军校

曼哈顿

31 悉尼1995

32 香港：终结

结语：满足一个长期被需要的需求

索引

对美国南方的最初印象让我的心情不太轻松。位于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影响深远的判决，裁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非法，我恰好在此案宣判的次日到达亚特兰大。

当这一裁决宣布时，南方白人们心中压抑地翻滚着的全部不满立时沸腾，痛苦怨恨的言语溢出。一整天我都听到男人女人们的怒骂。他们的辱骂既如此充满戏剧性，又这般翻来覆去，简直让我不能不觉得是从某本歧视惯用语词典中整体摘录的。我在一家咖啡馆里参加了一场对话，跟那儿的经理以及一名自称高级警官的男人。他们用了不少时间来回忆过去的种族骚乱，惬意地谈到“黑鬼”在街头被嘲辱和击打，特别提到一个黑人被一帮暴徒追赶，拼命扑进这间咖啡屋门口，结果只是被推回到人行道上。“黑鬼唯一应该呆的地方，”那经理最后说，“就是后门，手里拿着他的帽子。”

另一些温和点的亚特兰大人，像任何人一样惊骇于这些残忍的言辞，转而鼓吹其他维持白人至上地位的方式。他们迷醉于“老南方”的多愁善感，会像假装正直的狱卒一样说：“把事情留给我们来处理。我们理解黑人，他们也理解并尊敬我们。毕竟我们已经一起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彻头彻尾地了解他们，相信我，他们的头脑跟我们的不一样。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们。南方人自己照管南方人。”如果我是一名南方的黑人，我想我大体上更愿意听到高声大吼，而非柔声细语。

至于乡间的黑人，他们似乎仍然与那些奴隶制时代旧印刷品上的图样一致；仍然半裸着身体在田地里艰苦劳作，仍然沉溺于色彩和俗艳的装饰物，仍然充溢着歌声，仍然无知且无组织；一个受奴役的民族，令人无比同情。看起来他们几乎没人深入思考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却时常以一种悲哀的无动于衷想到它。我曾与阿拉巴马州的一名黑人农夫交谈，问他有色人种的状况是否有任何好转。“事情没有变得更好，唔，”他说，“也没有变得更糟，只是保持原样。对有色人种来说，只要我们呆在这儿，情况永远不会变得更好。”

这个区域自身的本性也增强了南方的压迫性。一般而言，这是一片广阔、干燥、多尘、委靡不振的乡村；有时美得叫人难以忘怀，但通常是忧郁的；缺乏充沛精力和兴高采烈，也缺乏新鲜与活泼；一个独一无二的非狄更斯式的乡村。比如说，当你在夏日开车穿越南卡罗来纳州，会有无垠的棉花地将你吞没。各处都是凋敝的村庄，积满灰尘、破败倒塌，小块木头拼凑的屋子，生锈的广告牌，几个没精打采的白人和黑人聚集在商店周围。在贫穷白人的未粉刷的房屋外常常停着朽旧的汽车，洗衣机摆在走廊上一堆乱糟糟的东西中间。有时会有一个带弯弯尖塔的白色小教堂。时常见到幽暗发霉的低洼地，阴郁的树木站在水中。种植同的主宅地有时很气派，但大多年久失修，死气沉沉。

我拜访了这样一栋房子，跟房主聊了聊，听到的无非是慷慨宏富的往昔的哀伤回音。三代人之前，帕克种植园包含大约10000英亩田地，曾是这一区域的一块大产业。如今萎缩到只有150英亩左右的棉花、烟草、甘薯和玉米。通往那房子的车道是两行松树间的一条窄路，未铺柏油；汽车沿着它开过时，一团烟尘在身后腾起。路边有两间简陋的小木屋，其中一问有人住，外面晾着一排衣服，另一间房子前面，麦秆一直堆到屋檐高。路的最尽头是那间大屋，古典而破败。有四根柱子的门廊宽阔且壮观。帕克太太认为只有华盛顿或托马斯·杰斐逊才真正配得上它，但当我注意到那宽阔的台阶摇摇晃晃，前门的门框松垂下陷，屋顶高处还挂着一个暂无动静的蜂巢，就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坐在那里。屋内可真是相当凌乱；主厅从前到后整整齐齐地穿过屋子，里面有一架高寿的脚踏式风琴，乐谱架上搁着一本巨大的圣歌乐谱。

种植园主刚刚同他的拖拉机扭打过一番，手上油乎乎，戴着顶假发，穿着件开领衬衣。但像绝大多数南方绅士一样，他有好客的天分，很快我们就坐到门廊的栏杆上，喝起一大杯冻饮，透过松树向外望。他告诉我他差不多是独自一人运营这种植园，只有一个全职雇工帮手。他的孩子们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念书，妻子负责家务。这块产业上的五间小屋出租给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几个黑人家庭，而“那条街”——过去给奴隶们居住的两排一模一样的棚屋，如今已然荒弃，行将坍塌。

当我们在门廊里闲聊时，一大团尘土从车道向我们逼近，紧接着出现了两匹步履庄严的高大的骡子。它们拉着一种类似雪橇的东西(滑雪长撬与克娄巴特拉游艇的混合物)，上面坐着个戴草帽的黑人，老得够呛，满脸皱纹，威仪堂堂。他转过拐角以帝王般的姿态开进来，骡子气喘吁吁，雪橇吱吱作响，尘土在我们周围翻腾；经过门廊时，他抓住帽顶举起帽子喊道：“晚上好，老板，先生；晚上好，帕克太太。”“晚上好，亨利大叔，”他们回答道。P12-14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采样于所游历的半个世纪。它一边前进，一边选择自己的主题。它的题目也许暗示了一部更深思熟虑、更客观的作品，类似于某种回忆录——充满哲学思辨的小说家，或者从一份严肃大报退休的专栏作家，会在书中对其时代加以沉思。别给骗了哟，这个由我的报道和随笔组成的文件夹可远没有那般慎重且包罗广泛。它的确镜映了这个世界50年的进程，但却是以一种浮华得多的方式。它的本质更接近于一场展览和一次表演，且关于其作者至少与关于世界同样多。它的开篇有一点震撼，如果说它的收尾显得更加谦逊，那是因为50年的书写与漫游生活将会让大多数人最终更安静一点。哪怕是鸫鸟，也只在一季的初期才带着无忧无虑的狂喜歌唱。

本书所述时期覆盖了20世纪的后半叶，从50年代到90年代，从二战初停到千禧年终结。当然，按照惯例，我忍不住要说，这是历史中一段决定性的时期，但它可能并不比其他时段更具决定性。实际上，我这半个世纪的精神状态也许比大多数人更幸福，更乐观。这是冷战的时代，当人类的资本主义部分和共产主义部分被桎梏在一种无法和解的猜疑中，世界上真的还有许多别的公共的焦虑。小规模的武装冲突频频发生。核弹灭绝人类的前景纠缠着许多人，毒品文化无情的散播令许多人更加困扰。环境遭遇可怕的污染。艾滋病的邪恶瘟疫出现。贫穷，甚至饥荒，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存在，全球化开始启动——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星球日益增长的美国化。人们环绕全球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造成许多通常是无法预料的问题，世界人口的增长给易受影响的预言性的情绪投下了阴影。

但是，尽管这一切听起来令人害怕，但还有许多东西可以补偿这些恐惧与痛苦。例如，欧洲的各个帝国从它们遍及全球的广阔领土上后撤。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产生有益的后果，并且被许多冲突损害，但普遍看来，它是一种有价值的承认：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宣布统治另一个国家。联合同，尽管经常表现得虚弱无能，至少是国与国之间预期的兄弟关系的一个标志。有组织的宗教正在失去其对西方人的更加原始的掌控；在东方，伊斯兰教似乎大体上还是一种保证秩序的高贵的力量；而对许多人来说，佛教是真正的世界之光。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对自然状态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半个世界的人口仍然贫苦如昔，而另一半则是史无前例的繁荣富足。人类的第一次太空探测似乎——至少在早年——预示着美妙的成果即将到来。

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变得更加宽容、和善，比他们在二战之前更加慷慨。不论漫游何处，我很少感到受威胁，也几乎从未被打劫。我们仍然认为——至少我是这样想——总体上人类在朝着希望进步，断断续续地走向一个更加幸福的结局，不管那结局有时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实现。我想，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重又徘徊人间，仍然有可能信仰泰雅尔·德·夏尔丹的理论：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过程中，所有的物种正在走向某个终极的和解。

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回应，是我自己对我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看法。这是我如何感受世界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初，我24岁，20世纪90年代末，我74岁，因此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全球历程也是一个生命的历程，从青年的黎明到衰年的黄昏。其中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够可靠的判断，全都被生命从韶华到衰老的重大改变上了色——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过程，但在另一些方面，思考方式的挑剔的转换和头脑的改变也削弱了判断。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50年如一日地保持观点和价值的连贯一致，我们不仅被经验和成熟度影响，也被情绪、变幻无常的口味、厌烦和个人境遇左右。

我并不经常深深地卷入这本书里所描述的事件中去。我本性是局外人，职业是旁观者，倾向于做孤独客，我这辈子一直在看事物和事件，观察它们对我x自己的特定感受力的影响。这通常并非一种内省的生命，但在某个方面，自我检查也纠缠着我。自从童年开始，我就恼火地认识到，我被生错了身体，我真的应该是一个女人。在我参军的4年里，在我作为外国通讯记者的10年里，为了应付这个谜，需要一定程度的内省，虽说不上是欺骗：当我通过俗称“变性手术”的手段最终解决这个难题，从“詹姆斯”(James)变成“简”(Jan)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种某些批评家所宣称的在我的写作中也清晰可辨的解放感(如果你乐于自己下判断，最终的变形发生在本书《卡萨布兰卡：变性》一文中)。通常来说，这样戏剧性的桥段并不会成为反思性文集的核心，在本书中也同样如此，因为对我来说，它始终被一种爱的忠贞与个人幸福感所遮蔽，后两者对我风格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简单的性别转换。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新手和老兵，一个男人和女人，一个记者和有抱负的书写者，在这半个世纪中，我游历了这个世界，并且写下它。我从记者起步，当时所接受的观点是(主要是来自美国的例子)：记者生涯是进入文学的正确途径。我从牛津毕业后就加入伦敦的《泰晤士报》，几乎立刻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活，不久又被吸引到当时的《曼彻斯特卫报》。那时，这两份风格突出的报纸都处在声名的顶点，富有威望，包容各种个性，它们不仅容许我或多或少像对待随笔写作一样对待新闻快讯的写作，更给了我一个正面观察各种事件的大看台，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负。压根儿就是一转眼间，我就开始对全人类的问题指手画脚，并且建议各个国家和民族如何解决它们。借用麦克斯·比尔博姆说他自己和牛津大学的话——是《泰晤士报》和《卫报》让我变得难以容忍，但我依然感谢它们。

尽管我是个有抱负的文人，但我也是个有抱负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从来就憎恶权威，尽管有时会被其辉煌诱惑。当我为报纸写作时，这种偏见有时鼓舞，有时压抑了我的新闻生涯，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不再受雇于任何机构，开始靠自己漫游。我被这个广大的世界过早地变得乖戾，不想再让自己的写作拴在日常的新闻上。在这个世纪接下来的时间，我主要忙于写书，通过卖游记给杂志(主要是美同的)来维系写作，并保证家人免于贫困。我只为两家报纸丁作过，但在20世纪最后40年里，我为几十本英语杂志工作，还写下35本书。

从开始到结束，从青春期的新闻报道到文学上日渐老去的努力，我在半个世纪中游历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观察许多历史事件，描写大多数的大城市，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我拥有一段绝妙的时光，我希望，不论我的判断多么荒谬，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讨厌，至少我生命中的某些欢愉感染了我的文字。

因此，这是我的工作成果的实质。这本书中的作品全都是关于去一个或另一个目的地的旅行。它们与最初发表时基本保持一致——不管现在读起来多么不成熟——只是在读起来沉闷或者占据了太多页面的地方作些删减。有时我会添加阐释性的评论，并容许自己进行少量文学性而非新闻性的事后考量——比如，我觉得自己以前经常滥用分号，而且，我逐渐变得不喜欢年轻时像称呼船一样称呼城市为“她”的用法；我删掉了让我觉得多余的直接描写的段落，既然现在所有的读者都能自己去一切地方；有时，当年的写作比时下所需要的较少政治正确性；有时，很久以前我的态度令人尴尬。如果偶尔有年代模糊之处，那部分是因为我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了，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从不认为日期有多重要。我基本没有收录有关我家乡威尔士的文字，但是请相信我，在这本书中，几乎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有某种威尔士的东西，潜伏着，微笑着，像是修道院免戒室里的绿精灵。

作为对这个世界半个世纪的反映，这个选集可能往往会是有误导性的，或者是幼稚的，但这真的无关紧要。我写的当然是这个世界，但它是我的世界——正如我自己在另一种语境中所表述过的，“这是事实么？这就是它的样子么？它是我的事实。尽管在现实方面，它并非总是真确，但在想像方面，它是真确的。”

就这样，我的半个世纪到了尽头。它将我从遥远的家乡带往生活中更大的部分，踏上“历史的蜗牛留下的闪闪发亮的道路”(穆齐尔语)，因此，也许唯一合适的是，它的结语应该关注世界上我自己那个微不足道的角落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儿。

2001年夏天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早晨，在75岁生日前没多久，我去林恩半岛上一个小村子里参加政治集会。这个半岛位于威尔士左上角，是一个威尔士特性的著名堡垒。几百个人聚集于此，表达他们的沮丧不安，因为英格兰移民涌人导致威尔士文化和语言被削弱。

这不是一种新的焦虑。1000年来，威尔士爱国者们始终对英格兰人的入侵充满愤恨，有时是激烈的愤怒。然而，对我来说，这次集会表达了某种更加深远的东西。与会者不是好开飞车、挤满村里的会堂或者聚集在外面听扩音器里演讲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清醒自制的、有礼貌的威尔士农村人，各种年纪都有，他们觉得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处于致命的转折点。他们悲哀而严肃地倾听，我感到他们本能地知道，威胁他们传统的，不仅是潮涌般的英格兰退休者和二套房购买者，更是他们背后隐现的无穷大的格格不入的影响：巨大的、尚未成熟的、几乎无法想像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均质化的力量，正在压迫他们，并开始让他们丧失自我。

在我看来，远远地发生在欧洲边缘的这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它所关心的是世界从未听说过的一种语言和文化，它以骚动不安的预兆而非任何激烈行动作为标志，它是一种正让21世纪的新世界蒙上阴影的模糊的不适感的症状。在这50年里，在我的世界里，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老天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恐怖、悲惨和痛苦，从冷战到艾滋病——什么时候没有？——但就整体而言，它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正直的时代，一个拥有某种承诺的时代。实际上，在20世纪我正当盛年时，当我漫游这个星球时，我总是爱幻想，某种第四世界正在形成，那是一个超越了边界的民族，一场大离散和一个正派人的共济会，它的价值观有一天将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林恩半岛上那些村民肯定是这样一个善意的民族的潜在成员，但是，在2001年7月那个潮湿的早晨，他们似乎并不打算继承这个星球。相反，他们急切的争论和对绝望的宣告让我感到，在这个新世纪的开始，我自己曾有过的那种充满希望的时代思潮已然衰退，精神亦是如此。因此，不久以后我最后一次出发环游世界，寻找接下来的时代思潮。

我几乎是立刻就在俄罗斯的彼得堡遇见了一位前苏联红军的空军上校，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栋明显已被废弃并且相当破败的廉价公寓里，他的房间里床没铺，碗没洗，感觉很不舒服。在我看来，他像是一个笨拙的挣扎者。他告诉我，20世纪失落的苏联帝国曾经是他生命的支柱。他曾经经过一番努力往上爬，从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到红军空军那滑稽的软塌塌的帽子与巨大的肩章，接着他又突然走了下坡路，从对自己作为国家主人并且拥有特权的绝对确信中跌落到这个荒凉庭院之上的没铺好的床上。他忍不住疑惑这一切全都是咋啦。

我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原型。到处都有人有和他类似的不安，有同样迷失方向的被背叛的感觉。这个世界的空气中有某种发热的东西，像是即将高烧一场。美国成为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强权，这件事儿里包含着某种有威胁和不健康的东西。科学似乎正在胡乱地修补那些几乎拥有超自然意味的问题(一个埃及学生郑重其事地向我保证，要不了多久，人类就能够掌握创造生命的奥秘)，关于它，有某种不祥的东西。说到互联网，这个渗入私宅的通灵的存在，它有某种叫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男人为了什么？”在的里雅斯特，有人这样问我。“告诉我——我们为了什么？”男女关系的巨大改变令他感到困惑，让他没法确定自己的新地位，就像许多女人对她们的新地位一样。“没错，我是个基督徒，”旧金山的一张咖啡桌上，一个女人明确地告诉我，“但是，我不知道，也不再相信和基督有关的一切。”穿过生命的中途时，她发现自己的天真不幸地丧失了。“青蛙怎么不见了？”在英格兰，一个孩子问我。生命才开始，她已经观察到大自然的普遍的退化。

世界各地的人们的融合，曾经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征兆，如今开始感觉受到压制。在夏威夷，据说你必须证明自己的祖上在那座岛上生活了超过一个世纪，才能在某一片海滩上泊你的独木舟。我抵达澳大利亚时，正好赶上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救起的450名亚洲难民被遣返回国——“人已经够多了，”《悉尼每日电讯报》上刊登的一位A.普尔兹比拉先生(原文如此)的来信中写道，“澳大利亚不是全世界沮丧者的垃圾场。”最令新时代的精神迷失方向的基本上是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不断扩大的带来阻碍与挫折的鸿沟，它横在富人和穷人之间，酒足饭饱者与饥肠辘辘者之间，横在拥有很多并且希望拥有更多的那些人与几乎什么也没有并且什么更好的也指望不到的那些人之间。

我们全都被弄糊涂了，在继续旅游时，我逐渐觉得一切都不确定起来，有时我突然想到，这种状况甚至让我们的思想变得边缘模糊，并让我们的言语变得更加不精确。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最近读到的关于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评论。这段评论说，“这部连续剧，满足了一个长期被需要的需求”——我得承认，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尽管它的句法没问题，但意思却明确无误地是不确定的。

徘徊不去的对帝国主义的指责，技术的神话，种族之间的憎恶，平衡的变化，对进步的困惑，金钱与权力的腐蚀——在我看来，这一切正在抵达某种黑暗的高潮。多年来，一代接一代的老顽固与傻老头想让我相信世界正在走向衰落，我对他们始终是嗤之以鼻。到如今，我开始害怕他们可能一直是对的。我所感觉到的，并非朝向启示录般灾变的猛冲，而是将我们到处乱扔乱掷的一大堆彼此分离、相互矛盾的力量，颇像是我们偶尔听说过的，宇宙自身从一个漂浮的气体的大杂烩中旋转着产生。

随着年岁日长，我比以往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个终极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答案。多少个世纪以来，最真诚最聪慧的头脑用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瞎扯过这个问题，从圣彼得教堂的大弥撒到施咒的巫医。我逐渐认为，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我们最好是忽略这个谜题，照我看来，只需要一条戒律帮助我们处理事务：与人为善。这个简单的指令包含着一切宗教的最高教诲。它灵活到足以体谅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处又坚如磐石——硬得像圣彼得的岩石，神秘得像麦加的黑石，简单得像英国的史前巨石阵，朴真得像佛陀的菩提树，权威得像摩西的律法。

是的，结束旅行，登上回家的航班时，我暗自思忖，善是一条能够透视我们的原则，作为一条生命规则它如此直率坦诚，以至于我们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需要神学家为我们解释。沉思着这条简单的戒律，我回忆起圣彼得堡那位困惑的上校，开罗的学生，夏威夷的独木舟主人，普尔兹比拉先生，幻灭的的里雅斯特人，消失的青蛙，失落的信仰，还有距我家那么近的林恩半岛上那些担忧的村民，我想像着，对善的普遍的热诚与投入会怎样安抚他们的全部焦虑。2001年9月10日，我沉思着回到威尔士。

第二天，在遥远的可爱的老曼哈顿，接下来的时代思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

2003年于莫里斯祖宅

事实上，我并不喜欢旅游写作以及阅读游记，至少不喜欢那些给人指路导航的书籍。我写书不会告诉读者去一个地方会发现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发现都会有所不同。

……

我有几条准则：一是像福斯特了解亚历山大城那样，去“无目的地游逛”；另一条便是遵从《圣经·诗篇》里所言：“像狗一样，咧嘴微笑着在城市里行走”。所以我一生都在无目的地游逛以及像狗一样在城市里行走。　　——简·莫里斯接受BBC访谈实录

“读完这本书，我希望能读一遍所有她写过的书。写作深度固然和天赋有关，也同样与作者的生存困境有关。这两个条件，不管幸与不幸，她兼而有之。

……

我觉得自己和莫里斯在内心有某种暗合。我读到她的片言只语，就默契地知道，她后面没说出来的那一大段，可能会是什么。我知道她记者行动的坚决，以及作者判断的迟疑。我知道她在二者之间切换的彷徨。 ”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