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日本人所作，他主要想通过对鲁迅文学的基础性研究，尝试搞清中国传统社会是怎样被鲁迅所把握的，并进而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本书以日本学者擅长的文本细读方法，将历史学、思想史、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引入鲁迅研究，以细密的考证和富于感悟性的阐释做支撑，在考察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独辟蹊径，深入探究鲁迅世界里“鬼”的文化原型。

本书以日本学者擅长的文本细读方法，将历史学、思想史、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引入鲁迅研究，以细密的考证和富于感悟性的阐释做支撑，在考察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独辟蹊径，深入探究鲁迅世界里“鬼”的文化原型。鲁迅不仅对社会上与国民性中有形无形的“鬼”给予痛切的挖掘和批判，而且勇于同自身的“鬼气”肉搏。鲁迅自身之“鬼”颇为复杂，既有传统赋予的文化阴影，也有现实与传统让他背负的精神创伤与罪和耻的意识；他身上“人”与“鬼”的冲突不仅有黑白分明的两军对垒，也有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律悖反。作者引导读者去接近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灵魂。

中译本序

序章 “人”与“人国”

第一章 “人”与“鬼”——绍兴覆盆桥周氏与其周边

 一 “人”“鬼”的关系——祖先祭祀

 二 “人”“鬼”的渗透——《目连戏》

第二章 隔绝与寂寞——孔乙己的后影

 一 鲁迅与科举、科场鬼

 二 孔乙己——起名的用意

 三 短衣与长衫

 四 孔乙己的后影

 五 《白光》与“掘藏”

 六 隔绝与寂寞

第三章 国民性与民俗——阿Q=“阿鬼”说

 一 序

 二 问题的发端

 三 “鬼”的影像

 四 “鬼”的生态之

 五 “鬼”的生态之

 六 革命

 七 团圆

 八 尾声

第四章 祝福与救赎——祥林嫂的死

 一 “呐喊”与“彷徨”

 二 “鬼”的两义性

 三 祥林嫂

 四 鲁四老爷

 五 朱安与子君

终章 “人”与“鬼”的纠葛

后记

附录一 “难见真的人！”再考——《狂人日记》第十二节末尾的解读

附录二 颓败下去的“进化论”——论鲁迅的《死火》与《颓败线的颤动》

附录三 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

附录四 关于鲁迅的“耻辱”意识

附录五 “偏要”——对鲁迅精神的一个接近

译后记

增订本跋

四 孔乙己的后影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

这么过。

这一短短的自然段，对于孔乙己的故事从前半部分向后半部分展开起着巧妙的过渡作用。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竞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对于人们来说，孔乙己只是一个嘲笑的对象。但由这种嘲笑所得到的安慰，也不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掌柜想起孔乙己，是因为想起了十九文的欠账，“我”也不过是因掌柜提起才意识到。即使知道了孔乙己的不幸，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对孔乙己的同情与对丁举人暴行的抗议。

据孙伏园说，鲁迅曾经说过这篇作品的主要意图，是写出一般社会对于处在苦境的人的“凉薄”。“凉薄”，具有不关心、冷淡、薄情等意义。我在前面谈到，短衣帮的哄笑与他们看舞台上的“科场鬼”时的笑是相通的。可是确切地说，也有相异之处。鲁迅后来就在他们的哄笑中看出了重要的生命力。但聚集在咸亨酒店的人们的“笑”，只是这种“凉薄”的结晶体。专管烫酒的“我”与天真的孩子们所发出的“笑”，显示出这种“凉薄”是世界本身、生存状态本身的“凉薄”。这种“凉薄”与孔乙己的“寂寞”正好相对。人们的“凉薄”，在不久之后孔乙己挪着凄惨的身子出现在咸亨酒店时，几乎也没有丝毫变化。

那么，丁举人在鲁镇占有怎样的位置呢？正如上面已经触及的那样，科举制度的形成，深刻规定着中国文化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给农村的社会构成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其显著的特征就是缙绅或乡绅阶层的形成。乡绅本是总称退职官僚的语汇，一般地用来称呼包含在乡里拥有家族与大片土地的现职官僚与未任官职的当地举人、生员在内的一定的社会阶层。他们大体上是地主，但是在科举官僚制的前提下形成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借此与皇权的下属——官僚权力阶层结为一体，在地域社会形成一个超越地主一佃户关系、波及自耕农的强力的统治体制。加上种种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以调停的名义掌握事实上的审判权[鲁迅的《离婚》(1925年)即呈示了一例]，拥有为统治农民而配置的家兵性质的暴力组织的情形，也颇有不少。

而且重要的事情是：在旧中国，“如果地主仅仅是地主，那么还不能成为乡村社会的社会性乃至政治性的统治者；即使地主有时可以凭借经济上的富有与暴力手段在事实上成为当地的霸主，但是，为了确保统治的正当性，也必须以官僚或士人(举人、生员)等身份在集权性的国家机构中取得自己的地位”。这样，作为地主的他们的生存本身，是依存于科举制度，因而，他们就更为热衷于举业了。

丁举人与《阿Q正传》里的白举人，就属于这样的乡绅阶层。孔乙己屡试不第，大概是属于破落户，可以坐食的家产也没有，终于沦落到有时偷东西的地步。孔乙己被丁举人毒打致残，酷烈地显示出科举合格与否的“明暗”对比。尽管人世间对于不幸者的“凉薄”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酒店客人们对于孔乙己的“凉薄”还是显示出鲜明的特殊性：因为孔乙己与丁举人都是穿长衫的科举知识分子，人们对于丁举人的炎威越是臣服，对于失败者孔乙己的“凉薄”也就越强。  孔乙己再度出现在酒店，是将近初冬的一天的午后。脸色黑瘦，穿一件破夹袄，两腿盘坐在一个用绳子挂在肩上的蒲包上“走”来。掌柜仍是同平常一样嘲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你又偷了东西了！”

 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跌断……”，这句话已不是精神胜利法了。这对于孔乙己来说，是他不能不维持的最低的面子，表示着在他的内心世界还存在着求生意志。这一求生意志对掌柜恳求不要再说了。孔乙己再度出现在咸亨酒店，大概是他的求生意志是要用酒来慰藉自己这残废的余生。“我”从柜台里出去，在孔乙己面前弯下身子，这一动作象征着“我”从闭锁的状态中跨出了一步。“我”在孔乙己满是泥的手上发现了他的求生意志，开始触及到他的“寂寞”。对于小伙计来说，这大概是对人之生存所包蕴的“寂寞”的最初的发现。默默地目送着在酒店客人们的笑声中坐着用手慢慢“走”去的孔乙己的后身的小伙计，已经不是几个月以前的那个少年了。P70-73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企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还是在1991年我师从丸尾先生研究比较文学时，听先生感叹说，研究鲁迅真累。当时只是想鲁迅博大精深，与深邃者对话自然不会轻松。翌年春天，我才得知原来先生说那话时正在撰写题为《关于鲁迅与传统的基础性考察》的博士论文，正是凭这一部让著者感到“真累”的论文，先生荣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前夕，我有幸拜读到这部论文，深为先生感悟之敏锐、视野之开阔、思路之别致而震动、而钦敬。然而，直到着手翻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订出版的这部《“人”与“鬼”的纠葛》，我才对先生说过的“真累”有了切身的感受。

与深邃者对话固然不易，原创性的探究更其艰难。尽管少不了从前人或同代人那里受到启迪，但丸尾先生在考察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时的确是开辟了一条幽曲的新径，这就是探究鲁迅文学世界的文化原型，而“鬼”正是其主要原型。

在《孔乙己》的考察中，丸尾先生从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方面追踪传统之“鬼”影。孔乙己因窃书挨打受到人们嘲笑，他在为自己分辩时说出“君子固穷”之类“难懂的话”。“君子固穷”在孔乙己的语言系统里究竟有何意义？丸尾先生溯源至其出处《论语·卫灵公》，并旁及《史记·孔子世家》等，认为“固守其穷”与“固有穷时”二说虽有相通之处，但在孔子本身恐怕是偏重后者。夫子之道大矣，故天下难容。孔子当年说“君子固穷”时，承认道路坎坷有之，以自信而自负亦有之，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抑或有之。那么，孔乙己把它挂在嘴边时，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怎样的场景呢？是颠簸求仕而不遇明主的干禄者群像，还是“任重而道远”的理想主义者群像？恐怕只是把那遥远的“君子”之梦作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姑且安慰自己空虚的心灵。“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这句话，原出《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君子并不把多能奉为目标。有研究者认为，孔乙己说此话与原意无关。丸尾先生则认为，孔乙己无意识中用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念安慰自己不必以不能“多能”为耻，从而减轻社会舆论加给他的心理负担。“孔乙己越是被紧逼穷追就越是失去口语，代之以文言。他正是在文言文构建的他的观念世界里才是自由的。而他的观念世界恰恰完全堵死了参与现实中与民众共有的日常世界的通路。”社会的凉薄固然加害于孔乙己，但反过来孔乙己的君子情结也加重了社会的凉薄。在寻绎出孔乙己身上的经典文化阴影的同时，丸尾先生也发现了民俗文化的鬼影。“在民众中间，孔乙己头脑里的知识没有任何权威，这就势必铸成了在柜台前站着喝酒的孔乙己的‘寂寞’。”如果民众看重那些知识，纵使科举落第，孔乙己与民众的关系也会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民众衡量价值的砝码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能否用那些知识换来科举的功名，若被科举拒之门外，在民众心目中就只能是“科场鬼”的落魄凄惨形象。这样，短衣帮在咸亨酒店对孔乙己的哄笑与他们看舞台上的“科场鬼”时的笑就有了相通之处。

在阿Q身上，丸尾先生主要捕捉到两重“鬼影”：第一重是积淀在国民性中的“亡灵”，具体说来，就是等级意识以及愚昧、保守、狭隘、精神胜利法等种种精神性的遗传病根；第二重是民俗文化中的“鬼”，即孤魂野鬼、饿鬼、幽怨鬼，此外，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之大防”之类正统观念之“鬼”。多重“鬼”影相叠，构成了一个深深植根于中国精神历史与民俗世界的深广的艺术空间。古老的超度幽魂的宗教仪式衍生出“幽魂超度剧”、“英雄镇魂剧”等“鬼戏”，《目连戏》就保留了一些“鬼戏”的原型，自然也就保留了不少民俗文化原型。丸尾先生十分重视《目连戏》在鲁迅文学世界的作用，第一章用一半篇幅分析《目连戏》中“人”“鬼”的渗透。第三章阐释阿Q=“阿鬼”说时把《目连戏》作为重要参照系，认为《阿Q正传》的结构与《目连戏》所保留的“幽灵超度剧”同构：(一) “鬼”的生涯的陈述；(二)审判；(三)团圆。另外，从阿Q“恋爱悲剧”中的挨打出逃、而后在静修庵菜园里发现萝卜等场面中也看出对《目连戏》的化用。通过从阿Q的名字到他的生活背景、从其精神风貌到其行状、从作品结构到细节、从创作动机自述到读者审美反应等方面的周密考证与深入阐释，丸尾先生一步一步向阿Q=“阿鬼”说迫进。

《祝福》论从祥林嫂提出的三个问题(人死后有无魂灵；有无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切入，析理出“鬼”的两义性(对于有的人来说是“转世”，对于有的人来说则是“永生”)，然后进入本文意义的阐释。通过本土儒教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及民俗文化的原型追索，《祝福》论探讨了祥林嫂之死的宗教意义，并触及了人类永恒的救赎问题。

鲁迅是传统的叛逆者，也是传承者；是传统的批判者，也是重建者。他不仅要对社会上与国民性中有形无形的“鬼”们横刀立马，而且必须直面自己身上的“鬼气”，与之肉搏。鲁迅高举“人”的旗帜，横扫“鬼”的世界，但他内部同时充满了“人”与“鬼”的纠葛。丸尾先生对鲁迅世界的探询，就不限于文学领域，而且直逼其精神世界。丸尾先生认为，鲁迅自身的“鬼”也很复杂，既有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赋予他的古典教养与文化模式，也有传统与现实一并让他背负的精神创伤与罪和耻的意识，“人”“鬼”冲突不仅有黑白分明的两军对垒，也有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说作品的解读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社会相与国民性的话，那么，作家精神世界的切入则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灵魂。而后者正是译者收入三篇“附录”的原因所在。

丸尾先生将历史学、思想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与方法引入鲁迅研究，以灵感为切点，以细密的考证与深入的阐释作支撑，勇敢地向“大胆的假说”挑战，大大拓展了鲁迅研究的空间，把日本的鲁迅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继“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之后，又有了“丸尾鲁迅”吧。

“丸尾鲁迅”对于中国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意义，不仅在其独创性的论断，而且在于其原创性的精神与开放性的方法。对于演绎权威结论几成惯性的人们来说，后者尤为重要。但异文化——不只是知识与真理，而且也包括获得知识与可能求得真理的方法——的汲取并非易事，常常会碰上出自思维惯性、因循守旧的惰性，甚至某种强权意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然而要想推进学术乃至整个社会向前发展，非要克服自身或外来的阻力、积极汲取异域文化不可。鲁迅当年是这样，我们如今研究鲁迅也理应如此。

丸尾先生这部大作涉猎广博，考证、论析细密，感悟性与思辨性均很突出。这是迷人之处，也每每让我颇费踌躇，苦于难以找到准确而又能传达出原作神韵的译法。幸而承蒙丸尾先生对译文通校一遍，纠正了一些舛误，使我稍可安心。但译文中未及发现的误译与蹩脚之处，自当由译者负责。在此，我要对丸尾常喜教授应允我将大作译成中文的信任表示由衷的谢意！吴福辉先生、朱珩青女士等积极促成译著出版，中文版责任编辑王培元先生审读精细，纠正了译文中的一些语病，在此一并致谢！

秦弓

1995年4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