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上最具争议的焦点，赞扬者有之，批判者也不乏其人。他让毛泽东纠结，让蒋介石、李敖推崇，他一生拥有三十五个博士头衔，被称为“九项全能”学者，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和重要实践者，据耿云志统计，他一生写过的传记作品在120万字以上，其中《四十自述》为胡适生前唯一亲笔撰写的成长自传。这些作品综合反映了胡适在各个领域的成就，同时它们对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胡适传记菁华（上下）》精选的就是他的几十篇传记作品，包括《孔子》、《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记辜鸿铭》等。

胡适是现代传记的倡导者和重要实践者，他不仅私下劝告朋友写自传，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传记文学。据耿云志先生统计，胡适所写的传记作品近百种，约一百二十万字左右。《口述自传》、《丁文江的传记》、《四十自述》为篇幅较长的传记，其余传记作品大多是短篇。较长的传记，以《四十自述》写得最好，但胡适的短篇传记尤为出色。《胡适传记菁华（上下）》精选胡适传记作品，所选传主既有思想家、教育家，还有政治家、文学家；既有孔子、吴敬梓等名流大家，也有李超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从传记作品中，可以窥胡适思想之一斑。

上册

 孔子

 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

 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再论王莽

 记李觏的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邵雍

 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崔东壁遗书》序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白话诗人王梵志

 朱敦儒小传

 吴敬梓传

 《镜花缘》的著者李汝珍

 荷泽大师神会传

下册

 四十自述

 康有为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记辜鸿铭

 追悼志摩

 追忆曾孟朴先生

 张伯苓先生传

 张佩纶的《涧于日记》（史语所藏）

 追念熊秉三先生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海滨半日谈——纪念田中玉将军

 《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序

 孙逸仙

 怀念曾慕韩先生

 追想胡明复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詹天佑先生年谱》序

 高梦旦先生小传

 丁在君这个人

 许怡荪传

 李超传

 田孺人传

 编后记

记辜鸿铭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Mon Demié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它，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

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大家都笑了。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ü”和“Crazy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江浙方音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八百元了。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他说：“□□□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

“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

“□□□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

“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

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France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呃？”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Monsi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

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  〔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

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我忍不住笑了。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

P383-387

传记文学

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

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有特别研究，而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都在提倡传记文学。以前，我在北平、上海曾演讲过几次，提倡传记文学：并且在平常谈话的时候，也曾劝老一辈的朋友们多保留传记的材料，如梁任公先生、蔡孑民先生和绰号财神菩萨的梁士诒先生等，我都劝过。梁士诒先生有一个时期很受社会的毁谤。有一次，他来看我，我就劝他多留一点传记材料，把自己在袁世凯时代所经过的事，宣布出来，作成自传；不一定要人家相信，但可以藉这个机会把自己做事的立场动机赤裸裸的写出来，给历史添些材料。可是这三位先生过去了，都没有留下自传。蔡先生去世十多年，还没有人替他做一部很详细的传记。梁任公先生五十多年的生活，是生龙活虎般的；他的学说，影响了中国数十年：我们觉得应该替他作一部好的传记。那时丁文江先生出来担任搜集梁任公传记的材料，发出许多信并到处登广告征求梁任公与朋友来往的书札以及其他的记述。丁先生将所得到的几万件材料。委托一位可靠并有素养的学者整理；后来写了一个长篇的初稿，油印几十份交给朋友们校阅。不幸国家多故，主办的丁文江先生很忙，未及定稿他本人也死了。所以梁任公先生传记到现在还没有定稿。梁士诒先生死后，他的学生叶誉虎先生根据他生前所经手做的事情的许多原始材料，编了两本《梁燕孙先生年谱》。这虽然不是梁先生的自传，但是内容完备详细，我看了很高兴。这个年谱的刊行，可以说是我宣传传记文学偶然的收获。今天藉这个机会我又要来宣传传记文学了！我希望大家就各人范围之内来写传记，养成搜集传记材料和爱读传记材料的习惯。

师院同学曾要我谈谈《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我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作过考据，搜集曹雪芹传记材料，知道曹雪芹名霑，雪芹是他的别号。他的前四代是曹禧、曹寅、曹頫、曹洪。现代名人大辞典里列有曹落的名字，使爱读《红楼梦》的人知道《红楼梦》作者的真名和他的历史，算是我的小小贡献。这种事情是值得提倡的。我的书现在大陆已买不到了，在自由中国流传的也很少。我希望这次回来能将我所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散见在《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中的）再加上我朋友们所找到的有关曹家的材料（如台大教授李玄伯先生所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吴相湘先生在清故宫发现的秘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的奏本）收集在一起，合印为一册，使爱读《红楼梦》及关心《红楼梦》的人有一个参考。也许我下次再来时，便可以谈谈《红楼梦》了。

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中国的正史，可以说大部分是集合传记而成的；但可惜所有的传记多是短篇的。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我们且略举几个例。太史公的《项羽本纪》，写得很有趣味；《叔孙通传》，看起来句句恭维叔孙通，而其实恐怕是句句挖苦叔孙通。《汉书·外戚传》中的《赵飞燕传》描写得很详细，保存的原料最多。《三国志》裴松之的注，十之八九是传记材料。《晋书》也有许多有趣味的传记，不幸是几百年后才写定的。《晋书》搜集了许多小说——没有经过史官严格审别的材料——，成为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后来作墓志铭小传，都是受了初期的几部伟大的历史——《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的传记体裁的影响。不过我们一开头就作兴短传记的体裁，是最不幸的事。

中国传记文学第一个重大缺点是材料太少，保存的原料太少，对于被作传的人的人格、状貌、公私生活行为，多不知道；原因是个人的记录日记与公家的文件，大部分毁弃散佚了。这是中国历史记载最大的损失。

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这是孔子一班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对于孔子有特别大的敬爱心，因而把孔子生平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汇集而成的。

……

汪辉祖的自传，在现代眼光看来，当然嫌它简略。但是我们如果仔细从头读下去，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部了不得的书。我们读了以后，不但可以晓得司法制度在当时是怎样实行的，法律在当时是怎样用的，还可以从这部自传中，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所以后来我的朋友卫挺生要写中国经济史，问我到哪里去找材料，我就以汪辉祖的书告诉他。因为我看了这本书，知道他在每年末了，把这一年中，一块本洋一柱的换多少钱，二柱三柱的又换多少钱，谷子麦子每石换多少钱都记载得很清楚。我当时对本洋的一柱二柱三柱等名目，还弄不清楚。卫挺生先生对这本书很感兴趣。研究以后向我说，书中所谓一柱二柱三柱，就是罗马字的ⅠⅡⅢ，为西班牙皇帝一世二世三世的标记：中国当时不认识这种字，所以就叫它一柱二柱三柱。

其次讲到当时的宗教信仰。这里所谓宗教信仰，不是讲皇帝找和尚去谈禅学，而是说从这本传记中可以了解当时士大夫所信仰的是什么。因为汪辉祖曾经替人家做过幕府，审问过人民的诉讼案件。我们看他的自传，可以知道他是用道德的标准来负起这个严格的责任的。他说：他每天早晨起来，总是点一支香念一遍《太上感应篇》，然后再审案。这是继续不断，数十年如一日的。《太上感应篇》是专讲因果报应的，我们当然不会去相信它。不过还是值得看一看。汪辉祖天天都要念它一遍；这可以代表一个历史事实，代表他们所谓“生做包龙图，死做阎罗王”的思想。包龙图是一个清官；俗传，他死了以后，就做了第五殿阎罗王。所以他们认为生的时候做官清廉，死了就有做阎罗、判官的资格。这原是他的一种理想，也可说是当时一般法律家的一大梦想。由于汪辉祖每天要念《太上感应篇》，所以他到了老年生病发烧发寒的时候。就做起怪梦来，说是有个女人来找他去打官司，为的是汪辉祖曾经因为救了一个人的生命，结果使她没有得到贞节牌坊，所以告他一状，说他救生不救死。汪辉祖当时对这个案子虽然很感困难，但也觉得似乎有点对不起那个女子。但是人家既然告了他的状，他也不得不去对质。对质结果，准他的申诉。这一段写得很可笑。我讲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汪辉祖的宗教观。

其次，讲到《罗壮勇公（思举）年谱》——这也是值得一看的书。罗思举是贫苦出身的。当满清嘉庆年间，白莲教作乱，满清官兵不够用了，就用各省的兵。罗思举就是在这个军队当中当大兵出身，后来慢慢晋升，竟做了几省的提督。因为罗思举是当兵出身的，所以他写的自传，都是用的很老实很浅近的白话。现在，我就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他写的是多么的诚朴。他说：他当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做过贼，偷过人家的东西；他的叔父怕他长大也不学好。所以就把他打了一顿，然后再拿去活埋；幸而掩埋的泥土盖得不多，所以他能够爬了出来，并跑到军队里头去当兵。这一点，可以说是写得很老实的。至于他写清朝白莲教的情形，也很可注意。他说白莲教原不叫白莲教，而叫“百连教”，就是一连十、十连百的一种秘密组织。当时剿“白莲教”的军队，据他说都是一些叫化子军队；打起狗来，把狗肉吃了，狗皮就披在身上蔽体。这也是一种赤裸裸的写法。最后，我还要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听到人说，我们是精神文明的国家，我们希望这种人把罗思举的年谱仔仔细细的一读。他说，有一天在打仗的时候，送粮的人没有赶上时间，粮草因此断绝。他怕影响军心，于是他就去报告他的长官说：“我们粮草断绝，没有办法，可不可以把几千俘虏杀来吃？”他的长官说：“好。”结果，就把俘虏杀来吃了，留下一些有毛发的部分。第二天，运粮的人仍然没有到。于是又把昨天丢了的那些有毛发的部分捡起来吃。第三天，粮草才运到。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写实。

我过去对中国传记文学感到很失望。但是偶然得了一些值得看一看的材料，所以特别介绍出来供诸位朋友研究。

新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胡适居功至伟。他不仅私下劝告朋友写自传，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传记文学。陈独秀撰写《实庵自传》，丁文江主持编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张孝若为乃父张謇撰写《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无不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胡适热心提倡传记文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够发达。他认为中国旧体传记一则“太略”，二则“大抵静而不动”，三则“多本官书，不足征信”。胡适对于传记著作的第一要求是纪实传真。他说：“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第二个要求是必须“抓住传主的最大事业，最主要的主张，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据耿云志先生统计，胡适所写的传记作品近百种，约一百二十万字左右。《口述自传》《丁文江的传记》《四十自述》为篇幅较长的传记，其余传记作品大多是短篇。较长的传记，以《四十自述》写得最好。不过可惜胡适并未按照初衷将《四十自述》写成真正的“传记文学”，而且也没有写完。《四十自述》先是在《新月》杂志分期刊出，1933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单行本。1954年台北六艺书局重印《四十自述》，胡适新添一篇《“自由中国”版自记》，并加上《逼上梁山》一篇。本书所选《四十自述》底本为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第3版。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然而他并没有为传记文学提供一个精准的定义，实为一大憾事。即使如此，胡适的作品依然自有其特色，其短篇著作尤为成功。现聊举数例，以飨读者。

胡适关于几位思想家、学者的思想评传写得颇具特色。例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等，对于传主的思想特点和历史地位评价中肯。《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主要依据他自英法两国所得的敦煌卷子，再结合国内的原有史料，阐明神会如何逐渐争得群众以及朝廷的信重，最终确立“顿教”的统治地位，章学诚说胡适此文颇注入“气”与“情”。《李超传》在胡适的传记中，颇为特立独行。胡适的传记一般都是传历史名人，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即使说不上朋友，也至少曾经交接，李超均不属于以上情况。胡适和李超没有任何交集，李超也非历史名人，而是当时一个默默无名的女子。然其遇可悲，其情可悯，胡适于是根据有限的材料为李超作传。她父母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而在当时的制度下有女不算有后，所以只能过继侄儿为嗣。父母去世后，李超就在嗣兄的压力下生活。兄长希望她早日订婚嫁人，而她却一心求学。家中虽然富裕，然而钱财都在嗣兄手中，他以族中长辈不满李超远行求学恫吓于她，后李超顶住压力，私自出门求学。他盛怒之下，断绝供给李超学费，不仅如此，还劝阻其他亲人给李超寄学费。在重重压力下，李超病倒了，最后郁郁而死，年仅二十三四岁。亲生的女儿不算自己的后人，却要过继侄儿为后。亲生女儿求学这等“理正言顺之事”不能动用“先人遗产”，侄儿一个外人却可以肆意支配“先人遗产”。由此可见，这等社会制度的可恶。

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他是留美官费生，他是伟大的工程师，因此众人的印象中他严肃、板正。然而《（詹天佑先生年谱）序》中最后一段凌竹铭先生说：

詹先生本拙于辞令，……通车典礼后，先生告其友人说：“余主办京张路，汝知我经过困难之事为何乎？”友人以开凿八达岭山洞对。先生笑日：“非也！我顷报告致词，乃比开山洞更为困难也！”

虽然只寥寥数语，先生的性情跃然纸上，这是詹天佑先生的风趣。

《记辜鸿铭》中辜鸿铭先生卖票的事情也很风趣。某人来找辜鸿铭拉选票，并最终许以一票四百元的高价，还要先付款，还得是现金。选举的前一天，某人把钞票和选举人场证都给了辜鸿铭。而辜鸿铭却坐车去了天津，将四百块钱报效在一个姑娘身上。两天后，钱花光了，他回到北京。某人听说辜鸿铭回家了，赶过来大骂辜鸿铭没有信义。辜鸿铭拿着棍子，指着某人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辜鸿铭的处事方式实在是有趣，言辞更是辛辣犀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传记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饮水要思源。所以我们精选胡适传记菁华，一则可以了解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苦心，二则依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

本书篇目大体按照传主的生存年代排序，同一年代的则按照出生先后。至于底本，则选取较好的版本或者胡适自校本。例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第一章（家世）第二章（年谱上）曾刊登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后来由于兴趣转换，胡适没有将年谱下完成。当时，顾颉刚先生在整理崔述的全部著作，功力最勤，对于崔述的了解最深。于是，胡适希望顾颉刚将年谱续完。后来，顾颉刚将此事委托给了赵贞信先生。赵先生也是专门研究崔述的。赵贞信将胡适的旧稿从嘉庆三年续到崔述死后，他还把许多新得的材料分别补在胡适已经写定的各年之下。胡适当初考证的年代有些不正确的，他都代为校正。赵贞信增补后，顾颉刚将其收入自己所编的《崔东壁遗书》（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本书《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即选自顾书。在作品的处理上，我们只对一些造成阅读障碍的标点符号做了适当的修改，文中的错字径改，原文无法辨认的字以口代之，其余则尽量保留作品原貌。

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

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张爱玲

我们现在是文化沙漠，胡适的重要在于他能运用他的远见、声望与“亲和力”，为沙漠打几口井。

——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