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编著的《大明首辅张居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后期久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之一张居正的传记。张居正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官至内阁首辅，任上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救时宰相”“宰相之杰”。书中传主大起大落的经历和一系列改革措施、复杂的政治背景，都值得读者深思。

刘志琴编著的《大明首辅张居正》讲述了：明朝第一名臣张居正出身寒门，历经科考，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迁任内阁次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兼帝王之师。十年宰相任上，张居正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进行一系列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其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然而这样一位深谙为官从政精髓、颇具治国安邦奇才的政治家、改革家，生前尊荣备至，死后却惨遭辱没；其临危制变、力挽狂澜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付诸东流。这固然与一代改革家诞生在无法改革的时代有关，也与他复杂矛盾的性格有必然联系。一方面，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勇于任事；另一方面，他独断专行，贪财好谗，酷烈严苛。兼具豪杰与泼皮的个性，集伟大与渺小于一身的性格，使他用人不当，遗患无穷，导致改革新政统遭废止，家族也惨遭戮没。备受推崇又饱受争议，这就是一代改革家张居正留给后人的无限思索。

序言 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

第一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

第二篇 少年才俊初长成

第三篇 进退应对中的求索

第四篇 经受风云变幻的磨砺

 权力空当

 内阁内讧

 朝政的更新与失落

第五篇 在对外防务中初显身手

 从伸张将权启动军事改革

 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转移

 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

第六篇 洞察时弊的对策

第七篇 在执政危机中胜出

 权力较量中最后的角逐

 以“铁三角”胜出

第八篇 从政治启动的改革模式

 修明法度，示大信于天下

 强化监督，整肃官府

第九篇 惠农利商的大手笔

 清丈土地，扼制兼并

 推行一条鞭法，惠农利商

第十篇 近民便俗为本

 因时顺势的变法观

 功实为本、兼收并用的学风

第十一篇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夺情、夺权与伦理风暴

 以铁腕治国理政

第十二篇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

 寡情而重义

 拒受贿，好谀扬

 豪气、骄气和流气

第十三篇 新政理想的破灭

 神宗的变卦

 君主观的成败

 不可化解的矛盾

第十四篇 世上已无张居正

后记

张居正，原名张白圭，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生于湖北江陵。古人有以籍贯做代称的习惯，所以又称他张江陵。

江陵本属荆州，位于长江的中游，江陵的地名得之于其面临长江、山丘连绵起伏的地势。这枕山临水、尽得鱼米之利的优越位置，使这一地区从上古就成为华夏疆域的九州之一。秦代时就在这里设立了江陵县治所，成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历史的演进，起自上古的九州，有的没落，有的变迁，荆州却在后世持续辉煌，且以深厚的荆楚文化名扬天下。

荆州是楚国的发祥地，有二十代楚王在这里扎根，立国四百多年，三国时成为魏、蜀、吴三国必争之地。古诗《荆州怀古》说得好：“英雄争战几时休，巨镇天开楚上游。月夜与谁游赤壁，江山从古重荆州。”在这物华天宝之地，有诸多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大显身手；论文才，也是名家辈出。屈原的楚辞、宋玉的赋、袁宏道的公安派、谭元春的竞陵派等，都在这里成就过雄文华章。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岑参、苏轼、陆游等诸多鸿儒硕学，也在这里留下了客居的芳踪。在人才荟萃的荆楚地区，张居正以改革家独树一帜，以至在历史上有称张江陵者，无有他人，必指张居正无疑。毫无疑问，张居正已成为江陵这一胜地的杰出代表。

然而，这一胜地对张居正一家却是荣哀并俱。张居正祖籍原本在安徽合肥，他的先祖张关保是朱元璋的大同乡，从青年时起就跟随朱元璋起义，因军功被授为湖北归州长宁所的千户长，自此入了军籍，成为世袭的军人之家。按明代的军制，地方部队分为司、卫、所三级，统兵五千六百人，每卫下设五个所，每所设干户长一人，统兵一千一百二十人，干户所下再分百户所，各统兵一百一十二人。张关保为千户长，属于中级军官，史册没有记录，只是个无名之辈，但这军籍却对张家的子孙后代有重要影响。明代的社会管理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大类，其中以军籍的监管最为严密，每一军户，必须有一丁服役称军丁，余丁可在家务农或从事其他生产。由于张关保干户长的职务已由在归州的长子承袭，因此在江陵的一系子孙不再拥有军职和俸禄，但户籍却还是按原军籍处理，继续承担军中的各种差役。但凡军籍之家，都要受到军制的严格管束，军丁不能更姓易名、过房改户，必须终身服役，除非老死或逃亡，才能由家中的余丁顶补入伍。所以先世为军者，后人往往沦为军中的最底层。

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就是这样一个有军籍而又要自谋生路的贫民。他生性豪爽，急公好义，自家生活艰难，却尽力周济穷人。因为他爱讲话却有些结巴，因此得了个外号“謇子”，这是当地人对口吃者的别称。张居正初登首辅的宝座，就以曾祖的行事白励，言谈举止豪迈仗义，颇有其曾祖的遗风。张居正的祖父张镇，是一个谋生无能、行事放纵的兵卒，有痞子作风。他在荆州辽王府当差，为王府把门护院，是为护卫卒，这是军中最低贱的差役。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别号观澜，是穷困潦倒的落第秀才，居家务农。

张居正曾自述：“余少苦笃贫，家靡担石。”毫无疑问，这种家境只能勉强度日，在社会上处于底层。在身份严明的封建社会，要想改变贫贱的社会地位，唯有走科举道路，通过“学而优则仕”一步登天，换来荣华富贵。按明朝的制度，只要进了学，成了秀才，家中就可免两个差役，每年还可领到补贴膏火银。如果中了举人，那就很威风，报信的人拿着短棍，从大门打起，把原有的厅堂窗户统统打烂，工匠们跟在后面，立刻修整一新，这叫“改换门庭”。很快同姓乡绅前来联谱的，拿着生辰八字要求联姻的，自称门生来献媚的都会纷至沓来。出门有大轿可乘，赴宴有专设厅堂，犯了罪还可特赦……这对穷苦人家来说真是一步登天!无怪乎，干家万户要争先恐后地走上这一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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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作为评判的依据，政绩都产生于当朝，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而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在改革中难逃覆灭的也大有人在。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派的反扑，又何从指望当朝对他们有公正的评价?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惨遭不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例外，他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历经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进士步步进阶，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1582)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救时”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因其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却万古流芳，于今不衰。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是封建社会创始、发展和振兴颓势的三大功臣。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是唯一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全家被围困，饿死十多人。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他们力筹富国强兵，功效卓著，惠及后世；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当政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第一人。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却大不相同。

王安石实施青苗、均徭、农田、保甲、雇役等多项制度，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张居正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税法，振兴了衰弱的王朝。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文人学士，对两者的评论都很不一样，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家产籍没，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的有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问“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由此可见，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官员、士大夫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维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被连衰振隳”的偶像。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重新拜倒在他脚下，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无私的个人品节，却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

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变则亡。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在此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晚明的历史证明，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何以只有一帝7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是创建明朝之父；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只有一个?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了王朝的颓败，成为“救时宰相”，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也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其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张太岳集》，系张居正的奏疏、书牍、札记和诗文的汇编，算不上鸿篇巨著，也不是刻意为文之作，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庄雅冲夷，真醇正大”!盛赞这是典雅、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字里行间充满钦羡之情。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如果说这“奇人”是指他人生经历，那“奇书”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

兼有奇人和奇书的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终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在五十八年的岁月中，有三十五年参与内阁政务，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王朝，并在万历初年，以十年首辅的政绩，登上他人生的高峰。

去年应北京读书人vIP俱乐部之邀，开讲“重识明史”的系列讲座，在这期间我的《张居正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二十年前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约稿。嗣后由于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社会文化史，多年不能践约。但是萦绕在心底，挥之不去的却是对明史的思考。这不仅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晚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

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当世界开始走向现代化之际，晚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滋生异己的成分，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与传统相叛离的因素，沉睡的中国不由自主地站到资本主义激流的边缘，但又未能跨出这一步，走向新世纪。它身陷泥淖，却又以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绮丽的社会风光，构成王朝末世从未有的奇景异观，给今人留下说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对我有永远的吸引力。

也是从去年开始，在影视、传媒和出版物中兴起了一股明史热，促使明史研究从书斋走向大众。这股热潮虽然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明史情结的又一次演绎。

早在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说它的原动力就是残明思想之复活：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最初是以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为号召，以宗奉明代认同华夏子孙；二十世纪初，胡适提出中国文艺复兴问题，主要着眼于晚明的社会思潮：民国初建，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祭明太祖文》，昭告天下；1944年的延安，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被列为整风文件，教育共产党人勿忘明亡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最先召见的历史学家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与之畅谈明朝的兴亡；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万言书与海瑞结下不解之缘；“文化大革命”是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开端；毛泽东的对外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取之朱元璋的谋士朱升的对策；张学良被囚禁后，政治失意，经常阅读的是明史。一部明史，尤其是晚明的历史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在三百年后的现代中国吸引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

晚明正是处在时代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有关中国命运的选择，张居正一度跻身在风口浪尖。他的君臣共治思想，惠商利农的导向，近民便俗的政策，有没有可能有助于融化封建主义的坚冰?这也许是永远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历史没有假设，历史的发展早已打破这一厢情愿的设想，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张居正成功地创造了从政治推向经济的改革模式，但为什么立下丰功伟绩的改革家要遭受不幸的命运?应当让这种思考交还大众，凡是历史存在的，都应该由创造历史的民众共享，这是我的信念。

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我将书斋式的《张居正评传》改写成了大众化的读物。首先感谢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信任，因为这一部书是他们创立时期的第一批约稿，却在最后一批交稿。多年来他们总在耐心等待，当有改写动议的时候又得到研究中心蒋广学先生的理解和支持，为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刘志琴

2007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