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在马凳上的擂台
蒙萌
一
我们小镇木匠不多,五个人,分成三伙。当然,顶受欢迎的是“二伍”兄弟俩。另一伙是刘木匠和杨木匠,两人年纪比“二伍”大些,做手艺的年成也要长些,可是技术差劲,式样陈旧。只会打那种上面竖四扇小门、下面横一块板子做“海底”的“书柜”。这种式样县城有的人家偶尔可以看见,多半是爷爷辈留下来的,漆水已经斑驳不堪。至于我们小镇,一九七四年以后也没有哪家再用得着它了。
大家都在使用家具,但并非每一个人对式样的要求都是一致的,这是很平常的生活现象,然而推究起来,却又包含一点人生哲理。家具式样的发展变化,总是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相适应的。“沙发”这个外国词儿,是近代传入中国的,可是轮到县城人家坐沙发,也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因此,一个真正的鲁班门徒,一个聪明的木匠,应该有那么一点“大匠”风度,敢于否定自己的式样,革新自己的式样来适应社会的需要。然而,刘木匠和杨木匠不是聪明的木匠,渐渐地,没人再请他俩打家具。在小镇上,他俩是棺材匠、犁耙匠、鸡公车匠。偶尔,食品站的头头照顾他俩做几张案桌,倘要打家具,就只得到边远的山冲冲头去搅了。
还有一个木匠,叫吴老跛。每天用一根青冈棒棒,将七八分厚的短杉板抵在门框上,拉成两块,钉成小衣箱,再找点粉笔,舂成粉粉,用牛胶水调了,全身刮一遍,把推不平和不严缝的地方糊弄住,然后再刷一道牛胶水,阴干以后,涂一道大红洋漆,趁着赶场天,叫老伴摆在门口卖。
就这样,小镇上的五个木匠,做着三种等级的活路,到了前年,他们中间才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吴老跛改了行。这两年,乡下人吃喜酒,也学起城头人,送票儿,送垫单,送热水瓶,没几个人买五块钱一个的箱子送人亲了,吴老跛急得眼窝儿“落眍”下去。刚好,新修的客车停靠点就在他家旁边,于是向工商所申请了牌照,贷了几百块钱,当起小烟酒铺老板来。至于扬木匠和刘木匠,生产责任制一搞,索性锁了工具箱,两人承包了生产队的打米机和磨面机。于是,大浪淘沙,小镇上的木匠,就剩“二伍”兄弟俩了。
说起他俩的手艺,正如小伍师傅夸耀的,是“祖传”。他父亲是湖南的木匠,抗战那年来贵州的。临解放的前几年,被一个在省城做官的人,请到他家来做。大户人家不讲工效,要的是精细,几扇雕花窗子,有时一个月还做不完,还招待他吹鸦片,结果害苦了他。解放后禁烟,他做起工来,无精打采,鼻涕眼泪一起淌,“粮食关”那年,便“成神”了。好在手艺传给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六○年考上高中,老木匠一死,便退学回了家,掌起墨来。他做工精细,削墨签画的墨线,比丝弦还细。而且清得一手好缝,六尺长的板子,清完以后,在马凳钳口上排起几尺高,不会偏下来。二儿子像头棕熊,皮肤微黑,浓眉大眼,脖子粗得可以吊两扇石磨。他生性高傲,把镇上几个木匠卡不上眼,说人家是“野猫匠”、“陆压道人”。他墨法虽较毛糙,基本工却是极好。头推,二改,二打眼,样样娴熟。做工又快,人家夸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他夸自家夹起泡尿打得出八仙桌。最拿手的是做小板凳,加半个楔子不算好汉。每次做完活路,总要选点边头碎料,打两条小板凳,送给主人家。一是作为人情,二来也炫耀本事。每回做好了,他在锁脚上拴根绳子,叫徒弟蹲在上面,自己来拉,绕着院坝跑三趟,榫头不会松动半分。凭这一招,就压得吴老跛他们气都不敢出。
一次,小伍师傅在主人家吃“圆工酒”,一时高兴,说是吴老跛打得出这么一条板凳,他拿那块“西铁城”送他。吴老跛做半年箱子,也不够买“西铁城”。有好事的马上跑去找吴老跛。这个倒运的老木匠正佝偻瘦腰,把板子抵在门框上,费力地拉呀拉呀,一听这话,橘黄的脸泛起了血色,每一根皱纹都在愤怒。可是,他紧抿着的嘴唇很快松弛了,他“唉”了一声,舔舔干燥的嘴唇,又埋下头去,“哗哗”地拉起锯来,好像不曾听到似的。
有时,“二伍”兄弟俩也带着徒弟给人家做大墨活路,当新房子的山墙砌好后,当一人合抱的大梁拴上红绸带,在大伍师傅指挥下,闹哄哄地抬上去,搭上两个山尖子后,小伍师傅便骑在梁上,将三尺多长的一串炮仗抖开,点燃,顿时,青烟腾起,震耳欲聋,四周荡漾着火药的幽香。远处打田的农民听到炮仗声,就会吆喝住自家牛儿,手搭凉棚,喃喃自语道:“哦,××家在上梁了。”
小伍师傅快四十岁,还是单身一人。也总想凭借他的名气,找一个小学教师,或者供销社职工,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的简单,虽有几个姑娘和他周旋过,但都不是玩真的,他反而钻了许多劳力“烟筒”。农村姑娘爱他爱得发疯,他又嫌弃。拖呀拖的,年纪拖大了,他却无所谓。每当有人劝他,他便嘿嘿一笑,说快了,老丈母已经怀孕了。他就是这么个人,不知愁闷。你看他高高骑在梁头上,俯视整个小镇,俯视远处亮晶晶的水田,天空蓝得可爱,白云从头顶飘过,远山透着绿意,桃花和李花红一处白一处的,像霞,像雾。此时的小伍师傅,恰如骑在战马上的将军!小孩们捂着耳朵,挤在下面抢哑炮,年轻女人们离得稍远,温顺地仰望着他。突然,他心血来潮,“嗨”的一声,把剩下的半串炮仗向她们扔去,顿时,炮仗声里夹杂着乡下女人慌乱、粗鲁和娇嗔的咒骂声。小伍师傅一点也不计较,有气魄的男子汉总是宽容地对待女人的冲撞,骂他“倒架子死”,他也不会多心,只是咧开大嘴,嘿嘿地笑。炮仗放完,又撒“梁粑粑”。粑粑用糯米打成,白白的,圆圆的,小小巧巧的,中间还点了一朵胭脂红。小伍师傅一边把粑粑朝相好的女人抛过去,一边莽声莽气祝福道:“粑粑来了,招财进宝!粑粑一对,荣华富贵!”
其实,放炮仗和撒“梁粑粑”,谁人不会呢?但一个平凡的人来撒和小伍师傅来撒,意义就大不相同。就像铁路大桥竣工后,一般的人是不能去剪彩的。
我们小镇两个伍师傅的日子就这样紧张而快活,他们有喝不完的酒,有打不完的家具,有听不完的奉承话。许多人对他俩的尊敬,就像前些年对大队和公社的头头那样。
二
说起这个小镇,虽然偏僻,却是有些来历。解放前,这里是水城纳雍等地到安顺的主要通路。由于地广人稀,加上“老二”(土匪)剪径,来往客商都要在这里歇息和集结,这样就造成了它的繁荣。镇子虽不及县城大,依山傍水也有几条长街。解放后,毕节安顺通了公路铁路,这里自然冷落下来,闭塞下来。县城离这里六七十里,山高路遥,遇着病人急症,女人难产,只得雇个滑竿,或者马车,慢慢地抬,慢慢地拉。到了七五年,国家发现这里的煤有开采价值,办了一个煤厂,通了两天一班的客车。这几年,私人的煤窑随着政策放宽应运而生,每天,省城各大厂以及○11系统的汽车络绎不绝,晚上,还看得见车队亮着灯,在大山上盘旋。客车也增加了班次,一日三班。一到场天,三条街筒子塞满了人。有到这里买茶叶鸡蛋的,有到这里卖成衣成裤的;有湖南口音的补鞋的和弹花的,有唱着河南梆子卖耗子药的,还有耍猴戏的,推销尼龙绳,推销有机玻璃扣子的……真是五花八门。沉寂了三十多年的小镇,突然又繁荣起来。以至使得区长刚上任,就在考虑规划和整理“镇容”。与此同时,小镇居民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东一家西一家饭店和旅店开张了,各家都在改建铺面,树立招牌,接待驾驶员、推销员、小贩以及腰包开始沉重的乡下人。许多木板壁的瓦房和草房,变成了水泥平房。只要解开了绳索,乡巴佬也是不甘寂寞的,他们带着麝香、天麻(偶尔有弄假的)、茶叶、鸡蛋,甚至仄耳根,到城市去卖。在这场变革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重新认识和估量自己。只有小镇上的两个伍师傅,还是像四季海棠那样开放着。终于有一天,他们宁静的生活给打破了。阳春三月,小麦抽穗,油菜花黄得耀眼,两个年轻的四川木匠,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小镇上。
为首的四川木匠姓田,三十多岁,黑瘦黑瘦的,两眼闪烁着冷峻机警的光芒。另一个还是毛头小伙,生得浓眉大眼。四川木匠有好几伙,他们这伙五个,在县城蹲了一年多,活路做得差不多了,这时,来了两帮浙江木匠,这可是硬邦邦的对手。于是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放弃县城,分成两组,各到一个区去。
他俩刚把锯子和背箩抬下客车,就被一群人围着。刚好,小伍师傅收工回家,不知谁喊了一声:“伍师傅,这里有两个木匠哪。”小伍师傅一愣,拧转身子,大踏步走来。抬眼一瞧,见两个都年轻,便敲敲小木匠的背箩,道:“来做木工?吓!这碗饭,不好吃哪。”
田木匠眼光一闪,扫这大汉一眼,见他耳朵上夹支木工铅笔,便不卑不亢地说:“不好吃,总要有人吃,你说对不?”说完,朝围观的人笑笑。
小伍师傅从耳朵上取下木工铅笔,在手心抛了抛说:“你看,我是干啥子的?”
这时,有人从旁边奉承起来,小伍师傅抱起两手,甜咪咪地听。那人是供销社做饭的张老者,一脸黑麻子,他也是排队等小伍师傅打家具的,他把小伍师傅夸成了天师傅。小伍师傅听得怪舒坦的,口气也就缓和下来,说这里活路多,他自己也做不完,如果他们手艺还过得去,可以分点给他们,断不会叫他们跑到贵州来,空起手回去的。他还说,前些年一些四川人来要饭,他每次都要打发。
田木匠朝小伍师傅点点头,叫小木匠背起背箩。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叫住他俩。众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吴老跛,他伏在铺台上冷眼旁观!很替田木匠不服。小伍师傅推田木匠一把,说:“老弟运气不错,他正请不到人哪。”他巴不得这是两个蹩脚木匠,给吴老跛做糟,一箭双雕。
进得门来,吴老跛问了几句行话,又看看斧头推刨,真的放口叫他俩接了活路。
两个四川木匠从清早七点到下午六点,除了早饭和晌午,整天都在做。晚上还加几小时的班。众人只知道吴老跛开铺子发了财,要拿票儿和小伍师傅赌气,谁知他遇上两个勤快人。只有一点,打的式样没有见过,又不好问。打完柜子又打床,吴老跛再也沉不住气,摆了一桌酒,说是请几个人陪师傅,实际是想听听舆论。来客中一个是区中学教务主任,另一个是供销社会计。教务主任一见这家具,便夸赞不已,说是“上海式”,王会计当下给田师傅敬酒,说打完就给他打,还说他原先打算把木料运进城去做,现在四川师傅来了,省了许多麻烦。吴老跛见众人夸奖,顿时放了一百二十个心,悄悄将桌上的包谷酒换成“习水大曲”。
半个月后,吴老跛家具打好了,翻起本本私下一算,比小伍师傅他们便宜得多。
这天中午,大伍师傅在食品站那家吃完“圆工酒”,转回家来,洗了个脸,正靠在堂屋躺椅上,看《三国演义》,听老婆讲,好多人去看吴老跛的家具,也想去看看,刚出门又折回来。他为人谨慎,没得罪过吴老跛,主要是放不下架子。
小伍师傅不满地说:“哥,你别听人家吹,那两个木匠我见过,嫩水水的,怕会打出朵花来?”
大伍师傅捻捻下巴上的长须,说:“咦,不一定哪。”于是,和小伍师傅盘算起来。目前来请的有三家:供销社一家,医院一家,还有邮电所一家。按次序,该到供销社张老头家了。
“二伍”做工,有个规矩,工钱硬算,主人家无须管饭,但开工前请一桌“开工酒”,以表诚意;结束时请一桌“圆工酒”,以表谢意。至于烟茶,由主人家。不过这一项,家家都不敢怠慢,有的还要煮晌午。
第二天早上九点,张老头还没来请“开工酒”,大伍师傅一反常态,催兄弟提工具到供销社去,小伍师傅说,不来请就别给他做,正僵持着,张老头来了。顺便说,王会计请了四川木匠,也是今天开工。
供销社的天井宽敞、整洁,各家窗台上,放着一些花钵。始终是个区镇,没啥名贵花儿,菊花要到秋天才开,四季海棠刚谢,只剩几片绿叶。正是多云天气,两伙木匠这边摆两条马凳,那边摆两条马凳。
四双眼睛在互相打量,互相扫射。小伍师傅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大伍师傅却朗声叫道:“早哇,师傅们。”
田木匠也朗声答道:“你早,师傅!到你们这方找碗饭吃唷!”
大伍师傅瘦长个儿,背有点佝,脸色白净,像个教书先生。下巴一颗豌豆大的黑痣,痣上三根一寸多长的黑须,老婆几次想给他拔了,都被他捏住了,说一旦扯了,福气就没了。贾宝玉有块玉石,也是命根子咧。每逢思考,他总捻着。此时,他捻着低声嘱咐兄弟,凡事小心。
小伍师傅有些不以为然。二十年来,谁也没有把他的饭碗端走,不要说杨木匠他们,十年前县建筑公司的也来过,只是包了学校的门窗和屋架。尽管这么想,他还是做了准备,把锯子锉了,把斧头磨了,把推刨盖板校得只有一条线。然后劳保服一甩,伸直老粗老粗的膀子,“鸡——哗;鸡——哗”地推起来。直木花像白色飘带,从盖板上吐出来,坠落在马凳脚。
一般木匠推出的木花是卷成筒的,精细木匠喜欢修整家什,盖板和刨口校得好,推刨角度适合,推出的木花是直的。小伍师傅手长力大,一米七的柜子脚,一刨从头到尾,那木花又直又长,又薄又宽。田木匠正扯着墨斗下料,听到推刨声,禁不住回过头来。
在吴老跛家做工时,他摸过小镇木匠的底,据吴老跛说,都不行。如今见小伍师傅这个架势,不由有些心慌。田木匠穿州过县,这么背对背和贵州木匠较量,还是头一次。他看得出来,小伍师傅在示威。好木匠把清刨校得可以推直木花,但二推刨就没有必要,因为二推刨推直木花费力。
小木匠挺不服气,拎起钉锤“当当”地校推刨盖板,咕哝说:“哼,莫提虚劲儿,看我们的。”田木匠使个眼色,止住了他,然后沉思起来。
四川木匠速度与本地木匠差不多,但每天工时长。照理说,田木匠第四天拿得出大衣柜来,可是他迟迟不发,他要先摸二伍兄弟的底。小木匠见“二伍”在抖架子,心里像猫抓,又不敢埋怨。“二伍”兄弟速度在当地木工中是佼佼者,这次杵心来较量,连徒弟也不带,第三天立起架子,第四天校门和抽箱。可把张老头喜坏了,连连奉承道:“果然比所不同,果然比所不同!这个就叫‘竞争’嘛。”小伍师傅矜持地干咳一声,跳在马凳上蹲起,“啪”地点燃一支烟,朝对面喷了两个又大又圆的圈儿。
如果说,小伍师傅的直木花使田木匠有些慌乱,现在这个高一米七、宽一米二、左边一扇大门、右边半截穿衣镜、外加三个抽箱的柜子,使他胆子又壮了起来。也许,这种式样六十年代还算新,可是现在已经老牙了。而且,工艺上也守旧,插尖、斗角、打穿眼,盖子下凿了荷叶边,田木匠是回乡知青,六八届高中生,背过柳宗元的《黔之驴》,尽管小伍师傅还在悠然自得地吐圈儿,他已是完全放心了。
下午,四川木匠的三门大柜雄赳赳地立起来了。大伍师傅一看,放下角尺墨签,走到对面去。
“师傅,坐。”田木匠招呼道。
王会计听到声音,赶紧出来,这个清秀的财校生,系着白围腰,正在给四川木匠煮晌午。他愧疚地朝“二伍”笑笑,从马凳边窗台上,拿起一包“乌江”。
小伍师傅阴沉着脸,一伸手,挡住递来的香烟。他用十分挑剔的眼光,围着柜子转了一圈。柜子装平缝,板子和条子交界处,几乎看不出痕迹,他脸色一沉。
“打夹签没有?”
“嘿,采台装的,啷个用得着打夹签?”小木匠正在下蒙板床的料,这时停住锯子,直起腰来,自豪地说。
“多嘴!”田木匠喝道。
小伍师傅憋着火,敲敲柜子挡头,声音清脆,一点也不哑,他不知说什么好了。
大伍师傅捻着下巴上的黑须,沉吟着,他不像小伍师傅那样负气,他在琢磨。这柜子结构太简单,他想。独溜溜的三扇门,这些人又还瞧得上。条子薄了点,顶多九分,结实么?他走上去,摇了摇,柜子很稳,四只脚不“舂碓”,他点点头。接着,他拉开一扇门,又关上,门校得很严实。他又走到侧面,眯着眼睛,瞄了三扇门一眼,心儿突突地跳起来。他是行家,柜子最容易现丑的是正面,三扇大门校成一个平面,不翘不咧,是不容易的。必须是柜子骨架和门都做得精确,且不“皱角”,再加上校得细致才行。平心而论,这两个木匠虽年轻,技术不在他之下。
“哎,你们是跟哪个学的,这些钉头。”小伍师傅忽然叫起来。
王会计听见,也回过头来。大伍师傅斜瞟着田木匠,看他怎么说。他也刚发现这个问题。
小伍师傅咧开大嘴,连连嚷道:“儿罗,会整!会整!狗日——老子倒说你些做得这么快,缝子这么严……儿喽,哎哟,你们来看,丧德啰。”小伍师傅高兴地呻吟着,指着柜子道:“以后钉子锈在里头,那板子取下来还要得个屁!一推,刨口蹦个大缺缺!”
“哦?你说这个。”田木匠微哂一下,讥讽地问:“莫非,伍师傅做的柜子,今后都要拆下来做别样?板子采台装平缝,用点六分钉和牛胶,把板子固定在架子上,比拉槽的结实多了,伍师傅说呢?”说着,转身去背箩里取出一本揉皱的《家具图集》,指着其中一页道:“我们按图施工,再说,上了漆,咋会锈呢?”
大伍师傅一把接过来,捧在手里,仔细翻着,手指有些发抖。天,木匠还有专门的书!小伍师傅却看也不看,他觉得这是跑江湖的把戏。
“哎,四川木匠,你的柜子扎实得很?”
“还可以。”
“我试一下,摇得叫不?”小伍师傅嘴角咧了咧,一丝顽皮的笑意浮现在脸上。
田木匠沉吟着,转动着眼珠。
“如何?还是怕嘛。”小伍师傅扁扁嘴。
“二牯,人家出来找饭吃,怕给人家把脚摇落下来。”大伍师傅打定主意,假意劝阻道。
田木匠无可奈何,叹息一声,提根木条,扫开柜子脚边的木花,他在察看地面。地面很平,他慷慨地一伸手。
小伍师傅嘿嘿笑着,走到柜子侧面,双眼睁圆,两掌抵住柜子。田木匠微笑着,他知道会有什么结局。大伍师傅也微笑着,他清楚弟弟水牛一般的力气,一般木工用三斤斧头,他定做五斤的。推吧,兄弟,推吧。只要推掉一只假脚,我们就可以凭借往日的威信,挽回人心。
小伍师傅吸足了气,“嗨”地一摇一推,哗啦一声,柜子滑出去几尺,撞倒了田木匠的马凳。幸好地面很平,要不,真要掉脚的。小伍师傅脸红到脖子根,假装弯下腰去,摸三开柜的假脚。
小木匠欢呼起来,搔搔满头乱发,说:“轻轻一推就散架,还敢出来找饭吃?”
“你们,敢来比么。”
“比啥子,打架?我可不敢。”小木匠挤挤眼。
“比打小板凳,输了,给你这块‘西铁城’。”小伍师傅挺认真地将手表脱下,放在马凳上。
“收起收起,怕我一斧头给你砸了,我们做的是沙发,软椅,起码也是方凳。这年头哪个坐你的小板凳。”
小伍师傅挨这几句,火没地方出,刚好手边有个塑料板墨斗,他悄悄按住,“啪”地给人家捏破了。
大伍师傅要制止已来不及,小木匠发现了这个暗杀行为,挡住叫赔。小伍师傅一抬手,小木匠踉跄了五六步,这一下吃惊不小,呆站在那里。
“嘿嘿,结实嘛,这个尿泡墨斗,没摸着就破,怪得我呀?”
田木匠脸色铁青,两眼露出凶光。这墨斗是师父送的纪念,他呼吸急促起来,忽地抓起斧头。小伍师傅赶紧扯过一根方子:“啥,想打?”大伍师傅慌忙一把抱住。现在正整顿社会治安,他怕打出事来。
田木匠掂量一下对手,冷笑一声,随手捞过一根方子,猛砍起来,一边砍一边说:“我们是来挣钱的,不是来打架的,哼,如果是在四川……”
大伍师傅瞪兄弟一眼,走过来赔不是,答应赔一个墨斗,张老头和王会计也从中说了些好话。
“不必了,墨斗也是快过时的东西了,捏破它,又能够挽救什么?”田木匠扔掉斧头,一字一顿地说,两眼闪烁着自信冷峻的光芒。
P3-12
罗吉万
布依族文学,即当代布依族作家文学,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可谓新时期之新事物,正是方兴未艾。
布依族,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过去的漫长年代里,由于布依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书面表达一直借助于汉语;有关布依族的文学艺术,多是对口传的民间故事、歌谣等类收集、整理的文字零散呈现。民、清时代的布依族文化人,乃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十数年间,布依族作家、诗人也仍旧屈指可数,散兵游勇,难成阵容。时至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被“文革”荒废数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劫后重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随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确立与崛起,“布依族文学”亦应运而生,新人新作迭出,逐步展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30多年来,布依族作家作者队伍不断壮大,迄今已有贵州省作协会员数十人,其中中国协会员十余人。尽管其间大浪淘沙,随波逐流,撂笔“下海”者有之,改弦易辙,弃文从政者有之,尽管文学经受种种浪潮冲击而一度式微,但大多数至诚于此道者,仍在执着坚守,且成果斐然,创作出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及报告文学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编辑出版《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对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疏理及检阅。“布依族卷”的选编出版,乃是布依族作家群体所幸逢的一宗前所未有之文学盛事。这对于布依族文学繁荣发展行将产生的推动作用,无可估量,自不待言。
选入本卷集的60余篇文学作品,是60余位布依族作家、诗人自1978年以来辛勤耕耘的部分成果。其中,有诸多篇什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当代》及《山花》等文学大刊推出之后,又被《小说月刊》及《小说月报》等权威选刊转载;有不少作家作品先后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以及省级文学奖项,如潘灵、杨打铁、王家鸿及罗莲等等的小说及诗歌作品。卷集中的三代作家阵容,除了多数正当盛年的创作中坚力量,还有年逾古稀的老前辈,更有80后、90后的新秀。他们的文学书写,立足于本土,以真挚的民族情怀,饱蘸浓墨,反映现实生活,讴歌时代精神,或乡土情结,或城市梦影,或心怀忧患,从不同的层面及角度,塑人叙事,展现布依族人的生存状态及现代生活风貌,尤其是,于当今“城市化”的进程中,关注乡村的变迁、农民的命运,以及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很多作品在发表及转载之时,都曾在读者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然而,毋庸讳言,收进本卷集的一些早期(小说)作品,由于还没有完全摆脱“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樊篱桎梏,或多或少仍残留着概念化、公式化甚至于图解、编造的痕迹。这也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历史烙印。不过,纵然如此,这些篇章也不失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及变迁记录。至今读来,相比当年,又是另一番滋味。
当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以多元化的开放态势迈向新世纪之际,布依族作家们开始对自身存在的缺失与不足深刻反思,曾两度举行“布依族文学论坛”,认真探讨布依族文学创作的现状及未来走向。文学界老生常谈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固然无可否认,但难能一言以蔽之。就我们的作品而言,是不是已经堪称为“民族的”?怎样才能算是“民族的”?这其实正是我们早已面临的写作困境。所谓民族性、民族意识、民族特色,不仅仅是视觉中独特的歌舞风情、衣饰状貌,以及外在的地域习俗之类,还必须努力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真正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才有可能使作品去“标签”化,由表及里,深入心理、触及灵魂,去发现(本民族)人物内在的个性特质,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民族的”文学境界。
当然,谁也不能要求每个少数民族作家都一定要写本民族的生活。作家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是,对自己民族的人文历史、现实生态及未来命运的关注,作为一份不可回避的责任与使命,是一个民族作家的文学自觉。唯其如此,也才会更加努力地向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作家学习,不断提高文学素养,开阔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由个体及整体在创作上获取新的突破与超越。
2014年5月写于贵阳小河
我们所做的工作难度似乎并不大,至少从表面上看,好比将一颗颗散落四处的珍珠,搜集聚拢之后穿成串。眼下,这本《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布依族卷》,电子书稿业已编排完毕,只等着打包发送中国作协了。然而此刻,我们的心情却并不怎样轻松,相反倒有些惴惴不安,总担心时间不够充裕,做事不够卖力,难免落下遗珠之憾。
其整个过程,都是在贵州省作协的主持和帮助下,顺利地完成的。
记得头一次开编委会时,贵州省作协就已经整理出了一份来稿目录,并且将作品的发表时间及报纸杂志一一标注清楚。正是从这里入手,一场小会开下来,从头到尾,大家都在搜肠刮肚,想到一个是一个,分头寻找那些漏网之鱼。是的,有些人已经离开贵州老家,比如,一个诗人去了北京,一个作家定居深圳;而有的人则生活在云南、四川等地,可能没收到征稿通知,作品也就无从传递过来。另外,有的人已辞别人世,我们得想方设法与其亲属取得联系,才好将其遗作收入此书。总之,每一次编委开会,都有人在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于是接二连三地又找到一些作者,一篇篇作品随之纷至沓来。
平时可能没怎么注意到,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罢,我们的布依族作家,从阵容上看多少有点差强人意。然而,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看,无须自夸,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一点,我们在编选书稿的过程中深有体会。即或如此,因篇幅所限,一位作者,也只能选一篇作品。对那些未能入选的作者,在此我们除了满怀歉意,深感无奈。每一篇作品,都如一砖一瓦,自有担当,而最终只有融为一体,才能完成这一份共同的使命:全方位、多角度、充分地展示我们布依族的文学创作成果,以及几十年来的发展轨迹。
感谢中国作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之布依族卷,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欣慰,更多的是一种激励。
感谢贵州省作协,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学满怀敬意,不仅是对这套丛书的相关部分,在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最后要感谢我们自己,这本书的所有作者。既然木已成舟,就让我们稍微松一口气,然后继续前行。
布依族卷编委会
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