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心》作者田聪明先后在内蒙古、西藏，新华社、原广电部、中国记协等多个领导岗位上任职，长期以来对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以及周惠、李贵、钱学森等长者的风范都有亲身感悟，多年以来，形成许多思考，诉诸文字而成此书。

全书配有作者亲历各个时期的图片100多张。本书稿具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妈妈的心》是作者田聪明近年来写作的部分文章的合集，以回忆其母亲的文章“妈妈的心”统领全稿，包括有关自己的母校（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和老师的回忆；对包括原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新闻界前辈范长江、吴冷西、穆青，钱学森等老前辈、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的往事回忆；以及作者在内蒙古、西藏、原广电部、新华社、记协以及国家民宗委等地方或机构任职时期的一些文章。“田聪明心目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为党中央领导集体‘新老合作交替’呕心沥血”两篇长文为专题忆述作者个人对老一辈领导人的体认的文章，具有独特的价值。

序言

妈妈的心

 妈妈的心——一个儿子的忆述

 田聪明心目中的毛泽东

 邓小平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合作交替”呕心沥血——一个老党员对伟人的缅怀和一点感悟

 “蜡烛”情缘——纪念母校北师大诞辰100周年

 我仰慕着五原一中——纪念母校诞辰６０周年

 “奋中”留给我的记忆与理解——写在“奋斗中学”建校70周年之际

故交神采

 深切缅怀我国“沙草产业之父”——写在钱学森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内蒙古的事要从大青山出发”——深切缅怀周惠同志

 感受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内心世界——周惠同志逝世五周年感怀

 周惠对我“评价”留下的回味——写在周惠逝世10周年

 “入门”新华社——写在新华社建社70周年之际

 智者形象长者风范——深切缅怀吴冷西同志

 履行职责的楷模——深切缅怀穆青同志

 像范长江那样当记者——在纪念范长江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一位令人敬重的高级干部——写在李贵逝世四周年

往事偶拾

 中国“付费电视”是怎么开启的？

 广电总局党校与“唯实”——写在建校20周年之际

 国产电影“统购统销”是咋“打破”的？

 “10部进口‘大片’”引进前后

 “字正腔圆，持证上岗”——一次规范“公众人物”语言的集中行动

 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踏上新征程——在中国记协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继往开来，搞好新时期的外文报道——在新华社英语对外报道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与抗战十四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历史是宝贵的财富——《新华社记者笔下的红色记忆——红中社报道中的土地革命》前言

 继续为增强新华社的国际影响力而努力奋进——在纪念新华社驻外机构建立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继承传统改革创新继续办好这张“独一无二”的报纸——在纪念《参考消息》改报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深化交流合作共谋长远发展——在新华社—路透集团友好合作50周年庆祝活动上的讲话

 继续举全社之力，保持新华网“一路领先”——在新华网创办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牢记“青记”前辈，激励后人奋进——在“‘青记’会址”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六十周年画册》序

 民宗委这五年——在十一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工作总结会上的讲话

田聪明头一次听到毛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称呼，是在当地1951年冬开展的减租反霸运动中。那时，他家住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库布其沙漠牧区的什拉胡同村，父亲给村里放260多只羊，跑青（青草刚刚长出，羊闻到青草味后枯草不愿吃，青草又吃不到多少，就挨着饿到处跑着找青草）时他给打伴子（当小羊倌），父亲有事时他也一个人去放。减租反霸开始了，也为土地改革做准备，工作队要求近些年的“外来户”要回原籍开户口迁移证。大约十一二月间，他父亲回陕西省府谷县开户口迁移证去了，这群羊就由他一人来放。羊群一般早上太阳半竿高（九十点钟）出坡，晚上上灯后（七八点钟）回来，他吃完晚饭也就差不多该睡觉了。所以，他头一次见到驻村工作队员是到他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时候。他觉得工作队员很随和，确实是在问寒问暖。特别是1948年春天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姐姐，因土默特右旗土改比较阜些就跑回来了。工作队员很同情，就要姐姐在发动群众的会上说说她的遭遇，强调“有苦诉苦，有冤申冤”。姐姐当时只14岁，显得很紧张。工作队员就鼓励说：“你们不要害怕，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你们做主。”他从此就牢牢记住了共产党、毛主席。

这期间，田聪明家常领到救济粮、救济衣，他与工作队员和村农会领导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包括学唱歌、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参加土改庆功会、扭秧歌等，也常从工作队员、农会领导口里听到关于毛主席、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主张或“故事”。他当时完全是通过工作队员的一言一行来认识和理解毛主席、共产党的，通过观其“行”而信其“言”，所以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土地改革中他家被定为雇农成分，分得了头等果实，这就使他在头脑中深深印下了大人们常讲的一句话：“共产党爱穷人，毛主席‘大救星’。”

1952年土改后，政府决定他家要迁到近30里外的农区住，在那里给他家分耕地，但要等一段时间。1948年他家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住时，头一次知道有小孩在学校念书，有时还悄悄到教室外面听读书声。从那以后，在他稚嫩的心底里就一直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和那些小孩一样在教室里读书。所以，当田聪明得知竹拉沁村舅舅家一兄一弟已上学后，就不断与父母说自己也要上学。可是，在什拉胡同村方圆近十几里内没有一所学校，于是就提出去竹拉沁村上学。竹拉沁村还住着他姥爷舅舅，加上要等着分土地，家搬起来又很容易，父母也就动心了。1953年春节过后，举家赶着土改分得的那头驴，驮上“行李”就去了竹拉沁村。经打听，他可以在竹拉沁小学读书，但要等到秋天才能入学。于是，父母在舅舅帮助下开了点荒地耕种，他还和父亲扣土坯卖、给人家放牛，以维持生活。9月1日，已过了十岁的他上了竹拉沁小学一年级。可刚开学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每人每学期5角钱的学费交不上。他与父母正在为此犯难时，学校常俊德老师说，已报告村文教委员批准，免了他的学费。

田聪明终于能和其他孩子一样读书了，兴奋极了，他第一次领到课本时所闻到的那股特殊的香味，至今回想起来都是一种“享受”。这个经历在他思想意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就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老师、领导也都“爱穷人”。所以，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观念：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事也难不倒咱穷人了。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最令他关注的经历主要是围绕着他能否坚持读书的问题。他读书道路上遇到过一道道的“坎”，但经过一阵艰难曲折后，都在地方和学校领导、老师关心下“迈过去了”。所有这些，在他的意识中当然都归结为共产党、毛主席。“毛主席‘大救星’”就这样成了他从不怀疑的精神支柱。

——田聪明上完一年级就跳级上了三年级。可在1954年达拉特旗刘五圪堵村给他家分下了25亩耕地。1955年春耕时，父亲借了人家一头母牛与自家驴合犋耕种，条件是要他给人家放牛。田聪明身在放牛、心在念书，牛主家不满意，他也没“好气”。两个多月后牛主家不愿用他了，他更不想放了。正好他当毡匠的三叔从准格尔旗来到达拉特旗、土默特右旗一带擀毡子，他就跟着三叔当学徒了。这期间，不少擀毡子的主人都说他称毛、算账、收钱等都很伶俐，不让念书“枉”了。特别是竹拉沁小学的常俊德老师，亲自到他家劝说父母，希望能继续让他读书。父母虽由于当时的困难没同意，但也从常老师流着眼泪离开的情景中受到了很深的触动。

1956年正月，田聪明三叔和爷爷、二叔都从准格尔旗迁到了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他家的土地、耕畜等也都人了社，父母就让他再回竹拉沁小学找到了常老师，读三年级后一学期，下半年又转到了达拉特旗梁家圪堵小学。

P28－P30

我在妈妈逝世十五周年时写了《妈妈的心——一个儿子的忆述》一文，以一个儿子的视角用事实忆述了妈妈一生善良正直、刚强自立、嫉恶如仇的为人处世，以及为抚养子女而不惜舍生忘死的品格。文章发表六年多来引起了很多读者共鸣，已被十多种书、报、刊收入或转载。

于是，我就想到以《妈妈的心》为题，并以《妈妈的心——一个儿子的忆述》一文领衔，将《田聪明心目中的毛泽东》《邓小平为党中央领导集体“新老合作交替”呕心沥血——一个老党员对领袖的缅怀和一点感悟》等这些年来缅怀故人、回忆往事的文章集纳出版，留给后人。

妈妈给了我生命，也使我从稚嫩懵懂开始，在不同环境下的一天天成长中，直观朴素地感知、理解、认同妈妈一言一行中的情与理，并逐步在内心深处累积成自己为人行事的基本原则，慢慢在行动中体现出来。

自从接触了共产党，妈妈和我都很快从亲身经历中不仅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好，而且与党的政策主张“情通理顺”，并从思想深处将党的领袖毛泽东视为“大救星”，进而不知不觉地将我们一家人的前程命运与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我上学了，学习的知识和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多了。妈妈也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广播在农村的普及，接触的人和事、了解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和妈妈对党的认识与思想感情都在不同程度地逐步由朴素向理性发展。

我加入了共产党，直接接受党的教育更多了，接受党组织分配的工作越来越多，接触的人、管的事也越来越广了，但不变的是从没有离开过妈妈多年影响和教诲的做人做事的基本理数。这也正是我始终坚守党的信仰、宗旨和作风从未动摇的“根基”。上世纪60年代有一句歌词叫“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对这一比喻是自然接受的，也从未有过动摇。

当然，我内心也曾有过苦痛和迷茫。主要是“文革”开始的头几年里，自己想“跟”，但怎么也跟不上；自己受冲击了，又曾想通过作“违心检讨过关”，可不仅“关”过不了，反而引来了更大声势的无端指责……后来，还是下意识地坚持了毛主席“相信党”“相信群众”“实事求是”等教导，并以妈妈“无理的不做，反胃（欺负人）的不吃（不接受）”的原则行事，才使自己周围的“气氛”有所“改善”，并逐步理顺了自己的情绪。特别是使我在那个“乱世”中“被逍遥”，能有机会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了很多人和事，思考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我虽对“文革”给党、国家、人民造成的恶果心痛不已，但对自己受“冲击”却从未发过牢骚，反而曾多次说是受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反面教育”。正是在正反面教育的比较中，自己在看问题的思路和认准的事就应坚持等方面受益极大，因而“根基”更牢固了。  参加工作了，特别是当了领导干部后，“为”的人不一样了，“处”的世复杂了许多。特别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种“歪风邪气”对党风、社会风气的挑战又成为新的考验。其中，对为坚持原则“得罪”人，我毫没犹豫过；对因此而遭骂、遭恨，我也基本不在乎。就是对许多好心人、要好的人时不时地劝我不要“太傻”，认为时下犯不着为坚持那些“理论上”的原则，而“拉下脸”来抵制、批评周围乃至领导的一些过错，甚至“恨铁不成钢”地“批评”我成“另类”了等，我也没有再痛苦和犹豫过，而是将自己比作“与歪风邪气打交道的人”，把功夫下在时刻警惕自己失足上。我曾对不少同志说：“‘另类’就另类，反正也是‘一类’。”我坚信“邪不压正”，只要这个客观存在的“另类”“正”且能坚持，就一定会产生一些正的影响和作用。

令我欣慰的是，不论当面还是背后，表示赞成的人始终是绝大多数，其中就包括我批评的人和“批评”我的那些人。所以，坚信像我这样的“另类”始终是党内外群众的绝大多数。这也正是我“对党始终充满信心”，始终笃信毛泽东“老实人终究不吃亏”论断的根本依据。

我缅怀的那些故人，除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其余的基本是妈妈辈的我们党资深高级干部，是我直接且相处较深的老领导；我回忆的那些往事（忆述电影改革、“村村通”广播电视的大多文章已单行出版），都是自己生活、学习、成长的经历和党组织分配的工作，并按党组织布置、要求和妈妈的期望所做。

其中，关于新华社成长发展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在我40年前进入新华社后，就开始或听口传或看资料而有所了解，印象深刻，敬佩前人。任社长了，就利用纪念节点，请社史办和有关老同志搜集、提供有关资料，在整理列入“社史展”的同时，以在纪念会上发言的形式加以概括和提炼，包括我个人的认识和情感，一并留给后来的“新华人”。将上述这些文章集纳在一起，与《妈妈的心》也是意蕴相通的。

需要提及的是，有关我读书的经历，在前几篇文章中尽管是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问题表述，但汇集在一起仍会给读者带来重复之感，是一缺憾。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