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编著者安建设。

1．周恩来研究专家安建设倾心编著

2．国内最权威的周恩来晚年岁月纪实

3．珍贵图文资料揭秘动荡十年重大历史事件

4．深情缅怀老一辈革命家们的丰功伟绩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编著者安建设。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选取了一组反映周恩来在“文革”时期重要思想和活动的文章，包括他倾尽心力、辗转周旋地保护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费劲心思地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保证特殊时期的生产建设正常进行；他不遗余力地协助毛泽东粉碎林彪、江青等人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他全力辅助毛泽东积极落实和促成邓小平接管中央工作，促使中央日常工作一如既往地运行；他用高超巧妙的外交政策开启中美两国的友好之路，促使中日走向正常的外交交往。

第一章 循循善诱，出以公心在“红卫兵运动”中

第二章 “生产绝不能停！”“文革”初期的国民经济

第三章 怀仁堂的怒吼1967 年“二月抗争”

第四章 大雪青松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第五章 终识庐山真面目处理1971 年林彪事件

第六章 “极左思潮一定要批透！”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第七章 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共和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第八章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研制“两弹一星”

第九章 “这是将来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1973 年邓小平的“复出”

第十章 “芙蓉国里尽朝晖”1974 年“长沙决策”

第十一章 鞠躬尽瘁，不辱使命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十二章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1975 年“全面整顿”

附录 “文革”时期周恩来主要活动年表（1966 一1976）

9月10日，他向离京奔赴各地的首都红卫兵提出：红卫兵应是一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战斗”指的是进行文斗而不是武斗；“学习”就是要作调查研究，要进行科学分析，要有冷静的头脑；“宣传”就是讲政策、讲实际、讲界限，不盲目行动，不强加于人。“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的情况和党的政策是很不完全的。……你们会遇到许多不熟悉的事情，因此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对毛主席著作）单单学语录是不够的，还要看全文才能懂得毛主席如何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才能看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前途，否则绝不是真正学懂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机关，而工厂、农村、服务性的行业应由那里的干部群众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去进行必要的革命串连，但不能像在学校里一样，冲进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的秩序、建设的秩序。”“边疆的省份，靠边境的城市、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很多政策，如对外的政策、民族的政策等。那里宗教信仰常常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人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即使改变也需要时间。”“总之，你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爱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他人士，甚至剥削阶级分子本身。”

同一天，周恩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党的干部问题时，他指出：“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里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导中有正确的、积极的因素，不能说一切都是坏的。也不能说所有党政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都是，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在这些地方落空了吗？”“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画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也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更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即使不看作一切，而看作是绝大多数，也不合适，因为不合乎事实嘛。”在谈到“炮打司令部”时，他说：“你们传了一个口号，叫‘炮打司令部’。我在这里申明，对毛主席的话，一定要经过毛主席本人批准，由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或由各级党委正式传达的为准，不能以社会上流传的作根据。……‘炮打司令部’是有所指的，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黑线’。”

9月13日，周恩来更明确提出：“黑帮”这个名称不能乱用。“犯路线错误的是否就是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这么说，没有这个定义。”“去上海的同学问我，是否给上海市委去过电话，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我确实这样讲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是不革命的。”

9月下旬，周恩来接见来京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三个红卫兵组织代表时，再次批驳了“黑帮”“黑线”的说法，指出：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

这样，仅在9月份里，周恩来接见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就达20多（场）次，所谈内容涉及党的干部、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宗教、华侨、外事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性问题。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宣传场地，北京的一些大小礼堂和体育场馆里，都留下周恩来那不知疲倦的身影。

对于各地频繁发生的各种涉及政策法律的事情，周恩来更是不推不拖，亲自解决处理。9月19日，他对中央给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被批判、斗争对象工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稿作了修改，并将报告中“凡属定性的，暂时只发给其本人及需要由他供养的家属生活费”一句，改作：“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做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将报告中“凡未定性的，工资可暂发给”一句，改为：“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P12－P13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撑危局。

现在的中青年朋友也许已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甚至认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有人往往会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等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他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记取。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周恩来在内。尽管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可是仍以为它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在广大群众特别是一大批青年中，已经形成一股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来势凶猛。周恩来曾试图纠正青少年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他深知这绝非轻而易举能奏效的，只能根据条件和可能，采取独特的如鲁迅所说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群众运动必须“因势利导”。可以肯定，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选择的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需要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在对大量史料作了详尽的考察之后，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这也正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的缘由所在。此后，无论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还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都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表现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就周恩来而言，他一方面必须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减少损失，为拨乱反正创造条件。如果党分裂了，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后果将不堪想象。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周恩来自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一直处在斗争前沿、政治漩涡的中心．历尽千难万险。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但是，身为党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他还担负着保障七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难以想象的重任。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共和国仍须保持她独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重担，周恩来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我不人地狱，谁人地狱”这样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信念，挺身而出，拼死一搏。正是这种纯洁、坚定、明确的内心动力，驱使这位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无畏，为党为国，奋斗不息。叶剑英元帅有一句诗：“最艰难处显奇才。”周恩来置身“文化大革命”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正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同志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别人尢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思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不仅对历史，对现实也有密切关系。历史都是相联系的。只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离不开研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