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对细节的观照展示宏大的历史轨迹，选取了袁世凯、溥仪、张謇、王国维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个人遭际的剖析，探索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对1912这一特定年份的个案思索，以对个体命运的细腻述说展示时代命运的多舛，揭示帝国终结的深层原因。

1912年，中国历史走入了一个拐弯道，新旧势力的冲突、共和与帝制的绞杀进入白热化，袁世凯、溥仪、章太炎、张謇等社会各阶层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本书通过对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和最终命运的描述，揭示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终结的深层原因。语言轻松好读，是一本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历史通俗读物。

1912年中国历史的巨变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它是历史河流的一次转折，更是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结果之一。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72年间，赤县神州，沧海桑田，几代人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知与旧影，传承与反叛，都在这一年得到了最有力的展现。本书中所展现的一个个独特而丰富的身影，他们的矛盾与反复，激进与徘徊，痛苦与快乐，希望与绝望，不仅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对置身其中的个体的复杂呈现，更是形形色色的个体对历史与命运的不尽诉说。

引子

第一章　袁世凯：新旧之间的枭雄

　一　意外的胜利

　二　养虎为患的新军

　三　东山再起

　四　议和背后的较量

　五　窃国

　六　尾声

第二章　溥仪：逆流与幻灭

　一　退位

　二　不祥之兆

　三　巨轮的沉没

　四　复辟的梦想

　五　尾声

第三章　章太炎：“章疯子”不疯

　一　“疯癫”的革命先驱

　二　排满与共和

　三　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四　走向分裂

　五　幽禁

　六　尾声

第四章　张謇：被争议的立宪派领袖

　一　武汉江边的烽火

　二　矛盾的立宪派

　三　潜流

　四　秩序的崩溃

　五　尾声

第五章　秋瑾：壮志未酬的革命女侠

　一　轩亭口

　二　光复会

　三　秋风秋雨愁煞人

　四　孤独的启蒙者

　五　暗色

　六　刀与剑

　七　尾声

第六章　王国维：孤独的文化守成者

　一　殉清？

　二　可信与可爱

　三　东渡后的转向

　四　辫子

　五　尾声

结语

参考书目

四 议和背后的较量

袁世凯重掌大权后，立即下令北洋军向武汉的革命党人进攻。1911年11月21日，北洋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起抵抗，最终寡不敌众，防卫失败。27日，汉阳宣告陷落。历时一个多月的阳夏战争结束。

袁世凯夺回了汉阳后，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把前方的军队交给亲信干将冯国璋，形成和革命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他自己则动身进京，接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在召见中，袁世凯仍然忠心耿耿地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朝廷保全社稷”。

那么，夺回了汉阳后的袁世凯为什么按兵不动呢？据袁世凯在给朝廷发的奏电称，是出于对兵力不足和军费不支的担忧。电报声称：“陆军出发仅万余人，除拨守后路及伤亡外，应急仅及万人。”因此，“拟就此兵力，谋攻汉阳，而顾此失彼，亦多涉险”。同时，袁世凯还希望满族亲贵们在财力上进行支持，“毁家纾难”，否则，战事将无法维持。

忽略电报中袁世凯有意拖延和要挟谋略不计，那么，奏电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的危机。根据《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的记载，在大难当头的时候，朝廷的满族亲贵关心的仍然是自己的利益。当朝廷财政告急，动员满族亲贵认捐爱国公债，毁家纾难之际，居然没有一个人肯拿出自己的私有财产填充军费。而当时仅奕勖等四大亲王以及载洵、那桐等十几名满族亲贵在北京外国银行的存款，就多达三千七百多万元，但是他们在“如不允民主之请，则须将自己所有财产和盘托出，以供北军作战军费之用”的压力之下，也仅仅被迫敷衍性地认购了极少一部分。更有甚者，有人干脆将大量存款从朝廷的银行中提出，而在外国银行购买金镑金叶，藏于府邸，或者携带现金逃命。而贪财如命的亲贵奕勖的表现就更加让人吃惊，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有人自告奋勇请求去陕西督军，一向以卖官聚财的奕勖居然反向其索取贿赂八万元，让对方瞠目结舌。另外一位拥有巨额家产的亲贵载洵还故作委屈地向袁世凯抱怨，不是不想认捐公债，实在是因为他刚刚担任海军大臣不过两年，亏空巨大，每月的收入尚且不够自己敷衍，哪里有多余的钱可以报效国家呢？

此外，满族亲贵们不仅无心抵抗，反而到处散发让人沮丧的消息，结果“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风声鹤唳，人人相惊”，到处流传着各种谣言。与此同时，富裕的北京人继续以惊人的速度离开京城，连学生也受到影响，许多教室几乎空无一人。汉人害怕满人报复而出走，满人害怕将来的下场而出走，两个月内因避乱而逃出北京的人数达四十万。一些满族亲贵也携带现金四处逃亡，朝廷官员纷纷效仿，随着事件和谣言的发展，京城的恐慌气氛迅速蔓延到全国，而各地的官兵因此士气急剧低落，以为清朝大势已去。在南方，各地也不断发生抗交捐税、抢掠富户、围攻衙门等事件。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局面，袁世凯才举兵不前，老练地等待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此时的袁世凯已经看出了清朝的末日近在眉睫。不过，他仍然要把这个政权再稳固一下，以作为他向南方革命党以及朝廷两个方面要挟的政治筹码。为此，他把北洋军的大炮架在了武昌对面的龟山上，以炫耀自己的实力；他又收买吴禄贞的卫队营营长，于11月6日在石家庄将吴禄贞刺杀，破坏了北方的起义计划，解除了北方的危机。然后，意气风发的袁世凯带领大队卫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北京。

但是对于革命军一方，形势也并不乐观。亲自在武汉指挥的黄兴指出，革命军的军火主要是步枪，没有机关枪，如果和敌人接近，伤亡就比敌人严重；革命军的炮火主要是山炮，子弹射出，并不开花，因此杀伤范围有限，并且射击距离太近，没有清军的炮火威力大。同时，他还担心，清朝的军队是袁世凯训练严格的北洋军，“秩序可观，亦善射击”，而革命军却是临时聚集，仅仅依靠“民气之盛”，两军对垒，实力相差悬殊。

黄兴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时革命军的装备的确非常简陋。不仅大炮这样的重型武器少得可怜，就连普通的枪弹也十分匮乏。一些人甚至使用伪装的炸弹，用白布手巾包裹一个牛奶罐一样的东西，里面藏一些泥沙，后来经过“改良”，牛奶罐变成圆形的大灯泡，万一有了紧急情况，一个电灯泡抛在地上，砰然一声，也能起到一点威慑作用。另外，时值寒冬，革命军的服装、经费也非常紧张，大多数士兵不能领到棉衣，只能着单衣作战。

这就难怪当袁世凯按兵不动之后革命军也驻足不前，战争陷入了僵局。

胶着的战事给了朝野各界呼吁议和的机会。一时间，停战和谈的呼声四起，各地纷纷要求停止纷争，避免更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顺应民意，实现共和，这也形成了促使清帝退位的舆论环境。大势所趋，就连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张謇也转向了共和立场，开始致力于“和平光复”。

另外，湖南共和协会的会长熊希龄等人，则致电袁世凯，援引三项事实：第一，清室“所最关系者，无如祖宗发祥之地，而当东三省危亡之际，清室则漠不为动”，“是清室对于满洲土地尚不见爱，更何爱于全国”；第二，清室“所最密切者，无如满蒙各旗之人”，但是清室自从变革旗制以来，“北京旗民流离困苦”，一些人甚至沦落为娼妓和乞丐，“是清室对于满蒙同族尚不见爱，更何爱于汉人”；其三，清室最信任的，无如朝廷的满族亲贵，但是武昌起义以来，满族亲贵将大量存款从朝廷的银行中提出，纷纷逃匿，导致人心恐慌，可见清室对于满族亲贵尚无法得到信用，“更何况信用于今日一般人民”。因此，电报认为，清室已经失去了作为君主的资格，呼吁袁世凯停止为朝廷而战，并促使其迅速退位，以拯救大局。

与此同时，各地的驻防旗人也纷纷致电朝廷，力请朝廷迅速采纳舆论，组织共和政体，以避免纷争日久，人民涂炭。而各地的报纸上关于实现共和，避免满汉纷争以及外国势力干涉的言论更是铺天盖地。

诸多迹象，都给了袁世凯野心不断增大，乘机谋取渔翁之利的机会。

现在的袁世凯已经是威风八面，他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和洋人关系见好，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早在11月15日，袁世凯南下督师的时候，英国外相格雷就复驻华公使朱尔典电，宣称“我们对袁世凯已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足够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革命军和北洋军的战事。

袁世凯在革命党方面的朋友，首推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1910年，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为刺杀摄政王载沣，秘密埋藏自制炸弹于北京地安门附近的银锭桥下，因被军警识破，计划未遂，汪、黄被捕。汪精卫被捕之后，由于舆论和日本人的压力，不仅没有被处以极刑，反而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善待。武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很快被释放，他在北京广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后，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不仅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变成了好朋友，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革命党头面人物中间传达信息的桥梁，革命党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不断地传到袁世凯这边。与此同时，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张謇等也对袁世凯表示了自己的好感。  。

这个时候，袁世凯在政治上开始宣扬君主立宪，反对实行共和。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表明了他对朝廷的忠心。有一个故事颇能反映袁世凯在这一时期精心为自己塑造的忠臣形象。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大学士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袁世凯道：“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世凯一本正经地回答：“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此事一经传出，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信任的人很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

但是，实际上，袁世凯在获得诸多支持后，他的政治野心大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袁世凯就通过奕勖在隆裕太后面前进言，把他心目中的最大障碍摄政王搬掉，令其返归藩邸。接着，他又以接济军用为名控制了朝廷的财权，同时逼着皇族亲贵们拿出自己的财产弥补军用。至此，政、兵、财三项大权全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袁世凯不仅有了这么多新朋旧友，而且力量空前强大，他不仅左右逢源，而且对各方面的情况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说此前他还曾经态度暧昧，在朝廷和革命党之间观望，想弄明白谁的力量更为强大，从而决定自己的投靠对象，那么现在他明白了，自己不再是各种复杂势力斗争中的依附者，而是其中的决定力量。

这个时候，革命军和政府双方的谈判，已经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付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但是国会的组成成员、开会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一个让整个清室和袁世凯都感到吃惊的消息传到北京：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宣布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P20-24

公元1912年，论干支为壬子，属鼠。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里，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平淡的年份。这一年的4月14日，在遥远的西方，在纽芬兰附近的北大西洋海面上，一条名叫“泰坦尼克”号的英国巨轮和冰山相撞。随即，这个号称“不沉之舟”的超豪华巨轮在两个半小时后从海面上消失，一千五百多名乘客遇难。三个多月后，在东方，日本明治天皇于7月30日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公元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诞生。1月2日，中华民国通电宣布改用阳历。1912年，也就成为中华民国元年。

巨变就此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1912年的巨变自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它是历史长河的一次转折，更是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结果之一。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七十二年间，赤县神州，沧海桑田，几代人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知与旧影，传承与反叛，都在这一年得到了最有力的展现。而沉浮其间的，却是一个个独特而丰富的身影，他们的矛盾与反复，激进与徘徊，痛苦与快乐，希望与绝望，不仅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对置身其中的个体的复杂呈现，更是形形色色的个体对历史与命运的不尽诉说。也因此，对这一年的书写与回眸，就有了耐人寻味的意义。

1919年，被看作五四运动“直接挑动者”的梁启超在巴黎和会结束后，并没有回国扩大自己在思想界的影响，却选择继续留在欧洲漫游。而在启程出国的前夕，他和张謇等人彻夜长谈，并“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随后，在巴黎近郊的别墅里，梁启超又抒写了他对推崇科学的西方文化的失望。他将其形容为沙漠迷路者发现的一个“大黑影”，让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拼命追赶，以为可以找到理想的黄金世界，但是“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

梁启超的感叹，表达了他对西学救国的失望，也预示着他对东方文化的回归。在这一点上，他与他未来的清华园同事王国维并无二致。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王国维的自沉，只不过是他自愿选择的结果。从知识分子群体来看，王国维短暂而丰富、坎坷却多变的一生，却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一个代表。他们早期从振兴国家的理想出发，因为对传统的失望，转向对西学的信奉；后期又从同样的目的出发，因为看到西学的问题，开始了对传统的回归。但是，如果从文化发展来看，王国维的个案，无疑被赋予了更为复杂和深远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在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特定时期，面对东西不同文化的冲撞，背负文化承载使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上的矛盾、困惑、思考和选择。让他们感到无奈和沮丧的是，面对中国在1912年以后的动荡与复杂，无论外来的西方文化，还是本土的传统文化，似乎都同时失去了效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沉，成为一个文化悲剧。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漂泊日本。在此后五年的异乡生活中，他并没有片刻停止对祖国命运的思考，或许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缘故，王国维没有选择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实践，而是选择了文化这一方面作为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他看来，_个成熟、稳定和强大的国家，不仅要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后盾，更要有一个同样成熟、稳定和强大的文化作支撑。尽管被他赋予厚望的国学，和曾经被梁启超赋予厚望的西学一样，也许只是一个“影子”。

在这个层面上，王国维和本书所选择的其他人物相区别。但也因此，我们获得了观察辛亥革命时期的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不仅可以更全面地思考袁世凯、溥仪、章太炎、张謇和秋瑾，也可以更好地看到，在这样一个空前巨大的社会转型期里，中国的问题所在。

回头看来，1912年的巨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它至少是两个历史力量合力的必然结果。在外部，来自西方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输入，从不同方面促进了中国稳定的解体；在内部，清廷的固步自封和严峻的社会危机，导致了排满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兴起。

但是，这个转折同时是匆忙和不成熟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在政治准备上的不充分，更体现在国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矛盾和含混。而在这前后，无论是章太炎的“排满”与“光复”思想，张謇的实业救国与宪政思想，秋瑾的铁血主义与游侠心态，还是王国维的于乱世延续传统文化命脉的抱负，都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预示着，这个转折并非像之前革命者想象的那么彻底，而转折之后的道路也并非如他们曾经想象的那么美妙。因此，此后无论是袁世凯的逆潮流而动，还是在逊帝溥仪心目中日益滋生的复辟理想，都不能看作偶然的个人现象，而应该被视为复杂的群体力量推动的产物。这也说明了，推翻一个旧有的社会体制固然不易，建设一个新的成熟社会却更加艰难和漫长。这种艰难不仅体现在如何完成新旧政治体制的转换，更体现在如何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创新与继承。

而我们在本书中的考察就此结束。简言之，1912年的巨变，是此前很多历史因素的结果，随着民国的建立，一些因素消失了，另外一些因素却仍然存在着，并且将影响此后的中国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