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我们的发展。

　　更多≠更好

　　经济转型大趋势，从效率经济到幸福经济。

　　奇迹即将结束，因为环境资源已无法满足经济迅速增长所需。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8％或10％要用来处理污染和污染对健康产生的影响。

　　西方经济模式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以汽车为中心的抛弃型经济，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

更多≠更好

一直以来，人类都在致力于追求“更多”及“更好”，总是想用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金钱，带来更好的生活。但时至今日，“更多”与“更好”已经不能划上等号。

在自然资源逐渐耗竭，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毫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发展的模式已渐渐不再适用。为此，比尔·麦吉本大胆的提出了“幸福经济”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应该开辟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而不是一味地加速经济扩张；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在社区范围之内发展经济，而不是建立巨大的、集中的能源开发体系；我们应该鼓励并支持郊区、村落等的自主发展，而不是无计划地占用山林农田以建造厂房。作者在本书中为自己的观点举出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前言

在人类大半的历史中，有两只名为“更多”和“更好”的小鸟栖息在同一个枝头，人类总想以一石击中二鸟，所以才会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的经济产量。

第一章 发展之后

经济增长不再让大多数人变得富裕，反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和不安全。经济增长与物质限制之间的严重冲突，使得持续扩张经济变得不可能，贸然尝试则会产生危险。

第二章 大啖本地美食的一年

利用本地食材则必须付出一些成本，不是健康或金钱上的成本，而是时间上的成本。付出时间成本的回报却是巨大的，让我觉得踏实并有归属感。

第三章 我为人人或人人为我

经济学家认为，人类主要是个体而非社区成员，所以他们认为追求经济超高效率是件再单纯不过的好事。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四章 社区的财富

我们的体制和经济已经变得太大，需要开始向下修正，需要朝较小和较本土化的社区转变，以保持生态可持续性和提高人类的满意度。社区吸引人们的原因就在于人际接触。

第五章 可持续的未来

西方经济模式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以汽车为中心的抛弃型经济，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

后　记

我们的世界可以提供哪些东西，而我们实际上需要哪些东西。旧有的现实主义（无止境的“更多”）已经变成危险的幻想。到了探索新模式的时机了

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人类大半的历史，比如“从公元前2000年到18世纪初，全球文明国家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实没有太大变动，其间偶有起伏，当然曾爆发瘟疫、饥荒和战争，也曾出现黄金时代，但是没有持续的剧烈变动”。凯恩斯估计，在这4 000年间，生活水平最多提高了一倍，因为人类没有学会做新事情的方法。在有历史之前，人类知道火、语言、牲口、轮子、犁、帆船、锅，后来有了银行、政府、数学和宗教。

到了1712年，终于有新事物出现。英国发明家纽科门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他烧煤并用锅炉中产生的热蒸汽来推动抽水机，以抽干煤矿中的水，从而使煤矿更低廉和有效地运作。效率有多高？他的引擎取代了绕着圆圈行走的500匹马。从此以后，发展就加快了。用经济学家萨克斯的话来说就是，“蒸汽机代表人类历史的决定性转折点”。人们不用再靠人力或动物做粗活(动物需要吃谷物，谷物需要靠人下田辛苦耕作才能有收成)，而改用蕴藏于大自然间的化石能源来代劳。起初是用煤，接着是用石油、天然气来完成现在一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所有事情，从制造肥料、炼钢到发电，不一而足。这些进而促成运输、化学和通信上的所有连带革命，一直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电子信息时代，都是如此。突然间，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只需要数十年，而不是数千年。

从某些方面来说，发明经济增长这个“概念”，几乎和发明化石燃料能源一样重要，耗费的时间也比较久。的确，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让薪资提高的因素“不是国家财富的实际多寡，而是国家财富持续增加”。但是，如同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其以经济扩张为题的力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Q厂Economic Growth)中所指出的，现在“并不清楚18世纪中期的思想家是否了解，就长期持续扩张的现代意义来看，经济增长的概念是什么”，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认为，过渡到现代商业是单一事件，很快就会达到新的稳定期。不过理论学家没能控制住事件的发展，新经济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动态企业能量很快就显示。企业显然可以不断改进运营。到了20世纪初，“提高效率”几乎被奉为宗教。特别是在美国，泰勒等提倡效率的专家们将每一项工作分解成几个最小单位，以牧师除恶务尽般的热情，消除一切缺乏效率之事，结果相当成功。(的确，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提到的，宗教信仰和经济扩张很快就合为一体。弗里德曼表示：“经济成就，以及它所带来的物质进步，是道德进步愿景的核心。”)就像杰里米·里夫金所观察到的，效率革命很快就横扫一切，不只包含工厂工作，还包含家庭管理、学校教学，以及现代生活的所有其他工作：“效率成为利用地球资源以增加物质财富和推动人类进步的最终工具。”1912年的一次经济会议向美国教育部长提出忠告：“全美各地都认为需要提高效率，而且这种需要越来越迫切。”因此，“学校和其他商业机构‘必须接受’效率测试”。效率已经是最终的指导原则。

P5-6

人类大半的历史中，有两只名为“更多”和“更好”的小乌栖息在同一个枝头，你可能想以一石击中二鸟，这就是自亚当·斯密之后的几个世纪，人类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经济产量的原因。有两种观念确实会生出“更多”，其中一种观念是，在市场社会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使彼此更为富有；另一种观念是，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效率，是增加财富的关键。这些观念使本书大多数读者的生活变得空前繁荣和舒适。这两种观念主导我们的政治、见解，甚至我们的个性，这绝非偶然。

不过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特色，“更好”已经飞离了原先的枝头，自行筑巢。这一点改变了一切。现在，如果你拥有并且掌握了自己人生或社会的石头，就必须选择投向“更多”，还是投向“更好”，二者你只能选其一。

本书所要提出的一些论点看起来并不陌生：经济增长不再让大多数人更富有，反而会造成不公平和不安全。而且，经济增长与物质限制之间的严重>中突，如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peak oil)，使得持续扩张经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贸然尝试则会产生危险。事情还不只如此。我们开始了解到一个不可预期的因素：来自多方的新研究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确实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但财富增加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快乐。

整体而言，这些事实显示我们需要作出一些基本的改变。考虑到从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到人类满足的心理机制等主题，我们现在都已经有所了解，因此需要果断地重建本地经济。这些做法可能会使产量减少，却能够促进更丰富的关系；可能会使增长速度减慢，却能够在持久性上获得补偿。

将焦点转移到本地经济，并不表示要放弃亚当·斯密的理论或废除市场。市场显然很管用。但是建立本地经济意味着，我们不再认为市场毫无差错，而且会有意识地对市场范围设限。我们需要淡化效率的重要性，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目标上。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人类数代以来的日常习惯，同时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对发展要素的看法。

这样的转变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借用了主流政治哲学的一些要素，而且在某些方面跟每一种政治哲学都相互抵触。大体来看，它是不同的，其关键问题将从“经济是否会推动产量不断提高”，转变为“经济会建立或瓦解社区”。其结果是，社区成为环保困局中人类生存和满足的关键。我们个人的喜悦(“更多”的关键)已经超过报酬递减点，它遮蔽了我们应该开始正视的深层经济。

在选择“深层经济”这个词汇时，我想要呼应前一代一些环保人士的主张：我们需要的不是多一套烟囱过滤器或加强烟囱法律，而是“深层生态学”。这种“深层生态学”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提出更深远的问题。在日益变暖的当今世界，这些环保人士的观点愈显正确。我们对经济的看法也要作出类似的改变，这样，我们才能更严肃地看待人类满足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让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成熟发展。

当然，这项改变来之不易。专注于经济增长，并且假设世界会因此更美好，是再方便不过的做法；它让我们不考虑后果，全神贯注在手段上。它让我们现在所知的经济——手段科学——异常强大。我们可以将罗盘指针固定指向“更多”，以便随时选择路径：我们可以请擅长排除发展障碍的经济学家扮演向导，带领我们走过荒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是个中好手。  即使这种看法占上风，而且它脚下到处都是足以证明其力量的“铁幕”碎块，变动仍不断从底层冒出。你必须仔细端详，但变动一定就在那里。例如，农贸市场的重要性可能不如沃尔玛百货，但是它是食品经济中成长最快的部分，数量和销售量原已增长一倍，过去10年又翻了一倍，显示从土地使用模式到社区认同等的一切都出现了新的可能性。类似的实验在其他许多经济领域和全球其他地区都有了成果，其背后的动力不是政府法令，而是地区本身的期望与需求。这种期望与需求将构成这种新深层经济的框架。新深层经济是普通人利用日常生活用品所发起的无声革命，它最终会采用立法的形式，但当务之急是打破“需要‘更多”’这种共识。

但在此要注意的是，物质充裕的人很容易因为这种思维而偏离主题。最近我到中国采访，认识了一个名叫赵林桃的12岁女孩，她和我女儿同岁，住在四川省贫穷的农村，也就是说，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她大概是全球最普通的人。赵林桃所住的村落人口众多，跟村民交谈需要翻译，赵林桃是少数几个可以和我直接对话的人之一，她很自豪地操着从人满为患的学校里学来的一口漂亮英语。但当我问到她的生活时，她马上就哭了。她母亲到城里的一家工厂打工，从此一去不回，把她和妹妹丢给父亲，而重男轻女的父亲一天到晚打她们。由于赵林桃的母亲离家出走，政府会替她支付学费直到初中毕业，但是初中毕业以后，她就没钱上学了。她妹妹已经辍学。换句话说，在赵林桃的世界里，“更多”和“更好”这两者仍然是一体的。我们所考虑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为赵林桃的泪水负责。

最后，我想讨论的是现实——我们的世界可以提供哪些东西，而我们实际上需要哪些东西。旧有的现实主义(无止境的“更多”)已经变成危险的幻想。我们现在面临能源短缺、全球变暖等困境，而且都有种模糊但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我们的生活状态和人际关系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所以我想，我们是到了探索新模式的时机了。

我已经尽我所能让本书给人们带来希望，包括尝试提出几种发展经济的建议，以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量，并且让人更加满足。我还在书中指出，这种未来不只重要和值得向往，而且也可能实现。我试着指出这些新经济模式的胚胎期、青春期都能在全球找到，甚至偶尔还能找到它的成熟期。这些新模式是令人惊喜的可能性、尚待进行的实验，以及想象人类将比现在更深入和持续繁荣的方式。

但是我在结束本书之前必须补充说，这些新模式可能也是人类生存所需，而且改变宜早不宜晚。

早在我开始撰写本书之时，地球面临的压力就非常显著。我们发现一处新油田，即位于墨西哥湾的大油田，蕴藏的原油足以供应美国两年。但是，还有许多证据证明，全球最大油田的消耗速度比想象中的更快。例如，银行分析人士断定，沙特阿拉伯对全球最大的加瓦尔油田的真实现状有所隐瞒，外部专家已经认定该油田正面临“不可逆转的缩减”。2006年年初，科威特报道了一位官员所谓的“难以置信的真相”：全球第二大油田布尔甘的石油产量低于预期，每天产生170万桶，而不是之前在预测未来40年产量时提出的每天200万桶。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全球第三大油田坎塔雷利在高峰期的产量是每天220万桶，到2010年时将减少到每天140万桶。由于石油供应紧张，仍然掌握石油储量的国家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例如2006年年初，俄罗斯暂时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以惩罚乌克兰亲美的新政府；伊朗扬言关闭输油管，以回应国际社会对其拥有核武器所施加的压力。连美国总统小布什在2006年发表国情咨文时都宣布，美国人“对石油上了瘾”，这种承认来得太迟(这就好像林肯在第二次就职典礼演说才指出南方黑奴的存在)，因此它包含的暗示就显得更不吉利。正如政治分析家克拉尔指出的，如果连高级政府官员都“相信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面临……会危害地球上各个国家的健康和福祉的永久性能源危机”，可见，这其中一定大有玄机。克拉尔又说，这种情况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或20世纪90年代的加州大停电相差甚远。“它可能会持续数十年，而非仅仅几个月或是短短几年；它会吞没整个地球，而非几个国家。”

再想想本书第一章谈过的，而且到最后可能比石油峰值还可怕的另一个困境——全球变暖问题。我已经报道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气候变化。当时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个假设，而且对许多人来说，“人类燃烧的煤、石油和天然气足以改变气候”这个观点似乎太过牵强而且出人意料。到1995年，在经过史上最密集的科学调查之后，这项假设变成共识。全球的气候学家都同意，人类使得地球变暖。1995年之后的10年证实了这一假设：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10年，有9年出现在这段时期，另外还有许多实际变化显示出了那种伤害代表什么。

从2005年夏天开始的18个月，这段时期真的很可怕。如果你看过两大同等分量的核心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你会看到几乎每周都有一些关于气候变化步调的新研究报告，几乎每个人都发现，全球变暖的速度和规模正进人预测值范围的上限。例如，大西洋飓风和热带风暴在一年内出现次数最多的记录，原本是1933年的21次，而2005年夏天和秋天却出现27次已命名的飓风，其中包括北半球有史以来气压最低的一个飓风。2006年1月，一个飓风仍在墨西哥湾盘旋。一连串重大报告明确将风暴频繁出现的原因归于海面温度升高。  一个英国研究团队证明，随着地球变暖，地球土壤中的微生物也开始变得活跃，释放出更多储存的碳量。这种巨大的反应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例如北极，当地白皑皑的冰块都化为海水。冰块会将阳光反射回太空，但是海水会吸收它们并且加速变暖。当北极冰层连续两个冬天未能完全重新形成时，一位研究人员表示变化已“不可逆”。此外，英国土壤科学家直言不讳地说：“全球变暖导致的所有后果会更快速地发生。”

或许最令人困扰的是，于2006年冬天宣布的新测量标准显示，格陵兰和北极大冰原融化的速度比之前估计得更快，因为融解的冰块让水沉入冰河底端，在水快速进入海洋时起到润滑作用，并且可能会比预期更快速地提高海平面。

受到这类新资料驱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全球首席气候模式专家汉森决定要在冬天宣布这类现象将产生的危险。美国联邦政府试图阻止他对记者发言，但是冷静而且温和的他还是义无反顾。他警告说，制造大量二氧化碳的情况已延续10年，如果继续制造更多的二氧化碳，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不同的地球”。汉森的警告绝不是最严峻的。几周后，发明了能估计臭氧层恶化程度的设备的英国科学家洛夫洛克认为，现在已经超过“引爆点”，全球和人类社会将面临更严重的灾害，而且发生灾害的速度会快到远超出任何人理解的范围。他预测，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将会有数十亿人死于温室效应。

如同我说过的，这些问题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有研究尝试要将这种效应量化，据苏格兰经济学家史莱瑟的计算，我们消耗的能源有55％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需的。这个数字听上去有些过高，但试想，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如兴建大楼、购买新机器、建造新道路，都需要大量钢铁、铝和水泥，这都属于能源高度密集型产业(光中国就使用了全球40％的水泥)。我们再次引用弗里德曼的观点来证明这一点，二氧化碳“是一大环境污染物，且没有调查研究能证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种情况有改善的迹象”。

本地经济在减少这种问题的出现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在本地栽种大部分的食物，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能源会少得多，这有助于纾解石油短缺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但即使如此，越来越明显的是，要完全避开这些危机为时已晚。它们早已来势汹汹。

因此重点在于：迈向本地经济的行动路线需与应对(不要只是避开)这些困境的必经路线方向相同。这其中的逻辑非常简单，在能源价格越来越高、化石燃料越来越少的世界里，你最好生活在能自给自足的地区。在越来越受古怪和险恶天气所影响的世界里，可持续性经济比动态经济实用得多。在这两种情况下，本地经济所隐含的加强社区意识和加强民主决策技巧，不只会让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也会让我们在险恶的世界中增加存活的机会。在日益开放的世界里，高度个人主义不只是孤独而已，还代表了不稳定和有勇无谋。

这听起来很吓人，事实上的确很吓人。但是我花这么多篇幅说明本地经济等同于社区(而社区又等于提高满意度)的理由之一是要证明它不只吓人而已，它也很吸引人。

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即将来临的改变会如何吞没我们。如果这些改变来得很快，它们可能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如果它们姗姗来迟我们可能会轻率待之。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行动当然会使一切行动更容易，但是社会中的有权有势者相当重视廉价的能源和便宜的食物，更别说大多数的民众，而且等待那些举足轻重者采取行动只会灾难性地造成行动滞后。可见，从本质上而言，需要发展本地经济……以本地化的方式。因此，我举双手赞成每一个层面的政治行动，也赞成建立农贸市场、广播电台和社区风车。至少，现成的典范越多越好。

我们需要新经济的有效实例，也需要可行的新思考模式。如果本书有助于帮我们摆脱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增长仍然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要目标，我会心满意足；如果读者下次听到某些新闻记者欣然报道经济增长提高3％时存有一点疑问，我会心满意足；如果我的工作有助于摆脱一个看法，即只有经济增长才可以挽救痛苦的经济衰退，我也会心满意足。如果经济学家可以摆脱以往的偏好，不再帮助鼓吹目前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他们将能扮演关键角色，协助我们了解现有的其他选择，哪种企业规模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哪类效率有用以及哪类效率有害。对他们以及所有人而言，这种知识探险远比只尝试让现行系统在更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加快增长更为有趣。

要想象一个与我们所知的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正以令人恐惧的方式改变世界。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当代唯一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使经济发展大幅转型，以避开某些伤害，并且协助应对我们无法避免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设法动员社区的财富，让转型更易让人欣然接受，而不是踌躇不前。

成思危：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我们的发展。

更多≠更好

经济转型大趋势，从效率经济到幸福经济

奇迹即将结束，因为环境资源已无法满足经济迅速增长所需。

——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岳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8％或10％要用来处理污染和污染对健康产生的影响。

——《中国污染损失等于30年经济发展总和》

西方经济模式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以汽车为中心的抛弃型经济，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

——生态统计学家 布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