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佳·霍拉克是一位斯洛伐克犹太人，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本书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作者在集中营所遭受的磨难，以及战后的恬淡生活。书中蕴含着作者对生命、友情、意志、希望等富有哲理的思索，同时还有对苦难、歧视、贪婪、残暴等的剖析，情真意切，发人深省。

作者奥尔佳·霍拉克，犹太人，1926年生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二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本书撷取了她的亲生经历：1944年8月，当纳粹德国的铁蹄入侵斯洛伐克时，奥尔佳刚刚17岁，严峻的形势逼迫她和她的家人四处藏匿，但还是落入纳粹的魔爪。从中转营到死亡营，从恐慌到恐惧，奥尔佳和母亲每日都在同死神作斗争。历经奥斯威辛、特拉西贝格、库尔茨巴赫、贝尔森集中营的磨难，奥尔佳被德国纳粹折磨的骨瘦如柴。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了她和她的囚友，就在那一天，奥尔佳的母亲离世。

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让奥尔佳恢复得相当缓慢，她回到了老家布拉迪斯拉发和几位幸存的亲友团聚。在那里她遇到了另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约翰·霍拉克，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一起移居到澳大利亚开始新的生活。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一书蕴含着作者对生命、友情、意志、希望等富有哲理的思索，同时还有对苦难、歧视、贪婪、残暴等的剖析，情真意切，发人深省。

第一章 1939年-1942年的新秩序

第二章 1942年-1943年到匈牙利躲藏

第三章 1944年春返回布拉迪斯拉发

第四章 1944年秋被抓到塞雷德中转营

第五章 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

第六章 到库尔茨巴赫集中营

第七章 到贝尔森集中营

第八章 回家历程

第九章 回到布拉迪斯拉发遇见约翰

第十章 移民澳大利亚

附录一 家族史

附录二 斯洛伐克简史

后记

父母已惨遭纳粹杀害或被押送到集中营的一些犹太孩子被迫掩藏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如家中的壁橱、顶楼，甚至下水道中。他们听不到声音，看不见亲人，在那里噤若寒蝉，靠一些好心的非犹太邻居提供少量的食物生活。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们的家长忍痛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纳粹黑手无法达到的安全地区。

可怜的犹太人孩子的生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的犹太难民委员会通过一些议员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接受犹太儿童的要求。英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决定接纳德国、奥地利、波兰和捷克的犹太儿童到英国避难，条件是孩子必须是年龄在5至17岁之间，且必须单独离开自己的家庭，不得由他们的父母陪伴。

1938年12月2日，第一批200名犹太儿童从德国柏林启程被送到英国，12月22日另一批200人从维也纳送到英国。最后一批孩子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天启程的。到1939年的9月，大约有1万多名犹太儿童被送往英国，并和英国家庭生活在一起。

犹太孩子们在火车站上与他们的父母告别。为了让孩子安心上火车，许多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先走，父母会随后赶到。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都说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可父母亲的那个谎言，首先让人感到伤心。生活中所有的谎言都是具有欺骗性的，但那个善意的“谎言”是必要的。父母就是想安慰孩子，让他们放心，其实他们的内心在流血。多年后，那些长大了的孩子十分理解这些“谎言”，他们是没有理由去指责的。他们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说过那样的“谎言”的人，就是一个不懂亲情的人。

当时英国的许多城镇正在遭受德军轰炸，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他们被分散到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地与他们的新家长共同生活。孩子们到达后，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一些孩子由家庭领养，一些孩子由社区组织抚养，一些孩子去了孤儿院，还有一些孩子被送到了农场，很少有人丢失或失踪。那些孩子长到18岁后，有许多人加入了英国或澳大利亚军队，加入了与德国纳粹战斗的行列。战争结束后，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与他们的家人团聚，大多数的孩子从此再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父母。

我的小姑父彼比·斯托恩在那次转移犹太儿童的活动中担任着重要的工作。他将自己七个子女中最小的两个男孩库尔特和哈里送到了英国，他们一到英国后就受到了非犹太人家庭无微不至的关怀。几十年后，在英国父母关照下长大成人的库尔特和哈里以在英国的生活为背景，写下《天使紧握我的手》一书，记载了他们在英国的成长经历。我父母不愿意一家人的分离，经过慎重考虑后愿意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没有把姐姐朱迪思和我送出去。我们也选择留在父母身边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1942年3月21日，又一部新的《反犹太法》颁布，这对犹太家庭是一个更沉重的打击，特别是我们家。斯洛伐克傀儡政府对那一法律执行得十分认真，所有出生于1925年以前的单身犹太人被要求向当局报到登记，并被强制劳动。傀儡政府宣称：“对于犹太人，最后能做些工作是件好事情。”那些被抓到的人，在帆布包里装上一些必要的用品和食物后就得马上离开。周围被抓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晚上，人们都可以隐隐地听到哭声。我们的心头被一种不详的预感笼罩着，但真要伸手去抓住它时，它又像空气一样消失了。

母亲变得愈发消沉，最后连拿手的菜也做得没了味道。面对不寻常的苦难，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许会好些，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姐姐甚至开起了许久没开的玩笑，但愿日子就能这样过下去，她也在心中默默地祷告。然而，不测风云、旦夕祸福无所不在，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事实上，意外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它搅乱了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P10-11

随着时间的流淌，历史正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对集中营及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整理变得十分紧迫。见证过那场浩劫的人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生活与那段历史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淡薄。把它们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下一代，更是为了我们的历史更加完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与记忆，但要让后来人理解，就得费点劲了。本书作者痛苦的经历与德国纳粹造成的浩劫紧密相连，作者的经历是我们了解集中营及大屠杀那场浩劫的重要渠道。它为历史学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劫难的历史真相。读过之后，相信广大读者的心中有了一个幸存者完整的形象，会让我们感受到浩劫本身就发生在“普通”的人类社会之中，而不是在遥远的其它星球。

每位幸存者都有自己的不幸，每位幸存者的经历各不相同。奥尔佳女士的痛苦经历记录了她在德国法西斯侵略斯洛伐克期间，她由少女转变为成熟女性的过程，书中的许多事件发生在她的青少年时代。奥尔佳女士的痛苦遭遇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少女来说是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她和她的家族身上，许多亲人遇害。一个经历过巨大浩劫的人就好像一座经历过地震的城市，虽然在废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内心曾经拥有的一些东西已经彻底地毁灭了，这就是奥尔佳的故事。

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奥尔佳在浩劫中对生存的渴望与追求给人留下了思索的余地。她真正的不凡之处并不只是表现在与死亡的抗争上，而是表现在真正的生活之中。她坚毅、健康、乐观、进取，很少向挫折、灾难和绝望让步，又怎能不让我们感慨、深受感染呢！奥尔佳在浩劫面前保持着求生希望的火花，她在浩劫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她生命本性之中的自然流露。为了明天的希望，就要面对今天的浩劫。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像奥尔佳那样，敢于面对浩劫，而不是在浩劫面前胆怯软弱，束手待毙，那么浩劫得以猖獗的空间就会愈来愈小。

通过奥尔佳的故事，读者可以了解到那些执行“最后解决方案”的德国纳粹对人类造成的浩劫。“浩劫”这个词有个确切的含义——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损害和痛苦。但“生不如死”是浩劫的根本特征，而且事前无法预料，到时必须忍受，过后不堪回首。

时光已在所有人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奥尔佳女士也不例外。时隔多年，奥尔佳才将那经历诉诸笔墨。想必她在集中营所经历的浩劫一直刻骨铭心，欲罢不能，没齿难忘。她是一个直接面对劫难和命运的人，她为她的生活与记忆找到了一条好理由。相对于历史，劫难不过是瞬间，相对于生命，历史不过是瞬间。奥尔佳的写作方式和她对遗忘的抗拒方式，都可以与人类的尊严、人格的高贵与高尚并立。

作为本书的编辑顾问，我的任务是帮助作者理清写作思路，帮助她回忆事情发生的时间与地点。本书的写作风格是奥尔佳自己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仍是作者的声音。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与奥尔佳的合作充满了硕果，令我钦佩的是奥尔佳女士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及大屠杀中的求生欲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亲友们的关怀，奥尔佳女士已逐渐从大屠杀中失去双亲和姐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了。奥尔佳女士是一位勇士，她也把我当作朋友！

保罗·奥西亚

这本书早已译好，由于我个人的疏忽，错过了在2005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出版发行。2005年底，我索性将书稿改了一个书名——《一位大屠杀幸存少女的记忆》，放到一个叫“不错书屋”的网站上了。2006年3月，由于我调到中国邮政广告公司工作，工作一忙，出版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不知不觉中，本书译稿在我的办公桌里沉睡了4年多。不过，几年间，我所经历的两件事让我对这本书一直挂念着。

2008年12月的一天，我在因特网上搜索一条信息，无意之间发现一则有五位中国人在奥地利的纳粹集中营遇害的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二战期间有中国同胞在德国纳粹集中营中遇害。报道是这样写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修建于1938年，是德国纳粹在奥地利迫害犹太人、反法西斯人士及无辜平民的主要集中营。2002年11月毛特豪森集中营管理委员会在查阅集中营保存的资料时发现有5名来自中国浙江、福建等地的遇难同胞。2003年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用中国政府拨发的专门款项制作了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的中德文字样大理石碑。”

另一件事发生在2009年1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话后才知道是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栏目的编辑张明巍打来的。我与小张素昧平生，相互根本不认识。电话的大意是奥斯威辛解放65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他们的栏目准备在2009年举办一个纪念活动，对我几年前翻译的一本书《我的邮票生涯》中的主人公——马克斯的经历十分感兴趣，想通过我联系作者马克斯到北京做一期节目。

连续发生的两件事使我想到了手头还有一本书没有出版呢，感觉有些对不住本书作者奥尔佳老人。我突然想到应该到“不错书屋”网站看看网友们对本书的反应，打开一看，令我十分震惊，几年内居然有几千人阅读过这本书，很多人在留言中希望能尽快将此书出版。激动之余，我赶紧与本书作者奥尔佳老人联系，介绍了想在近期将此书在中国出版的设想。不久，老人回函说：“同意这一安排，愿以此书在中国出版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5周年！”收到老人的信后，我忙里偷闲带着书稿找到人民邮电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出版社的几位编辑看到译稿后，欣然同意在2010年1月出版，同时也提出一个要求，由我写一篇后记。

原本不想写什么“后记”，我以前出书写过的“后记”大都是无病呻吟，没什么实质内容，但在此书翻译过程中经历的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我想把它写出来，记在最后，权作“后记”了。

偶得这本书是2005年年初的事了，为了赶时间能让这本书尽快出版，我不得不加班加点，把2005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等几个黄金周的假期也搭上了。全书的译文都写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到了10月初这本书已基本成型，只要再加上一些译者注打印出来，就可以交给出版社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译出12万字左右的作品实属不易。我的感觉是翻译和种地一样艰辛——耕耘、播种、间苗、除草、呵护，汗里雨里才是果实，此书确系我心血之作。

2005年10月中旬，我到辽宁沈阳出差，临行前顺手将还没来得及打印的译稿塞到旅行包里，想利用出差的空隙对译稿进行修改。那时还没有动车组，我坐的是夕发朝至的快车。火车刚刚离开北京站，列车员就来到各车厢登记乘客的身份证号码。此时我正要准备睡觉，轮到登记我的身份证号码，我从行李包里掏出身份证交给了列车员。时间不长，列车员又回来了，他态度很客气，说要“劳您大驾”，请带着行李包到餐车谈点事情。

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睡意全无，只好拎着行李包跟着列车员来到了餐车。此时的餐车除列车长之外，还端坐着一位乘警，他神情专注，表情严肃。与乘警表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车长，他满脸堆笑，十分和气地对我说：“同志，对不住，刚才我们列车员在登记乘客的身份证号码时，发现您的包里有个大盒子，他向我做了汇报，实话实说，我们怀疑您携带了易燃易爆物品上车，要检查一下行李包，请您协助。”即使是实话实说，我也觉得可笑，但十二万分真诚地对列车长说：“我这个人爱喝茶，这是一个大茶叶盒。”列车长不置可否，只是双手一摊，对我笑了笑，画外音：还是要坚持检查。

面对那张笑脸，我无奈地把手中的行李包递过去。列车长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对里边的物品进行了认真检查，结果大家肯定能猜出来，没找到易燃易爆品。列车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分客气地对我说：“对不起，打扰了。”我更加无奈，把倒出来的东西匆匆塞进包里，向他们苦笑了一下，返回车厢，睡觉去了。

令我郁闷的并不是这件事，排除疑点，配合列车员的工作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沈阳，竟然发现我的译稿不见了，回忆一下，肯定是在收拾行李包的过程中遗落在餐车里了。译稿丢了，那是我半年多的心血呀！我后悔不迭，捶胸顿足，怨自己粗心大意。可是于事无补，没有办法，只能自认倒霉。

出差回来后，我抱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心态给车组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如果捡到了我的译稿，请务必寄还于我。信是发出去了，可我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事时过境迁，信能不能寄到列车组都是个问题，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还真是万幸，两个月后的12月下旬，就在我准备重新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收到了沈阳列车段寄给我的包裹。我屏住呼吸，打开包裹，喜出望外，一看正是我丢失的笔记本。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眼前一亮的感觉。熟悉的笔记本使我强烈地感受到“劫后余生”的愉悦，突如其来的幸福使我全身干窍百孔都轻松自如地呼吸着。

包裹里面还附了一封列车长写给我的信。我不经意地拆开信封，可是读过信后，我的心在一股温暖的感动中流泪。请允许我把那封信抄录在这里：

高老师：

您好！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

我们在列车上只是一面之交，也请您原谅那天的唐突，不过没有办法，那是安全规定，相信您能理解。首先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铁道学院2000年毕业的一名大学生，现在沈阳铁路段工作。您的来信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收到了，真是对不起，您的译稿是餐车服务员在列车到站后打扫餐车时发现的，当时我就猜想是您遗失的，因无法联系您，只好由我保管起来。我知道这个笔记本对您很重要，在妥善保管之余总想和您联系上。

一天，闲来无事，我翻开笔记本，想从笔记本里发现您的个人或单位联系的信息，可是令我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我能联系您的线索。一翻开，看到密密麻麻的文字，才知道这是一本书的译稿。好奇心使我有兴趣读了下去，没读几页，就被主人公的命运深深吸引住了。我知道这是一本好书，一口气将它读完。

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故事的真实。书中不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那个年代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德国纳粹之残暴，达到了那样的程度，让人们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人们只是庆幸，庆幸历史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已经告别或远离了那黑暗的日子。不过，那些苦难与残暴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世界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它们已经淡出人们现实生活的视野。

作为本书的中国“第一位”读者(其实您应该是第一位读者)，读过本书后，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压抑在胸口，想谈一下读后的感想。首先，主人公对生活独到的见解与追求、生命力超凡的韧性与顽强，她的乐观与豁达、她的观察与思考，她的文采与逻辑……不仅是对那不堪回首往事的追忆，更是对今世的震撼与启迪。家破人亡、九死一生之人，仍能直面过去，直面人生，笑迎未来，进发出如此的生命力、创造力，在我来说，此前真是闻所未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读这样的作品，是对心灵的净化、洗礼。

其次，主人公对生的渴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杀人如麻的集中营中，还是在灾难深重的“死亡行军”的路上，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求生的信念。她知道，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山穷未必水尽，逆水也可行舟，自己眼中的世间万象也许在瞬间就可以改变，内心所具备的那份执着就是力量。只要有信念，有坚强的意志，人求生的欲望就永远不会挫败。

再其次，是作者对待灾难的态度。灾难深化着主人公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她在书中除了谈论那些生存与死亡、命运与选择、希望与失望、勇气与恐惧等宏大主题外，那些富于波折的悲惨的故事也颇为引人入胜：她避过了集中营中的屠杀，忍受了纳粹党卫军没有人性的羞辱，熬过了“死亡行军”中饥寒的极限，战胜了疾病的折磨，经受了失去双亲和姐姐的痛苦，终于历经艰辛、九死一生地回到了家乡，为读者留住了一个又一个奥尔佳的瞬间。

第四，是主人公对生活的热爱。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对于经历者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冷漠、自私、残忍，内心充满仇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充满温暖和阳光，同情、善良，对他人充满关怀与热爱。奥尔佳的笔下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和心灵的热力，就是她并没有在大灾大难中失去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在直面悲剧的人生苦难时，并没有回避，甚至刻意维护了人性的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爱。本书描述的几位人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主人公的母亲是传播了大爱，主人公的好友波兹娜的关爱是人性的闪现．那么主人公的丈夫约翰的爱就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所以，本书既是一曲低沉哀婉的挽歌，又是一首暖意融融的爱的赞曲。

当然，令人怦然心动的还有书中那耐人寻味的思想火花的闪现．她的思想是生存挣扎的果实，是严冬绽放的花朵，是辛酸血泪的结晶，是冲破阴翳的音符，是一个生命灵魂中最深刻、最具震撼力的本质袒露。只有当自己的身心遭受巨大摧残时，才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才会产生石破天惊、震撼他人心灵的思想火花。这颗博大、深沉而又朴实、单纯的心灵，真切地体现了人类最重要的思想本质，那就是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不是将来，不是过去，而是此时此刻。

此外，令人感动的还有悲怆的“库尔茨巴赫之歌”。面对失去自由的境况，囚犯们的眼睛不再是清澈如水般的明亮，而是浑浊灰暗的无神，在已经或将要遭遇的羞辱、饥饿、恐怖和杀戮之中，他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他们变得焦虑、不安和苦闷，精神几近崩溃，但他们知道获得自由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承受来面对它。存在决定意识。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灾难，就要有勇敢承受命运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一部抗拒遗忘，以细节和人的命运方面补充和丰富正史的书，也是一部歌颂和肯定人性光明的书。它给当今人们留下的不只是痛苦和反省，还有灵魂的洗涤和提升。

无巧不成书，今年春节我和新婚妻子随旅行团到欧洲旅游，就参观过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故址。现在的达豪集中营故址，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原貌。集中营为长方形，四周有通电的铁丝网和壕沟环绕，每隔十几米就有一座高高的炮楼，上面装有探照灯和机关枪，日夜监视着全营的每个角落。

集中营分为3部分，中间是关押犯人的简易棚式营房，一端是管理处，管理处与营房之间是操场，那是每日点名和集体处罚犯人的地方，另一端是行刑焚尸院。犯人居住的棚式营房，是一种用厚木板钉成的方框框，床铺分为3层，第三层几乎接近牢房顶的顶柱，空间十分狭小，只能爬着上床。床与床之间的距离仅可下脚，看上去就像一口口棺材搁在那里。

达豪集中营博物馆内仅有黑白两种色调，除展品外无任何装饰．给观众的感觉更加灰暗悲惨。一座简朴的纪念碑旁摆满了各国观众敬献的鲜花，碑文上写着：“悼念死者，警戒后世。”当参观者从那令人窒息、充满血腥与残暴的黑黝黝的集中营里走出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时，每个人的心中都回响着一个声音：决不能让法西斯的残暴的种族灭绝重演！看来亲身感受和没有感受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据讲解员介绍，德国电视二台和《世界报》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近半数的德国青年不了解二战期间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历史。德国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境内的大部分集中营都对外开放的原因。

中华民族的复兴呼唤历史教育的春天，唤醒我们民族的人文理想、提升我们民族的人文素养离不开历史教育，对于振兴历史教育我们责无旁贷。看到您的书稿，我为中国有人翻译介绍集中营及大屠杀方面的书籍而感到高兴。这本书不仅史记文化含量高，而且译得别致不俗，颇有文采。书乃好书，文亦妙文，捧读再三，不忍释手。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书同我少年时代读过的德国籍犹太姑娘所著的《安妮的日记》相比或许成不了经典，但确实是一部描写集中营及大屠杀难得一见的传记。向您提出一个要求，您的书出版之后，祈望得到一本。

余不一一，顺颂安好！

看过信后，我被那位朋友超凡的认识和朴实的要求所感动。他对集中营、大屠杀和本书的认识远远超过了我这个译者，我深感自愧不如，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就是没看见他的名字出现在信封或信纸的任何角落。时间过去4年多了，虽然由于书稿丢失耽误了本书在2005年年底出版，错过了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机会，但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它与中国读者见面。尽管“丢书门”事件已经过去若干年了，可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位偶然相遇的列车长。他的长相由于我们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我已经记不住了，可他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我愿意借本书出版之机把那件事写出来，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后记。

高山

200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