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华文化首先必须复兴“道”的哲学，而复兴“道”的哲学，就必须让今天的人们认识“道学”的精髓，让人们知道“道学”在实践中的妙用。《王道(五行战略领导力)》通过“道学、科学、战略领导力”等八部分、十四章，依据“道学”原理对现代领导学理论进行详细阐述。以“五行战略领导力模型”为框架，探讨“道学”法则在战略领导力中的运用规律，以期为领导学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一个具有综合思辨特点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指导工具。本书由柏学翥著。

《王道(五行战略领导力)》通过揭示道学法则，如“道学五大要素”和“五行相生相克法则”等在领导活动中的运用规律，推出“道学成功领导者特征模型”，对目前领导力研究中八大学派理论进行整合，为领导者提供一个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对立统一思辨的思维工具。

此外，《王道(五行战略领导力)》采用实用案例手法，重点探讨如何运用道学法则进行领导力开发、组织运作、领导决策、领导变革、领导运筹等，并阐明道学指导下的“内圣外王”理念对现代领导者的重要启示作用。本书由柏学翥著。

前言

道学、科学与战略领导力

 第1章 道学与科学

 第2章 道学与战略领导力

小结

宇宙模型与五行战略

 第3章 道学宇宙模型

太极学说

道学八大法则

道学五行宇宙模型

五行相生相克理论

 第4章 “道学”核心要素与“五行战略领导力”模型

“道学”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的五行关系

五行战略领导力模型

“五行战略领导力”内涵

小结

战略方向与组织愿景

 第5章 阴阳之道与领导理论

领导力中的阴阳

领导与管理，一阴一阳之道

中道西术，合璧太极

“一阴一阳”之道与战略决策

 第6章 五行外部环境模型

五行外部环境模型

“五行外部环境模型”内容

外部环境与战略方向选择

小结

战略使命与组织目标

 第7章 五行内部环境模型

 第8章 环境特点与适应性领导力

组织周期阶段性特点

五行适应性领导力

外部环境介入下的“五行适应性领导力”

组建“五行适应性领导班”原则

“五行适应性领导班子”人数原则

小结

战略规划与战略决策

 第9章 五行法则与战略规划

初创期的技术领先战略

发展期的资本领先战略

稳定期的人才领先战略

老壮期的体制创新战略

衰亡期的文化变革战略

 第10章 复杂环境中的战略规划

内外部环境交织下的组织态势

复杂环境态势中的战略规划

小结

战术策略与战略执行

 第11章 道学五行战术策略模型

道学五行战术策略

五行战术策略运用

小结

战略运筹与战略态势

 第12章 五行战略用势模型

 第13章 五行战略领导力用势规律与方法

“用势”要素的生克关系

宏观用势六原则

微观用势“七贵”原则

小结

“五德”价值体系与和谐领导

 第14章 阴阳五行说与和谐领导观

阴阳五行与政治治理

儒家思想与“五德”价值体系

“五德”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

“五德”价值体系与和谐社会建设

“五德”价值体系与和谐世界

小结

后记

古老的中华“道学”是一个严密而简易的哲学体系，历来为兵家、医家、农家及其他杂家所重视，对别具一格的中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十分发达，与中国古代学人善于运用“道学”法则密不可分。“道学”智慧的光芒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闪耀于中国古代各家学说之中。时至今日，贯穿“道学”的阴阳相生相克、互相转化的哲学思想仍不失为现代人的智慧源泉。

所谓“道”，也就是“宇宙真理”之义。老子说“道”先宇宙而生，独立自在而不改本性，周行不止而永不消亡，是宇宙万物的母亲(“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从本质上来讲，“道学”是探索宇宙万物本源和人生变化究竟的哲学，在华夏文明中占据核心地位，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任何其他哲学思想无法替代的奠基作用。

对于“道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实际上，无论是道学或是科学，都是认识世界、获取规律性知识的认知活动，两者目标与结果并无实质差异。然而，“道学”作为中国古人探索和认识世界规律的哲学，在方法和途径上确与西方科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究其本质，“道学”与科学又十分契合，具有重复性、可验证性。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古老道学揭示的宇宙规律及其智慧论断，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所证实。如《道德经》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及《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现代科学对“有生于无”的研究，已经不是假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实验结果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宇宙一切都是量子组成，而量子就是能量，能量本身就是虚无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用量子对撞机在真空中创造出粒子，也就是“有生于无”的过程；此外，科学也证实，任何物质都由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属性组成，即“一阴一阳，谓之道”；而正负粒子相遇也会消失，化为虚无，同样印证了“有无相生”的法则；所有这一切，与道学理论及老子所述是何其吻合！

不仅中国人对“道学”无比执着崇拜，就是近现代西方众多学者也对中国“道学”十分景仰痴迷。西方不少科学家在研究中国“道学”中颇有心得，很多人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早在18世纪初，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从《易经》中受到直接启发，并依据陈抟(东汉)所撰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方圆图》，进一步完善了二进制，于1730年发表划时代的科学论文《谈二进制算数》。符合“一阴一阳”原理的二进制最终成为现代电子计算机的逻辑语言，莱布尼兹也因此获得“计算机之父”的称呼。莱布尼兹对中华“道学”十分崇拜，曾专门写信给康熙皇帝，表达他对中华“道学”的由衷敬意。我们今天电子信息科学所开创的无限发展的虚拟世界，其基本原理就是基于“一阴一阳”的道学法则。

玻尔教授是现代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太极图就是他创建的物质组成并协原理的图解。他对中华文化极其热衷，并把太极图设计成其家族的族徽。他在诺贝尔奖庆祝酒会上，把太极八卦纪念章作为纪念品赠给与会友人。近代学者从《易经》获得启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有四个人：德国的汉森堡(“测不准原理”)，丹麦的玻尔教授(“相生相克原理”)，以及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不对等定律”)。

在研究中华道学理论中，不少西方科学家对道学理论进行了十分客观的评述。心理学大师荣格指出，中国“科学”(道学)是与西方科学迥然不同的体系：

“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同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他还特别指出西方哲学的局限，认为西方科学在日趋严格的条件下获得的精确规律离开自然本来面目越来越远，导致了人类发展的方向与人类目的的背离，反而是东方的道学思想更加能够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人类解决现代危机的一条可行之路。

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哲学文化时，也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性和完整性，认为它是从与西方科学不同的角度观察与研究世界的。英国现代东方学家与哲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

“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的思想包含着宇宙间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量，即阴和阳……包含有产生那种文明的某些体征性的东西，并对其他文明产生过促进作用。”

“在希腊和印度发展机械和原子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说，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以天人合一”有机地认识天、地、生、人的关系。

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津说：“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谐调与协同。”

现代自然科学家F.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中说：“东方哲学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它们最近在西方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著名西方学者与专家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出以“道学”为核心的中国哲学与文化对西方学术界的冲击以及在西方世界所展现的魅力。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道学的博大与深邃远远超过西方哲学思想，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哲学体系。“世界未来学研究会”——俗称“罗马俱乐部”的负责人鲁夫霍曼在读到《老子》与《周易》之后说：“天哪，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完美的哲学。”

更多西方学者提出应把中国“道学”与西方科学结合起来，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英国哲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以太极为标志的中国“道学”思想糅合了哲学和宗教，我们如果要完整地认识世界，就必须把东方的哲学与西方科学结合起来，相信二者结合交融将产生一门高深完美的学问。

俄国科学家罗斯克留克夫院士干脆指出：“只有东、西方科学的结合，才是当代全面的科学。”

作为源自华夏文明的“道学”，是与科学在本质上相通、在形式上相对的哲学，二者似乎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阴阳太极体，如能使二者有效结合，对全球化的今天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P4-7

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道”哲学(本书称之为“道学”)，是中国历朝盛世的主流思想，以致自古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人乱是儒家”之说。中国历史反复证明，提倡“道学”，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背离“道学”，社会就会混乱衰亡。

在许多学者看来，儒家思想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但不知儒学不过是“道”的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和运用罢了。追本溯源，真正的中华文化是历史上众多学派共同创造的，是古代中国先哲们共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是“道”的理念与“道”的哲学。也就是说，融合诸子百家的中华文化，其根本乃是“道学”，只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枝叶丛生、条蔓繁芜，早已掩盖了它的本来面目。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儒家通过吸纳“道学”精髓，为封建社会治理总结出一套完整体系，通过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广，在历史上多数时期占据了文化的主流和先导地位，成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然而，儒家后来延伸的宋明理学，出于封建极权统治的需要，把“道学”中平等开放的“仁义礼智信”体系改造成单向封闭的“忠孝礼智信”体系，致使“君权至上”和“愚忠愚孝”思想大行其道，民族的创新活力受到严重制约，中华文化自此步入衰落的轨迹。对于真正的“道学”，与宋明理学改造后的“道学”，人们往往难以区分。与此同时，由于各种戏论杂说，都牵强附会地冠名为“道家”学说，并对“道学”相关理论妄加演绎和推测，把一个本来神圣的“道学”生生歪曲成“玄学”，成为伪科学与迷信的代名词。

中国古代“道学”(“道”的哲学)，本质上是我们祖先用来认识宇宙万物和自然现象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认识宇宙万物的抽象框架。“道学”阴阳消长与五行生克理论生动地概括和描述了支配宇宙万物运行的五种基本能量的特点，形象地描述出宇宙万物相互转化、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的关系。“道学”揭示的规律表明，宇宙中的主要力量虽然各具特点，各有所长，但在相互对立与相互依存中保持动态的和谐。正是这一体系在本质上崇尚动态和谐，在结构上开放包容，因此表现出对各种对立事物和力量兼容并蓄，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包容力和同化力。

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没有中断的文明，其根本原因就是其文化核心——“道”的哲学思想——在久远的过去就塑造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第九》)，是中国文化中大同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也为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中国准备了丰厚文化土壤。以“道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崇尚和平的文化，它主张“阴阳和谐”、倡导“尚中求和”；同时，它主张万物各从秉性、“和而不同”。不仅如此，它还要求领导者做到“内圣外王”，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次序，实现个人抱负和世界和平的理想。正是这一特点，中华“道学”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万邦协和”的博大胸怀，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生命活力。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人类有史以来迎来了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迄今为止人类掌握的生产力与科技手段正在创造一个物质日益丰裕、生活更加富庶的世界；另一方面，高速发展又使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恶性竞争日趋激烈，一旦失控，人类甚至可以在瞬间彻底毁灭自己。人类目前迫切需要一套与现代化和高科技相适应的价值观与道德思想，因为简单的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已不能为人类带来持久的和平和幸福。世界各国很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期望中国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把“开放而包容”的中华固有文化发扬开来，从而能够让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在繁荣和谐的世界里共同发展。  历史的钟摆似乎又再次回到了东方，中国能否在道德重建上率先走出一条新路子，在道义上成为世界各国的模范，不仅关系到和平崛起的愿望能否实现，而且关乎到世界各国能否真正实现和平共处与永享繁荣发展的目标。由于“道学”在本质上推崇道德教化，历来反对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个体与国家行为，其“天下一家”及其“和而不同”思想，对于反对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营造家庭和美、族群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环境，推动世界文明和平发展，具有其他任何哲学思想不可比拟的道德优势。在当代中国，复兴“道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弘扬“道学”理念，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道义价值和特殊的时代意义。

复兴中华文化首先必须复兴“道”的哲学，而复兴“道”的哲学，就必须让今天的人们认识“道学”的精髓，让人们知道“道学”在实践中的妙用。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并不远离人间。有人在实行道时却远离人世，其实那并不算是真实之道)(《中庸》)。正是基于此目的，本书将尝试把“道学”原理运用到领导学当中，让现代人领略中华“道学”的博大精深，破除所谓“道学”玄而又玄的谬论，恢复中华“道学”的实践功能，服务现代社会，造福全人类。

本书以“王道：五行战略领导力”为题，通过“道学、科学、战略领导力”等八部分、十四章，依据“道学”原理对现代领导学理论进行详细阐述。以“五行战略领导力模型”为框架，探讨“道学”法则在战略领导力中的运用规律，以期为领导学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一个具有综合思辨特点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指导工具。笔者希望通过抛砖引玉，激发学术界和实践界深入研究“道学”，并大力倡导“道学”，服务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战略以及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目标。

“道学”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基石和支柱的作用，相信它在今天也一定能够与时俱进，与人类其他思想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为人类社会和谐繁荣、文明进步作出历史性贡献。

柏学翥

2012年3月

早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我就发心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但终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2005年回国后，来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工作，使这一创作活动有了一个难得的理论争鸣与实践检验平台，但由于初期全身心投入到学院激情澎湃的创业过程，这一心愿也暂时搁下。天赐良机，2009年调任科研部工作，为正式启动书稿写作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但也是写写停停，并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时间表。直到2010年4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中国智慧与现代管理”学术论坛上，有幸结识上海远东出版社陈占宏先生，在他的鼓励和不断鞭策下，才加快了书稿的写作，最终完成了对自己来说颇有意义的一件事。

能够最终写出这样一本书，我首先必须对已过逝多年的外公王金亮，我最初的“道学”启蒙老师，致以深深一拜。在我幼年时，是他在我心田里种下追寻“道”的种子。虽然在后来的成长中，我并没有完全遵循他老人家有关道德的教诲，做了不少背离常道之事，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最终能够迷途知返，可以说他早年对我的教诲起到了根本作用。

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有幸徜徉于中西两种文化，汲取人类不同思维方式下创造的智慧，对我探索和理解“道学”理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众多学者一样，我曾叹服西方科学的伟大及现代技术的力量，并为此找寻支撑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文化根源。在攻读博士期间，我梳理了一下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涉猎了一些西方经典及现代哲学思想，最终发现支撑现代技术发展的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正逐步偏离文明的本质，走向偏颇和极端。照此路径，人类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我转而回头研究东西方古代哲学思想。在比较多种古老哲学思想如佛学、道学、儒学、西方古典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之后，我发现，维系人类永恒发展的终极智慧早已存在于不同文化的人类祖先的教诲当中。各种古老哲学思想，无不传达着相同的“博爱、和平、公平、正义、智慧”的道德理念，只不过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表达方式和阐述内容有所差异而已。在中国文化中，是以“仁义礼智信”体系建立和阐述的。通过对古老“道学”的研究，我惊叹于它的精致和博大，并认为相比其他各种哲学思想，它对今天的人类实践和国家治理，可能更具指导意义。原因是，“道学”在视野上博大包容，不仅囊括宇宙万物，还能使貌似对立的各方各归其位、和谐共存；在理论上，它又缜密精致，可以细致入微地深人人类实践与治理的最微小环节。在中国历史上，凡是盛世，都是“道学”鼎盛时期，也是多民族、多文化发展最为和睦、最为繁荣的时期。其中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道学”从本质上来说崇尚道德、倡导和平，主张“天下一家”，但总不忘倡导“和而不同”。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包容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思想和学说流派，并能为具体的社会治理提供一套逻辑缜密的方法，是最符合当今全球化时代潮流的思想。

道德和美德，作为人类前进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障，正被现代人们忽略和遗忘，以至于人类今天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恶性竞争也日趋激烈。而“道学”当中一整套的法则和教义，对于人们如何完善道德修为，实现个人范畴及国家范畴的自我控制和相互制约，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如何使“道学”重新恢复汉唐时期的辉煌，人们寄希望于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是人民的“道德之师、行为之范”，只有他们遵循了“道学”法则与价值体系，人类社会才有望恢复到“遵道贵德”、“仁和礼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道学”和领导力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的原因。

当然，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照这一说法，真正的“道”是很难用文字表达清楚的。尽管如此，人类还是要利用语言来传递知识，以便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正如佛教所说，讲经说法犹如以手指月，看月的人不要误以为手指就是月亮，应该顺着手指去找寻月亮。所以，我希望读者清楚，本书有关“道学”与战略领导力的粗浅论述只是借助语言探索“道”在领导力实践中的规律，真正理解和掌握需要读者在实践中掌握，仅在文字中是找不到真正的“道”的。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由衷感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事，没有他们为我创造的优越条件和良好环境，这本书是很难顺利完成的。对于我的父母，我要表达浓浓的谢意和深深的歉意，感谢他们对我多年来坚守理想和信念的理解与支持，并为多年来没有能够在他们身边恪尽孝道表达歉疚之情。对于与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徐素侠和女儿柏煊宇，我也要致以最真诚的感谢，我的每一点收获、每一点成绩，都包含着她们无怨无悔的牺牲和奉献！

由于时间仓促，更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道——五行战略领导力》是国内第一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研究战略领导力的专著。它将中国文化中的“道”的理念和“五行说”与战略领导力研究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五行战略领导力模型，并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理论，系统梳理了现代西方领导力理论，使多种领导力理论、学说在道学理论模型中得到了有效的整合，从而为创立“中西合璧”的崭新领导力理论，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

奚洁人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

利用中国古代五行相生相克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提炼出现代领导学战略领导力模型，是《王道——五行战略领导力》的创新之处。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赫曼·雷纳德等人的“三圈理论”相较，虽然三个圈之间有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没有互动性，而阴阳互动、五行相生相克，由五个圈组成的领导力模型(“五圈理论”)，比“三圈理论”更加全面、更加生动、更加丰富。

冯俊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从《孙子兵法》的“道、天、地、将、法”到哈特大战略的哲学概括，真正高明的战略不仅使“道”成为战略分析框架的一个部分，而且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总体的驾驭。本书的意义正是在于这一视野它的“道一五行模型一战略五行模型”的论证，既将战略模型上升于战略哲学，又使“道”贯穿于宇宙本体与人的战略实践之中，让读者领略从“道”到战略的高屋建瓴和深邃精妙。

段培君 中央党校战略学学科带头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