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1896～1983)，现代诗人。原名萧子嶂，萧子升之弟，又名埃弥·萧﹑爱梅等笔名。他就读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他和哥哥萧瑜以及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过小品散文和诗歌。本书收录了作者对他的18篇回忆文及其诗歌作品。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之一。全书正文共分两辑：第一辑是回忆文的“往事钩沉”；第二辑是埃弥·萧俄文诗21首。其中，第一辑内容包括：秘书眼中的萧三、萧三给克格勃办过三件事、萧三与胡兰哇、萧三与张志民、萧三与“托派”郑超麟、萧子风何许人、萧三有人格魅力吗等。

萧三诗歌归故里(序一)胡昭／4

胡昭与萧三(序二)高陶／7

为了最后的嘱托(序三)高陶／11

第一辑 往事钩沉 高陶著

埃弥·萧诗歌的俄文译者们／3

埃弥·萧这个名字／15

不可替代的永远的埃弥·萧／22

我给萧三当秘书／39

那天，莫斯科好大雪／58

为何1935年出版的《血书》没有序言／65

萧三与德国作家沃尔夫／76

萧三与胡兰畦／85

萧三与康生／94

萧三与张志民／101

萧三与“托派”郑超麟／112

萧子升究竟何许人／125

萧三有人格魅力吗？／144

萧三的“延安日记”是个富矿／168

索罗金与萧三的一本小册子／183

《国际歌》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3

萧三“有一点‘芥蒂’”／213

苏联作协送我珍贵礼物／223

第二辑 埃弥·萧俄文诗21首 萧三著 高陶译

命该如此／235

译者的话：董必武说：“你这个诗，要得，要得！”／240

克鲁佐——上海／243

译者的话：有关上海和克鲁佐的故事／255

列宁(长诗片段)／259

译者的话：悲痛里流出来的歌／263

为了苏维埃中华(歌词)／266

译者的话：身在异域心系祖国／268

沉默／270

译者的话：和栗发碧眼的德国姑娘邂逅／272

向西班牙妇女致敬／277

译者的话：是谁错了：托尔斯泰，还是叶华？／280

眨眼的星星／283

译者的话：给心爱的人耶娃(叶华)／284

辗转反侧难入眠／286

译者的话：思念战友／287

时候到了／288

译者的话：战斗的“时候到了”／292

红场／293

译者的话：克里姆林宫钟声的联想／296

无垠的大地／297

译者的话：黑海——爱情的见证／299

我凝望着她／300

译者的话：依然爱瓦莎／301

离别／304

译者的话：留恋瓦莎／305

短歌／306

译者的话：崇拜，对乎？错乎？／308

八百勇士之歌／311

译者的话：来自上海的一个真实故事／316

外敌进犯／318

译者的话：全面抗战的前夕／320

青春年少幻想多／321

译者的话：这一年，一对新人分多聚少／323

游击队之歌／324

译者的话：一首行进中的歌／326

战争／327

译者的话：秘密回国／328

会议／331

译者的话：赞赏马雅可夫斯基／334

给女同志／338

译者的话：坚定的女权主义者／343

附录

偶感(一个故事)萧三／346

后记／349

1930年春，莫斯科依然是春寒料峭，大地上还残留着厚厚的冰层。《外国文学通报》编辑部里温暖如春。屋子不特别大，几张办公桌的距离拉得较开，每个人割据一方，互不干扰。所有的书桌上几乎都堆满了东西：书籍、纸张、打字机、墨水、笔……屋子里人们正在聊天，谈笑风生，偶有“嗒嗒”的打字声夹杂其中。

忽然，编辑部的那扇厚重的木头大门被轻轻敲开，进来一位黑发中国青年。他腼腆地、操着一口流利的俄语说：“我是教中国文学的副教授，中国人，叫埃弥·萧，今天特地被介绍到此，来结识新朋友的。”

年轻的俄国小伙子们好奇地围拢来，嘘寒问暖。热流，通过馨香的咖啡茶、通过一双双男人有力的手，温暖着还带着室外寒气的埃弥·萧。大家一见如故。主编、波兰小说家雅辛斯基更是热情、肯定地说：“请您来参加世界作家革命第二次代表大会吧！”埃弥·萧有点意外，更多的是兴奋，他当即表示欣然同意。

不久，埃弥·萧果然参加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盛会，结识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并与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同时他还应编辑部之邀，参加了用英、法、德、俄、西五种文字出版的新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两期中文版的编辑工作，这两期刊物，埃弥·萧称自己是“唱独角戏”，一时没能找到合作者，或帮手，只好“自编自写地”完成了任务。此刊后来易名为《国际文学》。埃弥‘萧经常为它撰写文章，从此，他与此刊的所有编辑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其中不少人与埃弥·萧合作，把他的中文诗歌翻译成了俄文。

年轻的亚历山大·罗姆与埃弥·萧最为亲近。罗姆在《国际文学》编辑部任编辑的同时，还兼任苏联作协国际部的主任。埃弥·萧说罗姆“非常聪明、有才华，文质彬彬又充满激情”。埃弥·萧能清晰地感觉出罗姆那种交织着快乐与忧郁、豪放与细腻的感情。罗姆的人缘很好，他的家离编辑部不远，非常舒适浪漫，也很随意。埃弥·萧和苏联文友们喜欢在他这座朴实无华的房子里聚会、念诗、唱歌，无拘无束、无话不谈，他们常常在罗姆家里“闹”到天亮。

萧三说他喜欢这样的聚会，既有趣，知识面上还会有所扩大与提高。有一位《国际文学》编辑部的老朋友，年长的格拉特可夫也到罗姆家里来过，好像是来送《自传》的。那时编辑部正在刊登各大作家的《自传》。格拉特可夫将自己签了名的《自传》交给了萧三，当时萧三负责《国际文学》中文版的编辑工作。遗憾的是，读者和格拉特可夫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它在《国际文学》的中文版里刊出，它就停刊了，它总共出了两期。萧三一直珍藏着这份俄文《自传》，把它带到了延安，并亲自把它译成中文发表了。

那时，格拉特可夫灰白的头发散乱着，蓬松地罩满整个脑袋，活像一头狮子，他神采奕奕，目光炯炯，非常具有活力，他个子不高，宽肩厚背，为人和蔼可亲，直爽朴实，他和编辑部的这些年轻人很谈得来。他对萧三说：“俄罗斯文学是美的，但过去写的都是农民和其他阶层的人物，直到高尔基才写工人，才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因此，高尔基的创作，是苏联文学的转折点……高尔基是划时代的作家。”萧三没有产生过请格拉特可夫翻译自己诗歌的想法，因为格拉特可夫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堪称“苏维埃文学奠基人之一”并多次获国家奖，而且已经不是罗姆这样的年龄了，还有，他不是诗人。

有一次埃弥·萧在外地，收到《国际文学》主编、作家米哈依尔·阿普雷廷(他俩关系也十分好)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在这封给埃弥·萧的长信中说：“我们常常想起你。你的诗友和同行(亚历山大·罗姆)谈到你最近的一本诗集时，眼睛里泪光莹莹，同时又充满了创作冲动的欢悦之情……”埃弥·萧读到这里快乐地笑了，眼前出现这位年轻可爱同行的身影，出现罗姆那双闪着智慧灵魂的眼睛、那种独有的天真纯粹的目光、那因澎湃激情而点燃的火热文字，还有他那时常因为激动而进发的真挚泪水……罗姆驾驭诗歌语言的卓越才能和那狂热的工作态度，还有他的那些出色的大量的埃弥·萧俄译诗，都让埃弥·萧铭记终生。

罗姆是单身汉，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内心丰富、充满理想，充满高尚的忧郁。罗姆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的说是“战死”，有说是“自杀”。埃弥·萧为此非常惋惜，十分伤心。罗姆的身影、他那随风飘动的西服、他那朗诵时或急速或舒缓的呼吸，都镌刻在埃弥·萧的记忆中，成为永不消失的鲜活的青春形象……据埃弥·萧的妻子叶华回忆说：“我也和罗姆很熟，总觉得他是一个有些事情不很顺遂而内心有隐痛的人。”

20世纪90年代末，萧三跟我回忆起罗姆时，依旧充满感情，他说：“他的生命太短暂了，很可惜啊，正是年富力强做事情的年龄！卫国战争期间，他在南俄克里木牺牲。战后我去公墓找过他的墓，没有找到，因为牺牲的人实在太多了。”

看来对于罗姆的死，说法不一，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并且被承认、被喜爱。他年轻的生命没有白过。

埃弥·萧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多为罗姆所译。在莫斯科195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三诗选》中选人69首诗歌，其中有47首是罗姆译的。他的译诗水平很高。被选人中小学生俄罗斯文学教材的那些篇章，像《南京路上》、《血书》、《三个(上海的)摇篮曲》等，都出于罗姆之手。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罗姆翻译的埃弥·萧的诗歌了解到中国革命、了解了工农红军和抗日战争的种种情形……中国人民不能不感谢罗姆，埃弥·萧不能不感谢罗姆。

P3-5

萧三诗歌归故里

胡昭

21世纪伊始，接连地在湖南、沈阳、北京的报刊上读到萧三的组诗，既喜且惊：萧三是当代著名诗人，确切地说是前辈革命诗人，过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佚诗何来？

细细看去，每组诗都有“译者”短短的附文，说明这些诗是20世纪30年代，萧三在苏联学习和养病期间用俄文写作并发表的，但中文原稿多已不存；在1985年版的《萧三诗选》里只收入了《命该如此》等三首，另有二十多首还在俄文报刊上。把它们译回中文，译者如今完成萧三先生这一遗愿了。

恰巧这位译者高陶女士是我的朋友，我可以随时请教。她精通俄文，原在中国作协外联部、研究部工作，做过萧三的秘书，研究萧三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她曾手编《萧三诗选》，写有二十多万字的《天涯萍踪——记萧三》，实为一本散文体的萧三传。听她聊萧三，是一大快事。近年间，她有一次访俄，街檐下避雨时一位俄罗斯老人问明她是中国人后，兴奋地大叫道：“啊，中国人！我了解中国人。我读过许多埃弥·萧的诗，革命的诗啊！”在她的书中还写到一件趣事：当年《世界文学》主编陈冰夷宴请苏联(或东欧)的一位作家，那位作家说：“我读中学时在课本上读过一首译成俄文的中国诗，背给你们听听。”于是全文背诵，萧三听罢说：“这是我在苏联时写的，你居然全部记得。”那位作家说，当年许多人家墙上挂着世界大作家们的照片，其中就有埃弥·萧的。

可是这些诗竟然半个多世纪后仍然不为中国读者所知，高陶决心把它们译回中文。于是她近年来专注于这一工作，于今成绩已见。这些诗今天读来仍然青春如火、激情澎湃，令人心动不已。

萧三虽曾留学法国、德国和苏联，深谙他们的语言与文学，可是翻遍《萧三诗选》，既没有哼哼唧唧令人肉麻的假洋诗，也没有一惊一乍的狂嚎乱叫；他的诗扎根于中国，他从小受的是故乡湖南湘乡山歌与船歌的熏陶，后来在延安学习民歌运动中又受到陕北民歌的熏陶，这些都融于他的血液中、诗行里。已收入《萧三诗选》中的《命该如此》是最早写于苏联、译载于俄文报刊的，他自己直到晚年仍能背诵开头几行：“王老头子低声道：‘叫声林儿听分晓。命该如此天生成，今年收成又不好……’”让我们油然联想起20世纪40年代延安《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话》，可见那一批前辈诗人都是这样学着人民诗歌来描写人民生活的。身在异乡，可萧三心向着祖国，他写的《为了苏维埃中华》是如此铿锵有力。1936年写的一首小诗《辗转反侧难入眠》明确地写出了他的思乡之情：“辗转反侧难入眠，浮想联翩寝不安。想想自己想大家，夜半无声又黑暗。不知何处犬吠声，梦中长沙重相见。”1981年为《萧三诗选》写的序言里，萧三说：“1941年我发表了短诗《我的宣言》，阐述了我的主张：只希望，读下去，顺口顺眼，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但求其，写出来像人说话……”这宣言他是贯彻始终的。读萧三诗而读不到高深莫测的洋味诗；也许使有些人失望；可萧三作为革命诗人的可贵之处和伟大之处也恰在这里。他的诗是为中国民众写的中国诗。

漂泊海外半个多世纪的萧三诗歌，今年得以重归故里，我们中国诗界应该大张双臂欢迎！但我心底还有一个奢望：再过两年就是萧三逝世二十周年了，到那时我们能否盼到一部完备的萧三诗歌全编？这些海外译诗，既然已经译回，不应再让它们散失，可有哪些有识(且有实力)之士张罗结集出版一本萧三佚诗集？

热切地企盼着。

本文原载《华夏诗报》2002年第143期

2009年3月27日，萧三老诗人生前的工作助手高陶女士给中国作家协会李冰书记修书一封，信中写道：“萧三同志临终前交代我做的几件事，如整理出版他的书稿与诗稿，我已利用业余时间基本完成。惟有一件，我个人已无力全部完成。那就是：他交我几本在苏联出版的俄文诗歌由我确认没有中文的作品并翻译出版。我在工作之余确认并翻译了21首，查看了史料并撰写成文，包括公开了诗人的个人背景。后来我又选用了萧三同志的若干私访人信件、中俄文手迹，组成一本四十万字左右的书，有地方出，但要我个人出钱……以我2000元的月薪是无力完成此要求的。”“显然，这本书没有商业价值，但作为鲁迅指定的出席苏作代会的中国‘左联’作家，作为一位当时苏联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著名诗人，这段历史还是应当保存下来。我书中公布的某些材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惟一的。”“我已72岁，右眼已无视力，左眼近视1300度，来日苦短。”“恳请书记同志百忙中过问此事，协助此书出版，不胜感激。”

几天后，这封信转到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手中。李冰书记批复“请建功同志阅处”；陈建功即批转他的搭档、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的李荣胜：“我建议派人找高陶要来书稿，看看是否有出版的价值。可以的话，造个预算看看，若能承受，文学馆算作‘钩沉丛书’之一种如何？”如此这般，编辑一套钓古钩沉的文学史料丛书的工作提上了文学馆工作日程，而我则成了那个被“派”之人，获得了对高陶书稿先睹为快的荣幸。

我为之高兴而且感激，因为这事情与萧三老人有关，而我对萧三老人的敬仰，已经近乎半个世纪了。那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课余时间参加阅读小组，在连几千个常用字都认不齐整的情况下，磕磕绊绊读完了《不死的王孝和》、《在烈火中永生》、《把一切献给党》等书籍，对“英雄”、“牺牲”、“崇高”、“伟大”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字眼，由此有了最简单最初始然而最质朴最真诚的理解。倾注了全部激情的阅读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锲人心灵最深处的该是那本暗红色封面的《革命烈士诗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这些玉振金锵回肠荡气的诗句，高扬着理想主义的旗帜，鼓舞奋发催促前进。在一遍一遍的诵读一遍一遍的感动里，主编了《革命烈士诗抄》的诗人萧三成了英雄化身，让我钦敬无限高山仰止。如今能做点儿与他有关系的事情，岂非求之不得吗？

我立刻与高陶取得了联系。她正在香港，手机漫游不宜长谈。半个多月后她回到北京，电话约我5月8日下午2时在柳芳南里她的寓所见面。赴约途中在心里为她勾勒了一副模样，一见面却忍不住惊呼“我错了”。高陶诧异地问我“错了什么”，我说我被“72”这两个数字误导了，把她想象得步履艰难老态龙钟，谁知道她竟是“盗貌欺世”风韵犹存。高陶听罢朗声大笑，拉起我的手走进她的书房，第一次谋面的两个女人就这样一见如故。她先拿给我一本《传记文学》，说是上面登了她写萧三老人的文章，才发的，让我“指正”。我居然一点儿也没有推辞，很认真地读罢后居然大模大样地发表“高论”，说这篇文章的笔调挺散文化，比以前她写的《萧三》更可读，“如果将要出版的书能写成这样子就好了”。高陶听了居然大为高兴，说我一语中的，与她的自我感觉不谋而合。她说让我放心，她要给我的书稿，每一篇都是这种写法。

谈话由此切入正题。高陶详细地介绍了她的书稿内容，我听罢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翻倒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之后我们商定：书稿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应该出版，但收录的所有文章都必须与萧三老人有直接关系。内容要精选，该割爱时一定割爱。字数控制在35万之内，这样书本不至于太厚，版面也可以排得疏朗些。为了减少字数，萧三老人的手稿全部按图片处理。书名如果是“最后的嘱托”与“失落的珍珠”必居其一的话，就舍前取后，因为“珍珠”的涵义可作多重理解，从而能把多种文体多样内容都包容进去。

以上情况，我于次日上午向李荣胜常务副馆长做了口头汇报，又按照李副馆长的指示写了书面报告递交陈建功馆长。两位领导除了给予热情的支持与鼓励，陈馆长还特别提出要求：书名要改，要改得有点儿学术研究味道，以突出其史料价值。

三个多月后，电子版书稿发到了我的邮箱。才只是粗粗浏览一遍，我就擅自把高陶引为知音了：因为她“以恩信接人，不尚诈力”；因为她“说到就要做到，‘一言九鼎”’；因为她的才学与识见；因为她的执著与热情；因为她“放弃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前程，毅然来到萧老身边工作”，仅仅是为了老人给予她的“真诚的信任”……当然，也因为她“对一个最简单的价值观的坚守”，更因为她在《为了最后的嘱托》一文中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名言，我以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总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种选择，我毫不隐讳我的这一价值取向。遗憾的是，当下，值得让‘士们’为他去‘死’的人是不太多了。”

我很快把高陶的书稿转发给了本书的责编斯日。此后与高陶虽然没断了电话来往，但有关书稿的一应问题，我都再未插过手，而全部由斯日去操劳了。我对高陶说：“萧三先生很幸运，因为他遇到了你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助手；你又很幸运，因为你的书稿遇上了斯日这位能干而肯干的资深编辑。我与斯日从2005年开始合作，五年过从，已深知她的人格与才学都足堪相托。你的书稿交给她，请尽管放心就是了。”果不其然，两天前高陶又打电话来通报书的出版进程，兴奋的语气里透露着对斯日的赞扬与感激。她说：“你的斯日朋友真不错，一谈书稿就知道她对业务很精通，有能力，人又热情。”高陶的话让我非常高兴，为朋友，也为这本《萧三佚事逸品》。我知道，这本书属于高陶，也属于斯日；我更知道，作为责任编辑，斯日的贡献会比一般的“作嫁”要更多更大，因为她总是那样守责那样敬业那样一丝不苟，几年来这一直是让我由衷感动的，我想高陶也一定会有同感吧？

201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