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雁
门卫师傅很热情，给我翻开了电话簿。很快，在“生物化学教研室”一栏里找到了萧雁的名字。实验室的电话和宿舍的电话，都一目了然。想到眼下正值暑假，便先拨了宿舍的电话。很快就通了，但回话是自动录音：“没有这个电话号码”。师傅也试了一次，仍是如此，于是又拨了实验室的电话。没曾想，很快也通了，师傅高兴地把话筒递给了我。
对方不是萧雁，是另外一个女老师。听说找萧雁，她和蔼地说：
“萧雁出国好几年了，一直没回来！”
我明白了那宿舍电话回音的意义。
萧雁，还没有回来。她现在仍然留在波恩呢，还是又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走出大门，不甘心地回头望望。那横刻在楼上的金色大字——“生命科学院”把我的精神牵住了。这地方，对于我来说，本来是陌生的，可今天却觉得很熟悉。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里的人和事，竟然给我的心头平添了几分莫名的牵挂。
我想起了两年前的那次尴尬。那不是在这座中国岭南的著名大学，而是在德国的波恩大学。
出门去送吸尘器，顺手把门关上，回来时才发现，自己被反锁在门外了，钥匙在上衣口袋里，那上衣脱放在屋里呢。赶紧往楼下跑，想到对面楼里去找管理员。到了楼下大厅，我才忽然想到，我是不能出楼门的，一旦出去，必被反锁在楼外，那情况就更糟了。楼大门装的电子门锁，人过后自动关上，而各房间的钥匙与大门的钥匙是通用的，没了房间的钥匙也就进不了大门了。正当我感到无奈时，恰巧见一位东方人模样的女士在门外走过，我便敲打着大门的玻璃，示意请她过来。听了我的话，她便跑进对面楼里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告诉我，找到了管理员的办公室，可今天是周末休息日，人不在，想从旁人那里打听他家的电话，也没打听着。顺着流利的英语露出焦急的语气，和她的神情一样。她为我着急了。我真感到连累了她，但还是想让她再尽量帮我想点办法。告诉她我的名字之后，突然她用汉语叫道：
“哎呀，你是中国人吧！”
我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语言障碍没有了，尴尬、窘迫和焦急，跟随笑声飘散了一些，我感到轻松了许多。
萧雁热情地把我领到她在楼上的房间里坐下，便骑上自行车，去找熟人来帮忙。天快黑时，果然来了两个中国小伙子，帮我打开了屋门。原来，一张废旧的电话充值卡就能解决问题。
萧雁没有一起回来，半路上她拐进她的研究所去了，说去核实一个实验数据。我高兴地留这两个小伙子一起晚餐。大家一齐动手，做了一桌子菜。本以为萧雁会很快回来的，可一直到了接近10点钟时，才终于见到了她的人影。萧雁很兴奋，说自己来国外一年了，这还是第一次一回家就吃上了现成饭。话是这么说，可谁都看得出，她的高兴，一定是那些试验数据很理想。
从此，萧雁和她的这几个朋友就与我熟悉起来了。晚上，他们经常来我这里喝咖啡、聊天，几个周末休息的第一天，他们还鼓动我与他们一同出去旅游。这些活泼的青年男女，令我有了几年来难得的轻松和快乐。
可能是为了鼓励人们周末旅游，德国火车站发售一种铁路连通旅游优惠票，一张票只要35马克，却可以多达7个人共用。星期六凌晨3点开始，24小时之内，包括市内公交汽车和有轨电车在内，沿途一律有效。而且，在任何一个火车站，只要给出目的地、动身时间或者预想的到达时间，计算机便可以打出沿途最快的火车转车安排。那几个周末的第一天，我们通常早上5点钟出发（这时才有市内头班公交车），天亮到达一个城市。接近中午离开，去另一个城市或另两个城市，夜里1点钟左右返回。车内舒适宜人，窗外风光绮丽，城市壮观，景致优美，远眺俯瞰，心旷神怡。几周过后竞轻松地跑遍了大半个德国。
遗憾的是，萧雁一次也没有参加这样的旅游，每星期六，她都给自己安排了一整天的试验。平时大家的晚上聊天，她也只是很晚才来，只赶上个尾声。工作日里，有几个晚上她要去一个德语补习学校上课，好像8点钟才下课。星期日的下午，倒是经常过来坐坐，但中间要离开一会儿，回房间去打电话。
萧雁爽朗、直率，看上去还是个小姑娘，好像还在急匆匆地忙长着。思路、话语和表情，都常常是急火火的，但并不毛手毛脚，似乎一身的机灵不愿意受到任何拘束。恐怕她在研究工作中也是这样的。
她说她已经快36岁了，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力。拿出一家人的照片，特别是那孩子的照片，人们才不得不信。孩子已经4岁，放在湖北老家，姥姥看着。丈夫还在深圳工作，半年前来过德国一回，但因为工作忙实在离不开，只住了几天就回去了。孩子始终没来过，萧雁也没回去过，母子俩快一年没见面了。一上班忙起来还好，什么都忘了，一休息，心里的思念便都涌上来了，想孩子，想丈夫。星期天下午回房间打电话，就是等中国那边天黑了，好跟亲人说几句话。
萧雁的一个老师，是我留学时的朋友，我们相互很熟悉。这仿佛给萧雁和我之间增加了一些谈话的共同点，也增加了一些可以更快切人中心的话题。其实，即使没有那位老师，我们也是很容易交谈起来的，我们都在学校工作。从南方到北方，又从北方返回南方，从国内到国外，从学习到工作，萧雁还从没离开过学校。可能正因为如此，一谈起学校生活，她的话语、表情就明显地与平时有所不同，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真好似喜从心头上眉头，格外活泼愉快。但偶尔谈到教学行政或者学术活动方面的事，却令人感到好像碰着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让她愁下眉头到心头了。
年纪不大，可在国内，萧雁已经先后在4所大学里学习工作过，加上现在的德国这所大学在内，那就是国内外5所了。在南方的两所大学里从大学本科读到博士学位，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做过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出站后来到岭南这所大学任教。
在这个生命科学院，教研室里激奋的气氛，新老同事专注的学术情绪，深深地感染着她。因为自己学的是化学，稍感到有点儿专业隔阂，萧雁便加紧学习，并自己找了个小课题，独自默默地干了起来。两年过去，写出一篇论文，拿给院长看。当初提出设想，这位院长就没有同意立项，完全是在其他老师的资助下，萧雁才完成了必需的试验。
这位院长年纪也不大，刚40出头，曾在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但自打当了院长之后，便很少能安静地坐下来研究学习了。国内国外，天南海北，一年里有差不多半年时间在天上飞、地下跑，更不能亲自坐在实验台前摇瓶子、看反应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似乎他自己已经开始轻视这些工作，也不愿意进试验室了。可每年还出不少“成果”，凡院级立项的，研究成绩显著的报告和论文，都有他的签名，而且当然地是第一作者。看过萧雁的论文，掂量过这篇论文的分量，立刻意识到了要写上自己名字的意义，但没敢直接这样做，因为这毕竟不是院里立项的，况且当初自己还反对过。但暗示萧雁要满足他的要求。萧雁当场拒绝了，并且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跟其他一些老师讲了，而且，为避免在国内遇到麻烦，就先把外文稿寄到国外发表了。人们对这位院长的做法早有异议，看着这次过分要求，便发了一些明显不满的议论，传到那位院长的耳朵里，反映出来的自然是气愤。
从此，萧雁的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实验不能再做了，上课也经常遭到系办公室人员的挑剔，令人压抑、郁闷。还明显地感到，以后的日子很可能会更难过。就在这时，这位德国的教授查阅到了在国外杂志上她发表的这篇论文，邀请她来德国任助手。
这是当年凯库勒（A.KektJle）创立的研究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令世界瞩目。门前的小广场上，矗立着凯库勒的全身青铜雕像，高近十米，右手食指和拇指捏着苯环模型，双眼注视着通向远方的路，充满希望地激励着这里的人们。能进人这个所的大门，并能在这里学习或工作，是令全世界的化学家们所羡慕的。萧雁自然深知这一点，当然也格外珍惜这个机会。然而，出于科学家的敏感，她也很快就发觉了一些问题，内心生出一些焦急。生命科学是新近兴起的学科，前沿问题集中，研究路线明朗，起步水平一致，试验手段均一，在许多方面，国内的情况并不比这里差，有些方面还明显的比这里强呢！自己的那项研究成果不就是明证吗！
萧雁很想继续自己的那项研究，但现在不行，而且，即使顺利的话，也需过上一年之后才有可能。按照协议，她必须先做教学助手，给学生作些辅导，一年后，如果教授与她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共同申请萧雁想继续的那项研究。一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有一年时间，在这项研究中，肯定会取得不少的发现，可耽搁一年，再追赶上来就费力了，况且还能追赶上来吗？于是，那项研究，就像酒精灯一样，天天接触，可又天天留神，生怕那火苗带来意外。
心烦，容易牵来回忆和幻想，而回忆、幻想过后，往往又添苦涩。她经常回想起在国内时的情景，幻想着如果现在还没离开，并且还在继续那项研究，那么今天自己已经是什么样儿了，至于如此吗？再加上想孩子、想丈夫，还有其他亲人，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
精力充沛，焦急万分，那颗化学头脑便飞快地思考起来。一天，她语气沉重地对我谈到，对待科学和教育，咱们中国可有比战争、炸弹和原子弹还厉害的武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一个命令就停办了中国唯一的大学两年；一个“文化大革命”竟然让全国的学校停课、研究机构停业4年！有哪场战争、哪些炸弹和哪颗原子弹，能让全欧洲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所停办两年到4年！全欧洲的面积不就与咱们中国差不多吗！萧雁急匆匆地说完，像平时一样用急匆匆的眼神望着我，希望我给出一个反应。
“是的，即使当年的广岛和长崎，也没听说所有学校停课这么长时间的！”我顺着她的话说下去，“但中国的情况在变，恐怕以前那样的事儿不会再有了！”
作为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提到那场浩劫，我便一阵心痛。
萧雁基本满意我的反应，但对我说到“将来一定会好起来”时，脸色急匆匆的变化告诉我，她有些不满，甚至反感。现在的处境一直折磨着她的情绪。可我还能说出什么呢，这似乎已经是我能够做到的全部了。她的急匆匆，自然不是什么优点，心直口快，缺少顾及，难免伤人自尊，可那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思索，确实也时常令人激奋。求真求实，急匆匆地，真比不慌不忙更值得赞赏。如果再伴以求美求善，这急匆匆，倒可能是科学家不错的品格了。科学博大精深，随便它的哪一个领域都能吞噬人的一生。人生苦短，献身于科学的人，需要小跑着追赶日月。据说，不少科学大师都是急脾气，甚至挺暴躁。
走出这座生命科学院的大门，我的心里禁不住生出几个“假如……，将会……”来。萧雁说过，不管她将来怎么了，都不会忘了这里，是这里给了她最重要的研究理想和成绩。
但这里还会记得萧雁吗？如果萧雁从此不回来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假如成了居里夫人，我想，萧雁不会忘了这里，说不定在领奖的答谢辞中会用不小的篇幅提到这里。而这里，也一定会记起她来的，说不定全国的报刊都要大肆宣扬一番。假如萧雁从此再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甚至再也没有取得超过在这里的成绩，我想，那么萧雁就更不会忘记这里了。但这里还会记得她吗？尤其是，还会记得她是怎么走的吗？还会想到，如果不走，她很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吗？
不知怎么的，我还想到，如果一个科学家成了名，那一定会有人来宣传的；可要是一个科学家年纪轻轻就沉沦了，那会有谁来关心呢？
抬眼望去，远处一片白云正轻轻地向天边飘去。一种不平袭上心头。继而想到，一个科学家的自珍自重该有多么重要啊！
我离开波恩启程回国那天，不少人来送行。萧雁早早地就来了。我们谈起了初次见面的英语交谈。原来，我们都把对方误认为是日本人了。我看错了，是因为她的礼貌和热情，当然还有那娇小的身材；她看错了，她笑着说，是因为我的英语，日本人的英语！好委婉的批评。我很想像她那样，爽朗地笑一下，但没有做到，胸口总堵着点儿什么。这让我又想到了那场浩劫。
萧雁，一个好伶俐的姑娘，也是一个挺和善的老师1
2002年9月21日中秋节月亮升起来之前
P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