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少年道连·葛雷面对好友霍尔沃德为他画好的肖像，说：“如果我能够永葆青春，而让这画像去变老……我愿拿我的灵魂换青春！”这一荒唐的愿望构成了王尔德唯一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情节基础。不料此言一出，竟一语成谶。环境影响和追求享乐的结果，导致葛雷在自我放纵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直至彻底毁灭。

王尔德编著的《道连·葛雷的画像（译文名著精选）》还收入了王尔德的两个小中篇以及《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和《坎特维尔的幽灵》两本适合各种年龄读者的故事集，基本上包括了王尔德除诗歌、戏剧外的全部创作。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著名戏剧家、小说家。《《道连·葛雷的画像（译文名著精选）》》是他的小说代表作，也是唯美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

美少年道连·葛雷面对好友霍尔沃德为他画好的肖像，说：“如果我能够永葆青春，而让这幅画像去变老……我愿拿我的灵魂换青春！”这一荒唐的愿望构成了王尔德唯一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情节基础。不料此言一出，竟一语成谶。环境影响和追求享乐的结果，导致葛雷在自我放纵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直至彻底毁灭。本书还收入了王尔德的两部中篇名作，基本囊括了王尔德的小说精华。

王尔德编著的《道连·葛雷的画像（译文名著精选）》收入原版插图二十幅，极具收藏价值。

道连·葛雷的画像

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坎特维尔的幽灵

第一章

画室里弥漫着浓郁的玫瑰花香，每当夏天的微风在花园的树丛中流动，从开着的门外还会飘进来紫丁香的芬芳或嫩红色山楂花的幽香。

亨利·沃登勋爵躺在用波斯毡子作面的无靠背长沙发上，照例接连不断地抽着无数支的烟卷。他从放沙发的那个角落只能望见一丛芳甜如蜜、色也如蜜的金链花的疏影，它那颤巍巍的枝条看起来载不动这般绚丽灿烂的花朵；间或，飞鸟的奇异的影子掠过垂在大窗前的柞丝绸长帘，造成一刹那的日本情调，使他联想起一些面色苍白的东京画家，他们力求通过一种本身只能是静止的艺术手段，来表现迅捷和运动的感觉。蜜蜂，有的在尚未刈倒的长草中间为自己开路，有的绕着枝叶散漫、花粉零落的金色长筒状忍冬花固执地打转，它们沉闷的嗡嗡声似乎使凝滞的空气显得更加难以忍受。伦敦的市声，犹如远处传来的管风琴的低音，隐约可闻。

画室中央的竖式画架上放着一幅全身肖像，画的是一个俊美出奇的青年。保持一小段距离坐在它前面的就是画像的作者贝泽尔·霍尔渥德。若干年前他突然不知去向，一度闹得满城风雨，引起许多离奇的猜测。

画家看着他以如此精湛的技巧反映在作品中的这个风姿秀逸的形象，脸上浮起了满意的笑容，而且这笑容仿佛要再多滞留一会儿。可是他霍地站起身来，闭上眼睛，用手指按住眼睑，仿佛要把一个奇异的梦境羁留在脑际，生怕自己从中醒了过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贝泽尔，超过你过去所画的一切，”亨利勋爵懒洋洋地说。“明年你一定得把它送到格罗夫纳去展出。皇家美术院太大，也太俗气。我每次去那儿，不是人多得叫你看不见画，就是画多得看不见人。前一种隋况很讨厌，后一种隋况更糟糕。格罗夫纳的确是唯一合适的地方。”

“我不想把它送到任何地方去，”他回答时脑袋朝后一仰的独特姿势，当年在牛津常常被同学们取笑。“不，我哪儿也不送。”

亨利勋爵扬起眉毛，透过一个个淡蓝色的烟圈诧异地望着画家，从他抽的那种掺有鸦片的烈性烟卷中冒出的烟，正盘成奇形怪状的螺环袅袅上升。“哪儿也不送去？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为什么？究竟什么原因？你们这些画家真是陉人！你们为了成名什么都干。一旦出了名，又觉得是个负担。你这个傻瓜，世上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事隋只有一桩，那就是根本没有人议论你。这幅画像可以使你凌驾于英国所有的年轻人之上，并且使老头儿们十分妒忌，如果老头们还能激动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我，”他答道，“可是我确实不能把它拿去展出。我在这里头倾注了太多自己的东西。”

亨利勋爵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放声大笑。  “是的，我知道你会笑的；反正事隋确确实实是这样。”

“倾注了太多自己的东西！说真的，贝泽尔，我过去不知道你是这样自命不凡。凭你这刚强的粗线条面孔和煤一样黑的头发，我实在看不出你跟这个仿佛用象牙和玫瑰花瓣做成的阿多尼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是啊，我亲爱的贝泽尔，他是一个那喀索斯；而你，诚然，你的表情是充满理智一类东西的。可是，理智的表情在哪里露头，美，真正的美就在那里告终。理智本身就是反常的，它会破坏任何一张容貌的和谐。一个人一坐下来动脑筋，我们看到的就只有他的鼻子、前额，或别的可怕的东西。请看那些从事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且有成就的人，他们简直难看极了！当然，神学家是例外。不过他们是不动脑筋的。一个主教到了八十岁还在讲他十八岁时被灌输的那一套，看起来自然讨人喜欢。虽然你始终没有告诉我，你这位神秘的年轻朋友叫什么名字，可是他这幅肖像确实叫我着迷。他从来不动脑筋，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是一种没有头脑的、美丽的生物；冬天无花可赏的时候，夏天需要让脑子清爽一下的时候，最好有他在眼前。贝泽尔，不要自作多情了：你一丝一毫也不像他。”

“你不懂得我的意思，亨利，”画家说。“我当然不像他。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其实我也不愿意像他。你不以为然吗？我对你说的是真话。才貌出众的人多半在劫难逃，这样的劫数好像总是尾随着古今帝王的踉跄的脚步。普普通通的人倒更安全些。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丑人和笨伯最幸运。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看别人表演。纵使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胜利，至少不必领略失败的滋味。他们的日子本是我们大家应该过的那种日子：安稳太平，无所用心，没有烦恼。他们既不算计别人，也不会遭仇人暗害。你有身份和财产，亨利；我有头脑和才能，且不管它们值得几何；道连·葛雷有美丽的容貌。我们都将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付出代价，付出可怕的代价。”

“道连·葛雷？这就是他的名字？”亨利勋爵问，同时从画室的一端向贝泽尔·霍尔渥德走过去。

“是的，这就是他的名字。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

“那又为什么呢？”

“哦，我说不上来。我如果非常非常地喜欢谁，我就从来不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任何人。这有点儿像把他们部分地出让。我现在变得喜欢秘密行事了。这大概是能够使现代生活在我们心目中变得神秘莫测的唯一办法。哪怕是最平常的事情，只要你把它隐瞒起来，就显得饶有趣味。现在我要是离开伦敦，我决不会告诉家里人上哪儿去。我要是告诉了，我就会觉得索然无味。这也许是一种愚蠢的习惯，但不知怎么的好像能使一个人的生活平添许多罗曼蒂克的气氛。你大概觉得我这种行为荒唐透顶吧？”  “一点儿也不，”亨利勋爵回答说，“一点儿也不，我亲爱的贝泽尔。你好像忘了我是个已经结婚的人，而结婚的唯一美妙之处，就是双方都绝对需要靠撒谎过日子。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妻子在什么地方，我的妻子也从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见面的时候，比如一起在别处吃饭，或者到某一公爵府去拜访，反正偶尔见面的时候，我们总是相互编造种种再荒谬不过的假话，而面部的表情却是再正经不过的。在这方面，我的妻子是很高明的，实在比我高明得多。她从来不会在日期上颠三倒四，而我却常常如此。不过她即使识破我的谎话，也从不吵闹。有时我巴不得她吵闹一场，可她只是把我取笑一番了事。”

“我讨厌你这样谈你的家庭生活，亨利，”贝泽尔·霍尔渥德一面说，一面往通向花园的门那边踱去。“我相信你实际上是个很好的丈夫，不过你硬是以自己的美德为耻辱。你是个怪人。你从来不说正经话，你也从来不做不正经的事。你的玩世不恭无非是装腔作势。”

“保持本色才是装腔作势，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亨利勋爵笑着高声说。这两个年轻人一同走到了花园里，在一丛高大的月桂树的遮荫下面一张长竹凳上坐定。阳光从光滑的树叶上溜过。一些白色的雏菊在草丛中摇曳。

在一阵沉默之后，亨利勋爵掏出他的表来。“我恐怕该走了，贝泽尔，”他喃喃地说，“在我走以前，我还是要你回答刚才我向你提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画家问，眼睛仍盯着地上。

“你明明知道。”

“我不知道，亨利。”

“好吧，我告诉你我指的是什么。我要你向我解释，你为什么不愿意展出道连·葛雷的肖像。我要知道真实的原因。”

“我已经把真实的原因对你说了。”

“不，你没有说。你说因为那里边有太多你自己的东西。这完全是孩子气的说法。”

“亨利，”贝泽尔凝视着他的脸说：“凡是怀着感情画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而不是模特儿的肖像。模特儿仅仅是偶然因素。画家用油彩在画布上表现的并不是模特儿，应该说是画家自己。我不愿展出这幅像，是因为我担心它会泄露我自己灵魂的秘密。”

亨利勋爵笑了起来。“那是什么秘密？”他问。

“我来告诉你吧，”霍尔渥德说，但是他脸上现出了一种困惑的表情。

“我等着听呢，贝泽尔，”亨利勋爵向他看了一眼敦促道。

“哦，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亨利，”画家说，“恐怕你未必能理解。很可能你不会相信。”

亨利勋爵微微一笑，他俯身从草丛中摘下一枝粉红花瓣的雏菊，拿来细心观看。“我确信我能理解，”他说，一面凝视着那个像是用白羽毛镶边的小金盘，“至于信与不信，我可以相信任何事情，只要那是完全不足信的。”

P5－9

既像玩杂耍，又像变戏法；刚刚让它滑过去，随即又把它抓回来；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点缀得五色缤纷，忽而又给它插上悖论的翅膀任其翱翔。

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第三章

“创作艺术作品依然是我的目的所在。你觉得我的处理精巧且具有艺术价值，我实在欣喜万分。我觉得报上的那些文章好像出自那些荒淫无耻的市侩之手。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可以将《道连·葛雷的画像》当作不道德作品呢。”

以上摘自王尔德1891年4月写给柯南·道尔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包含着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的内容主要有二。收信人确实就是那位创造了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及其助手约翰·华生医生形象的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比王尔德小五岁，他俩应美国出版商斯托达特的邀请与之共进晚餐。席间，两位作家接受斯托达特的约稿，为《利平科特月刊》（Lippincott＇sMonthlyMagazine）各写一部小说。柯南·道尔在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及冒险史》一书中述及：“王尔德送去的是《道连·葛雷的画像》，那是本有很高道德水平的书；而我则写了《四签名》”，此其一。其二是，最早评论《画像》的一些文章，却与柯南·道尔的看法大相径庭，认为此书公开侮辱了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因而直接斥之为“不道德”。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十九世纪末叶，欧洲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前夜，人心浮动，知识界分化的趋势加剧。在这个被称为“世纪末”的时期，欧洲文艺界一些富有才华的代表人物经历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阶层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和颇为强烈的憎恨。为了给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开辟施展才能的新天地，他们中有些人率先走向唯美主义的殿堂，在文学方面倡导“为艺术的艺术”（ArtforArfsSake），认为“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王尔德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呢？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异教经典称作eittadivana（圣城）的地方去，在那里一个人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纷扰与恐怖，也以暂时逃避世俗的选择。”

奥斯卡·芬格尔·奥弗莱赫蒂·威利斯·王尔德1854年10月16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他的家世虽不算显赫，但他父亲是眼科名医，曾给瑞典国王奥斯卡做过治疗白内障的手术，并在1864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册封为爵士（倒并非因为手术，而是在人口统计方面有突出贡献，不过对于次子的命名也许有影响），母亲是一位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诗人（笔名Speranza——拉丁文“希望”），参加过号召爱尔兰人奋起冲击都柏林城堡的“青年爱尔兰”运动。奥斯卡自幼受到文学氛围很浓的家庭熏陶，深爱古典文化，曾因古希腊文成绩优异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被授予金质奖章，1874年得到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1805年，以收藏文物著称的英国议员罗杰·纽迪给特爵士设立了一项以他姓氏命名的诗歌奖。王尔德尽管在大学时代就有诗名，1878年还以《拉文纳》一诗获纽迪给特奖，却未能成为接受奖学金的研究生，遂于同年从牛津毕业。孰料生命给这位踌躇满志的才子留下的时间已不到一半了。

王尔德的文学活动领域十分宽广。他既是诗人（1881年就有他的诗集问世），又写小说、童话（包括《快乐王子》、《石榴之家》、《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三个集子以及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以上四种除《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一种成书于1888年外，其余三种均于1891年出版）。他还写过不少评论和随笔（较重要的有他自己选编的《意图集》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均刊行于1891年）。但为他赢得最辉煌成功的要数1892——1895年间先后在伦敦西区舞台上首演的社会讽刺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一个理想的丈夫》和姒真的重要》。1891年王尔德根据圣经故事用法文写下了独幕剧《莎乐美》。这个见于《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和《新约·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故事，经过十九世纪多位法国作家和画家的诠释，特别是以神话和宗教题材色情画闻名的象征派画家居斯塔夫·莫罗（1826—1898）所作油画《莎乐美之舞》，虽然已为后来者作了铺垫，但是到了王尔德笔下还是给人无比强烈的冲击，无怪乎英国内务大臣借口“任何以圣经人物为角色的剧目都不准在英国上演”拒绝给此剧颁发演出许可证。德国作曲家理夏德·施特劳斯（即我们经常读到和听到的理查·施特劳斯）1905年把王尔德的原剧谱写成歌剧，只是由拉赫曼译成德文的唱词代替了法文台词。这位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在《莎乐美》和他的另一部歌剧《厄勒克特拉》（1909）中完成了向表现主义的过渡。理·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被选为：1998年2月香港艺术节的揭幕之作，其中的《七重纱之舞》更是二十世纪以来许多指挥家和交响乐队展示瑰奇多变的管弦乐色彩效果的热门曲目。

……

其是《从深处》）中提到《画像》时所流露的深情，是他对自己的其他任何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出狱后不久，他在给出版商伦纳德·史密瑟斯的信中写道：“我只知道《道连·葛雷的画像》是部经典作品，而且堪称经典作品。”

同任何经典作品一样，《画像》也是在其他经典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探究其渊源，不难想到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戈蒂埃的《莫班小姐》等等。当然，浮士德博士为穷究生命意义用自己的灵魂换取魔鬼靡菲斯特的帮助这笔交易，无疑为道连·葛雷表达那个致命的愿望——让画像变老变丑作为自己永葆青春的代价——提供了一份“合同样本”。作为《人间喜剧·哲学研究》系列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驴皮记》显然比其他作品与《画像》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巴尔扎克笔下的瓦朗坦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日夜受着煎熬，只想求得一天的快乐，哪怕用生命去换取也在所不惜。处在这种心态的瓦朗坦，遇到一个老古董商送给他一张上有东方文字符篆的驴皮，但须用他的生命作代价。驴皮象征着持有者的寿限，它将与所满足的欲望强度、次数成正比同步收缩。瓦朗坦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然而他每次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感受到的却不是陕乐，而是恐怖，因为眼看着驴皮越缩越小，他清楚地意识到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最后在一次纵欲中结束了生命。

这里不能不提到《画像》第十章末尾亨利勋爵捎给道连的一本黄封面的书。这本没有直接点明的书乃是法国作家若里斯·于伊斯芒斯（1848—1907）所写的《逆反》（JorisKarlHuysmans：ARebours）。它的主人公德艾萨特反抗社会的态度近乎德萨德侯爵（MarquisdeSade，1740—1814，”性施虐狂”或泛指任何虐待狂的sadism一词，即由其姓氏得名，此人也因而“不朽”）。王尔德并不掩饰自己对此书一定程度的欣赏，但也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一本有毒的书”。上述那些作品的回声在《画像》中时有所闻，但王尔德不是一个一边公开抄袭他人、一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人，只要有正当理由，他也不怕抄袭自己。他曾告诉一名记者，那本毒害了道连·葛雷的奇书应该是《逆反》的一个奇幻变种。但是，用过于肯定的方式断言王尔德与其他作家的相似性或与其他书籍的师承关系，难免会流于轻率。1895年王尔德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撇开希腊文和拉丁文作者的散文、诗歌不说，影响过我的只有济慈、福楼拜和沃尔特·佩特，而在我与之相会前，我已迎着他们走了一大半路程。”匕述三位作家中有两个是英国人，所以阿瑟·兰瑟姆认定《道连·葛雷的画像》是“用英文写成的第一部法国小说”这一说法，稍稍有些热心过了头。

王尔德是个非常迷信的人，《画像》从一开始便让人感到宿命和厄运的压力。请看第一章画家霍尔渥德对亨利勋爵说的话：“才貌出众的人多半在劫难逃……你有身份和财产，亨利；我有头脑和才能，且不管它们值得几何；道连·葛雷有美丽的容貌。我们都将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付出代价，付出可怕的代价。”当王尔德自己被关在雷丁监狱的囚室内付出他所说的可怕的代价时，曾在《从深处》中提到“厄运像一条紫线贯穿《画像》那件金衣”。小说第十二章一开始交代了道连杀死霍尔渥德那天是前者三十八岁生日的前夕，但在《利平科特月刊》上发表的最早版本却是三十二岁生日的前夕。这不是什么无关宏旨的细节。王尔德最初由于灵感文思如泉涌而写得太快，没有意识到这年龄（王尔德初涉同性恋泥淖时年三十有二）会泄露天机，但他把此事与道连谋杀画家的罪恶联系起来，恰恰说明王尔德并不是一个真正随心所欲、完全蔑视礼法的人。他的负罪感一直令他对自己身上堕落的一面觉得如芒刺在背。但在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之间划等号不免过于简单化。王尔德自己1894年2月12日在致拉尔夫·佩恩的信中写道：“这本书会造成毒害，或者促成完美，道连·葛雷并不存在……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认为的我个人的写照；亨利勋爵在外界看来就是我；道连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类人——可能在别的时代。”在文情斐然的字里行间未必不能发现道德家尖刻审视的目光，甚至在他唯美派或花花公子的面具后面潜伏着一个天生的清教徒也难说。他喜欢他所创造的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但也可以让这个世界随着道连·葛雷临死前极度恐怖的一声惨叫訇然倒塌。说到底，通过《画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王尔德，首先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文化史家，对小说本身也只能从这一角度来评判。即使不用现今比一百年前“开明”得多的尺度加以衡量，《道连·葛雷的画像》也不该被诋为一本不道德的书。

荣如德

二○○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