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三十年集之左岸的巴黎收录的是余中先的法语文学研究文集，这里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自序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

 高考日记

一九八一

 校园日记（1）——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校园日记（2）——考研过程

 从《鼠疫》看加缪的“反抗”思想（毕业论文）

一九八六

 《苍蝇》与自我选择——评萨特《苍蝇》

一只神秘的青鸟——评梅特林克《青鸟》

一九八七

 战争·农事·历史： 一幅内心感觉的“三折画”——评西蒙《农事诗》

一九八八

 “不一”与“整一”——《缎子鞋》艺术框架的分析

一九九〇

 七百二十四次“阿波斯托夫”

一九九二

 在蓬皮杜中心读书

一九九四

 移民作家的尴尬命运——昆德拉现象之谜

一份不愿被叛卖的遗嘱——昆德拉小说观一瞥

一九九五

 克洛代尔与中国传统文化

 讲小故事的大作家——新寓言派小说的寓意特征

一九九六

 法国文学大奖三谈

一九九七

 重译在法国

一九九八

 被散栽在花圃中的记忆碎片——西蒙的回忆录小说《植物园》简介

一九九九

 “前卫”与“先锋”

 埃菲尔铁塔非一日建成——保卫和发扬法兰西文化在20世纪末

二〇〇〇

 《我走了》与埃什诺兹的文学创作

二〇〇一

 OULIPO的文学试验

 无视荣耀——费尔南德兹其人其作其说

二〇〇二

 是禁果，才诱人——评“撒旦文丛”，也说法国的色情文学

二〇〇三

 重译昆德拉三议

 约会昆德拉

 中国作家爱读外国作品——《寻找另一种声音》前言

二〇〇四

 当代法国的同性恋文学

二〇〇五

 法国新小说如何来到中国

 喜欢萨冈的“忧愁”——代《你好，忧愁》中译本序

二〇〇六

 选择的主动与被动——谈当今的外国作家的法语写作

 耽于梦幻，死于疯狂的天才诗人——《奈瓦尔传》中译本前言

二〇〇七

 《一个岛的可能性》译后记

 《十月的孩子》译后记

二〇〇八

 我译法国新小说的“反复”

 希腊永远是经典

二〇〇九

 文如其人的勒克莱齐奥

 《复仇女神》中译本序言

附录：三十年大事记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阿尔贝·加缪(1903—1960)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农业工人家庭，当过记者，参加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他的著作，包括小说、剧本和评论文章，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荒诞哲学。照他的认识，人生存在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是荒诞的，人生是无意义的，面对世界不能抱任何希望；他的结论是要反抗，尽管反抗不能取得什么成功，，但反抗就是一切；认识到了荒诞，并反抗了，人也就把握了人生的价值，取得了自由、享受了生活。

法国评论家往往把加缪的著作，按其哲学思想的两条不同道路，排列成两个系列：荒诞和反抗。关于“荒诞”的思想，在《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得到阐述，在小说《局外人》、剧本《加里古拉》和《误会》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关于“反抗”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小说《鼠疫》、剧本《戒严》和《正义者》之中，最后在论文集《反抗者》中表现得更强烈。

构思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写成于1947年的长篇哲理小说《鼠疫》，最充分地体现了加缪的反抗思想，曾获法国批评奖，可称是加缪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

一、小说情节

20世纪40年代某年，阿尔及利亚奥兰市突然发生了鼠疫。先是城中窜入大批老鼠，接着死鼠遍地，鼠疫迅速蔓延，省里下令封闭城市，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人们对这场灾难毫无准备，惶惶不可终日，有一种流放感和囚禁感。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里厄大夫一开始就头脑清醒地投入战斗；记者朗贝尔想的只是离开城市到妻子那儿去；市政府职员格朗仍按部就班地去工作；塔鲁着手记录这场人间“喜剧”，寻求内心的平静；神甫帕纳卢则进行说教，说是上帝派瘟神下来惩罚市民的原罪。

鼠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不少人痛苦地死去，瘟疫笼罩了一切，个人的命运已不存在，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大敌当前，人们开始团结起来，塔鲁向里厄建议成立志愿者救护队；格朗一面写自己的小说，一面帮助做疫情统计工作；朗贝尔在等待离开城市的同时参加了志愿队，最后终于决定留下来；神甫也加入了这个自救的行列，眼前一切苦难景象，尤其是一个儿童惨死的情景使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

经过艰难困苦的十个月，整个城市终于从鼠疫的魔掌下解放出来，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在庆祝胜利中，人们对鼠疫和死亡开始淡忘，但里厄医生却开始考虑起了未来。

P16-17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回顾我三十年之前的生命经历，有那么三句老话，我是比较认同的。

第一句是：人的命运是跟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句是：人生真正的转折点也就只有那么两三个。

第三句是：机会是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的。

三十年前的那次高考，就充分体现了这三句话的道理。

我1970年刚满十六周岁时就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投入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生活。前后七个春秋，辗转换了两个团，进了营、团、师的各级文艺宣传队，从萧山到嘉兴，又从嘉兴到杭州，跟全国八亿人(当时公布的全国人口数)一起经历了林彪垮台、批林批孔、张铁生白卷、评法批儒、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国家经历浩劫，个人经受磨炼；国家反复折腾，个人频频受挫；国家风风雨雨，个人坎坎坷坷。

1978年初，进入大学后，个人的命运似乎一顺百顺，种种机遇来到，也都赶上了末班车，几乎年年都有好事，考研究生，结婚生子，一次次地搬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公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翻译出书，文章一篇篇地发表……

回顾这三十年，确实没有白过，也感慨这三十年的日子过得太快。好像它们还没有当年我上山下乡时的那七年岁月漫长。实在相信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三十年，一眨眼就过了，而那七年，则不知道是如何熬过来的。

上大学之前，满打满算，只读了七年书，小学五年，初中复课闹革命，开门办学，也算学了两年。底子之薄，可想而知。当然，“文革”中偷来、借来、买来的书也看了不少，都是见一本读一本，乱翻乱看，没什么章法。靠着记忆力好，逻辑概括本事强，成功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后，又先后苦读了十一年书。一靠恶补，二靠和谐的环境，终于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

三十年河东……

我当时决定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翻译、介绍、评论)时，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嚼别人没有嚼过的馍”，要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当然，这个“别人”指的是在中国。记得读研究生时，刚从法国归来定居的梁佩贞教授讲法国诗歌，让我们做一些翻译，我便选了以前还没有人翻译过的几位大诗人：奈瓦尔(19世纪)、克洛代尔和苏佩维埃尔(20世纪)。  稍后，我分配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颇有传统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我知道外文所应该算是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的“国家队”，不仅图书资料丰富，而且还有一批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师长，正是磨炼人的好地方。我便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研究生期间有所接触的奈瓦尔、克洛代尔等几位作家上了。当时，我们编辑部每周得上班四五天，国家也还没有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我只得利用每周在家另外的两三天(包括星期天)，研读和翻译了奈瓦尔、克洛代尔、季洛杜的一些作品，放在了抽屉里。

前辈柳鸣九先生那时候正在主编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当时出版了《萨特研究》、《新小说研究》等好几种，在文学青年中反响还不错。他约我主编一本《克洛代尔研究》，这与我的兴趣一拍即合，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当即开始了准备，先翻译了克洛代尔的《缎子鞋》、《城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这三个剧本，打算在这些翻译工作的基础上，编辑那本“研究”。不久后，我结合《缎子鞋》的翻译，写了一篇叫《“不一”与“整一”——(缎子鞋)艺术框架的分析》的论文，先在全国性的法国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后又发表在创刊不久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原本还想继续写下去，编下去，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让我暂时中断了编书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