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加上一张小床
自1992年2月开始，一次又一次，带着我的中国护照、我蓝色的厚帆布背囊和常熟路药店里买好的晕动药茶苯海明片，我去欧洲旅行。
有时是冬天，有时是夏天——欧洲的夏天有金色而漫长的黄昏，温暖的风从柏林的菩提树里一直吹到西班牙北部荒原上高高的野草丛里，不知道名字的野花在风里摇着，看上去有些悲伤。那片高原，在十一世纪时，有人看到夜夜有一颗大星星落下来。追随着那颗从夜空里直落下来的大星星的踪迹，人们找到了圣徒雅各的墓地。有时是春天，有时是秋天——当托斯卡纳山坡上灰绿色窈窕的橄榄树在蓝天下坠满了黑色的成熟了的橄榄时，在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淡黄色的初雪已经把修道院失修多年的道路完全遮没，修女白色的头巾在雪片里蹒跚。第八年，我在十月到达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在等待通过移民局闸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在欧洲的旅行中经过了这个大陆上的四季。
为我到来而铺上干净床单的小床，总是带着洗衣粉清爽的香气。方方的大枕头，拍松它的时候，会突然飞出一小根白色的绒毛。那是在欧洲的哪一个绿树环抱的小湖里长大的鸭子身上的？我不知道。秋天的时候，我在高速公路上曾看到漫天飞过的野鸭子，它们到意大利去过冬天，蓝天上，一时全是它们小小的黑色的翅膀。那天我跟着它们一起走，我要沿着公路去魏玛，看歌德写《浮士德》的地方。那夜我住在沿街的房间里，在窗上能看到小广场对面的酒馆墙上吊着黄色的标语，写着“歌德也在这里喝过酒……”歌德吗？他并没有像维特一样自杀，而是与夏绿蒂的粉红房子差不多比邻而居，六十年以后，他成了德国文学的圣人。而夏绿蒂的家，成了歌德学院，德国最有名的德语学院。小孩子们常说，圣人是不长肚脐眼的。歌德也去小酒馆喝酒吗？我拍拍自己小床上的枕头，听里面有羽绒轻微的塞率声。
在欧洲的旅行中，我有过多少张这样的小床？在阿尔穆特家的客房里、在叶琳娜家的书房里、在布鲁诺家的客厅里、在雪莉家的卧室里，我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的房东，我房东的朋友。当然还有那些散落在不同的街上的旅店，通常是幽暗的旅店门厅。登记房间的时候，在柜台上总是能看到小玻璃碟子里放着的太妃糖，在瑞士的索伦托，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在意大利的罗马。那些开始陌生、后来熟悉的房间里，有我的一张小床，像一个张开的怀抱，它一定等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翻开枕头，能找到我上次铺床时没有捡干净的落发，一根长长的黑发，比欧洲人的头发要硬。
那些不同的小床，那些不同的枕头，留着我总是悲喜莫辨的心思。白天，它们曾躲在从法国到西班牙的漫长公路上，也躲在维也纳森林绿色的坡上，或者躲在经过红砖水塔的街角上；夜色四合，到了小床上，窗外陌生的星星明亮地闪烁，它们才站出来，走过我的心，像那些最害羞的人一样。
我这个人，也许是在那样的小床上默默成熟的吧。我的心也变成了一颗悲喜莫名的心，在欢笑里有一点悲哀，在伤心里有一点钟情。午夜梦回，听街上偶尔有人经过，意大利结实的高跟鞋在老城的窄街上清脆地敲打着地面，异乡的月光像有雾的阳光一样亮，照耀着陌生的街道和房子，还有在夜里也开放的弗赖堡的丁香。躺在某一张干净的小床上，它从自己躲着的地方走出来，和我相对。行李像一些古怪的影子
我的航线很糟糕，像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在香港停，在曼谷停，在罗马停，耳膜被不断变化的气压弄得听不清楚声音。最后，终于到了慕尼黑。在我的随身行李里，带着一包四川榨菜，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欧洲。
在慕尼黑的老机场迎来咖啡的苦香。不是上海咖啡馆里常常也会有的那种稍纵即逝的咖啡香，而是深深渗透了的、赶也赶不走的味道。它弥漫在我的空气里，我一路上吃的晕动药还在起作用，在被茶苯海明所抑制的感官里，感到那暖和的、华美的浓稠的香气，像很久以前的冬天，趴在棉被里漏夜看译本，也许是雨果的浪漫小说，也许是屠格涅夫的散文，也许是拜伦的诗。在我成长的时候，这些书已经停印多年，到所有的公共阅览室去，都无法找到它们。它们在孩子的书包里偷偷地传递着，而且因为秘密的状态而倍添乐趣。冬天没有暖气的房间要盖很厚的棉被，沉重地压在身上。棉被深处橡胶热水袋散发出带着橡胶气味的热气，发了黄的旧书也散发出带着轻尘的纸的清淡气味。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