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打工记》在豆瓣连载后,受到网友热捧,成为普通青年必读书,豆瓣累计评分9.0,被评为“比十份外企实习更有价值的体验”,更被北师大“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项目纳入指定阅读材料。
本书的作者米周,本来在阳春白雪的法国学飞机发动员机,五年后归国,去珠海小镇实习,在这里见识到真正青春激昂的同龄人,以及更接地气儿的社会。抛开“迷茫”、“焦虑”这些无病呻吟的鬼话,让懒惰与拖延变为迅速行动力,失败之后,越挫越勇,梦想不再只是空谈,而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走,干活去!
本书给当代文艺青年上了宝贵的一课,伤春悲秋,矫情抱怨,都无益于身心发展,那些所谓温暖的心灵鸡汤,那些唧唧歪歪的假大空道理,在现实生活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真正的改变是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尝试,去行动。
米周编写的《南下打工记》是一部纪实文学,它讲述了:
2013年的春天,我结束五年的留学生活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一家小工厂,投奔朋友,开始了南下打工之旅。来到工厂那一刻,我几乎立刻被淹没到浪潮之中。我看到这个“世界工厂”各个环节的人,和他们握手、聊天、同桌吃饭,成为其中的一员。于是我便拿起笔,记录下经历的一切。从简单的工作日记开始,慢慢扩大观察范围,我开始斗胆探索每个人如何做着更美丽的梦,并为之实现而付出的适可而止的奋斗。我羡慕起南下打工时遇到的打工妹们,或多或少,她们至少还都知道在为什么而奋斗。毫不夸张地说,她们经历过比我更加起伏的人生,也经历过无数次梦想的破灭。
每一次梦想破灭后,她们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再找一个梦想。
如果一下子找不到呢?
那就做好手头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好事自然就随之而来了。
珠海大桥
从三灶去珠海市区,坐大巴要一个小时。到市区的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我看来,是珠海大桥。一座横跨在珠江入海口的大桥,公交车全速走完要三分多钟,可见它的长度。车走在上面,左右远眺都是一望无尽的烟波浩渺,加上周末轻松的气氛,总让人心旷神怡。周末去市区,通常是去见朋友。除了大飞,在珠海经常见面的朋友还有老宏、小静和书茹。我们这几个人要问起彼此之间是怎么认识的,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但要说做好朋友,那却是一瞬间的事情。
从珠海大桥上下来,如果是快车,没过几站就到了南屏街口。通常,老宏会开着他的小车在南屏街口等待我和大飞,然后去市中心接上书茹和小静,作为周末的必备节目,找一家餐馆,大家轮流坐庄,改善一顿伙食。作为我南下打工期间如此重要的几个人,在如此晚的时候才在文章里出场,实在是不好意思。其实我早就想写写他们,却总是不知道如何下笔:有些人你太熟悉,反倒让描写变得困难。这群人,远看只是酒囊饭袋,但近看却个个身怀绝技。老宏虽然比我还小一岁,但却前前后后跳过三四家公司。这对于还没有正式加入过一家公司的我来说,宛如仰止;小静之前是小学的英语老师,后来出来在珠海的一家民企做销售,如今已是销售总监,业务国内外全面开花,年销售额上千万;书茹虽然住在珠海,却在澳门工作,拿着不菲的月薪,做着老板的左膀右臂;大飞就不用说了,前面已经讲过他太多。不知“销售”有何魔力,这几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和“销售”有点儿关系,而我在这方面又是白丁一个,所以每当他们认起真来谈业务的时候,我是不敢插话的。还好更多的时候,大家只是插科打诨,我便也算得上是群口相声中的一员。像他们这样的人,当然配得上有很大的梦想。我记得有一次吃过晚饭,大家散步走到华发新城—即使我对珠海再不了解,那边总还是知道的:新城后面,是一栋栋的邻水别墅,那是一片让人望而兴叹的富人区,对于白手起家刚开始奋斗的几个年轻人来说,全凭自己的能力,此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那天忘了聊了什么,总之走到邻水别墅的对岸,大家都停了下来。
“住这儿不错啊!”大飞看了一眼。
“这可是富人区,一平方米要好几万。”老宏是当地人,很了解情况。
“现在还买不起。”小静自言自语。
“这河里有鱼吧!”书茹依旧在状况外。
顿了一会儿,不知谁说了一句:“三十年后吧,咱们回来在这里做邻居!”
每个人都停下了思考,暂时抽出空来跟着点头附和:“靠谱!”
预设的剧本可能会将故事引领到一段热血沸腾的青春誓言,但我却在大家做着青春美梦的时候,脑子中飞快地闪过一串名字:阿亮、小娟、阿金、何妹、小曾—他们都是我们工厂里面,最最普通的劳动者。
我不知为什么,会这么不应景地想到他们,虽然只是仅仅的一瞬间。
他们在流水线上,我们在办公室里;他们从农村出来,我们从城市过来;他们穿厂服,我们穿衬衫。归根结底,“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我、大飞、老宏、小静和书茹与阿亮、小娟、阿金、何妹和小曾是同龄人,是一个国家里的同龄人。但是同龄人之间,为明天而做的梦,却千差万别。在这个国家,如果选择一个时间点来看,每个人的命运,都是那么不同。这种不同,似乎带着某种宿命的色彩:出生在北京某家高级医院的婴儿,理论上就必定要比出生在云贵高原某个山沟沟里的娃子有更好的前途。说到这个问题,那长久以来关于高考的笑话就又要被提起:某年高考,一个山东考生和一个上海考生考了相同的分数,二十年后,当年山东的考生在当年上海的考生拥有的工地上当建筑工人。虽然有杜撰的嫌疑,但仍然清楚地说明了客观的现实有多么残酷。可是,当你把不同命运的人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背景下去考量,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境遇都不是毫无来由的,每个人都是家族树干的最末一支:我祖父的祖父带着我们全家从饥寒交迫的胶东半岛一路闯关东来到东北农村,我祖父又把我父亲从农村带到小城市,我父亲将我从小城市带到大城市,而终于有了:我可以出国留学。如今看那些刚刚鼓起勇气从农村走出来,走到珠海打工的打工仔们,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我爷爷当年做过的事情又是何其相似。
林肯终其一生在美国可以说就做了一件大事:推行公平。但就是这样一个以公平为信仰的人,却告诉大家“要学会忍受不公”,可见公平并非与生俱来。各种机缘巧合,导致阿亮他们没有理由责备自己的祖先为什么不早些走出贫困;而站在更高起点上的我们,也自然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为我们祖先的先见之明而感到骄傲。每个人都有义务在血脉相承的延续中为家族的兴盛出一份力,从这一点上来看,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又都是一样的。和“他们”相比,“我们”只是更幸运些罢了。
但由此就可以释然了吗?站在上游的人由此就可以拍拍两手,说,让我们自扫门前雪?似乎也不对。如果扩大一点儿范围,这两个月中我接触的许多民企的老总,也都可以算上是我的同龄人,包括J 小姐和C 先生。他们完成家族兴盛的一部分,便是开厂设线,让更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可以在城市里找到最初落脚的地方。而这些年轻人也正在用青春,帮助工厂完成一张张订单,获得一笔笔的利润。到这儿算是看清楚了,原来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所有的年轻人,都是相互关联的—我和我的朋友们,你和你的朋友们—虽然大家也许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们的命运,都是连在一起的。
从珠海市区回三灶,通常都是很晚了。离开市区的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我看来,也是珠海大桥。老宏一般会送完小静和书茹,最后把我们送离市区。我总会感叹,自己何德何能,一定是得到上天的眷顾,才会在生命中出现这么多可爱的朋友。当老宏的车开过珠海大桥的时候,我们会摇下窗户,让来自中国大陆的横风,透过我们仍然年轻的身体,吹向大海,吹向世界各地。一般,车里会放一些缓慢的布鲁斯摇滚,合着远处黑暗中朦胧的焦外散景,让人觉得其实生在如此年代的青春,也还不错。
P199-203
因为《南下打工记》要出全本,豆瓣阅读希望我自己写一篇序言。我思来想去,打工时候想说的话基本都在《南下打工记》里面说完了,再写序言,写些什么呢?离开那家南中国的工厂之后,我加入了一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生活进而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让我时不时地想起之前那两个月的经历。
民营小企业和跨国大企业一定会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在我亲身经历过两者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企业的大小自然不必说,这里讲的大小,包括人数、产值和与之相关的规模。大小决定着企业的灵活度,当然不是说企业越大就越好,越大意味着越不灵活。小企业的决定可以是几个主管和老板上一个小时在办公室开会,下一个小时设计、采购就开始;但大企业却远没有这种效率。打工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的中小民企基本不讲企业文化。就算偶尔提一提,也不过是几句口号罢了。但大企业却完全不同:所谓“企业文化”是需要几天的时间进行培训的,之后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这文化的框架内进行,甚至于每天早上开工的时候我都要问自己,今天是不是有“文化”?在生活中,我一直是个向往自由并且乐在其中的人。我讨厌别人告诉我“应该怎样生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对人生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是不同的,因此也就没人有资格说自己的方式比别人高明。但工作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应该怎么做”去限制我。而且我发现,企业越大,这种限制的意味就越浓。在小企业里,老板的个人魅力基本就是企业魅力的全部;但在大企业,个人的魅力必须要在公司的框架之内,甚至我的个人魅力会因为是“**公司的员工”而在别人眼里变得不同。
实话讲,上面的一些不同可能很难有一个孰优孰劣的结论。但是有些时候的一些不同却很让我为中国的小民企感到揪心。
在这家世界五百强的大公司,我们非常讲究诚信。诚信具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不诚信的行为,只要被发现,职业生涯一定会被断送,没有例外。我甚至听说有人因为解释不清楚十块钱而被公司开掉的。无论对于什么规模的公司,诚信都很重要。但是在我打工的那家小厂,和许许多多我听说的类似的工厂,诚信都是一个大问题。老板手下的员工和供应商的关系似乎总是那么不清不楚。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件事情。面对不忠诚的员工和滑头的供应商,现在这家大公司的处理方式很简单:将员工开除,将供应商除名。但是对于资源本身就不多、话语权又少得可怜的小民企来讲,似乎很难做得这么潇洒。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不同,大公司和小民企却又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打工的时候,我发现员工们很喜欢抱怨。大家抱怨工作,抱怨工资,抱怨生活。我当时想,也许是因为企业太小,平台太小,员工们看不到未来吧。没想到当我加入了现在这家大公司之后,抱怨依然存在。这让我一下子想到当年去冰岛的时候,坐了一辆城际大巴车,中途在休息站休息的时候,我和那个大巴车司机聊天。在那块世界上最幸福的土地上,我惊诧地发现,司机满嘴牢骚:税收太重,夏天天太长冬天天太短,连个破尼康单反都比你们中国贵很多,等等。看来,无论在哪里,一个没有抱怨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这种抱怨发生在我周围,对我产生的影响却不一样。当我南下打工的时候,我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抱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我反倒是劝别人,要想开一点儿,不要太注意身边人的负面情绪。但当我参与这家大公司,甚至赌上了我的全部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抱怨很难淡定—任何风吹草动我都想知道个一二三,整个人变得浮躁。
1859年,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从那之后,这段话就好像一个梗,被人无数次提起。兴许,这就是世界本身的样子。
如果说之前我能淡定下来,全靠自己有一个终极梦想,那么加入了这家大公司,更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的那个梦想被很多业内人士证明是空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就这样,我在找到了自己终于想做的事情之后,梦想却破灭了—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我甚至开始羡慕起南下打工时遇到的那些打工妹们,或多或少,她们至少还都知道在为什么而奋斗。毫不夸张地说,她们经历过比我更加起伏的人生,也经历过无数次梦想的破灭。每一次梦想破灭后,她们怎么办呢?
答案很简单:再找一个梦想。
如果一下子找不到呢?
那就做好手头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好事自然就随之而来了。
就在我南下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还在为自己下一站去哪里而发愁,而南下打工之后,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真是奇妙。
《南下打工记》的诞生其实很偶然。虽然我一直都有记录的习惯,但是却几乎没有过把一大段时间的日记“作品化”拿出来给别人看。当初大飞说,嘿,你来吧。我想了想,说,好啊。当时的想法是,我去过国企,去过合资企业,正在关注外企,但是民企呢?好像丝毫没有动过心思。于是就说,去看看好像也不错。但是最终促使我把写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的原因,现在想想也许是我在第一篇《让恐惧引导你》里面写的,坐在大巴中在黑暗里面前行的那段经历。我隐隐地感觉到,如果之后的工作没着落,这次行程会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而我,尽管身体上已经为可能的漂泊准备好了,但心里似乎还没有。我想那就留一个开口,就像门上的猫眼,至少让关心我的人知道我在做些什么。让我没想到的是,后来看这些文字的人,远比我预计的要多。
为了能够写下去而不影响到任何人的生活,《打工记》里面有些人我用了化名,有些对话我有意地张冠李戴,并且虚构了一些场景,让我想说的话被某些人说出来。虽然有这些,但我仍然视《南下打工记》为非虚构的作品。在我开始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市面上早已经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写得很好,同时也都在标榜一个词:“客观”。我想作为职业作家,希望以客观的视角去见证并力图做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但我自己和他们有所不同,《南下打工记》甚至很难做到客观。在打工的时候,我发现“真相就是无底洞的那个底”,你只可以去寻找,却没法说找到了。作为记录者,我有我的局限:我的出身,我的背景,我受的教育,我接触过的东西,都决定了我看问题永远有我自己的视角,这是逃不掉的。这些限制甚至一度让我很沮丧—我打算写一点儿东西,打算揭示出中国的某个角落,但等到作品写完了,才发现其实我自己比那部作品还不了解事实—写作对我来说终究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两个月的时间让我否定了之前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并且让我发现我比自己想象中的谦虚,还要无知许多。
不同的人对《南下打工记》有不同的定义。很多通过《旅行故事》知道我的朋友,会觉得《南下打工记》不如《旅行故事》“好读”。从题材上来讲,我并不否认。但是这部作品对于我自己,却有着比《旅行故事》更深的意义,不仅仅因为它让我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写旅行之外的其他主题:是旅行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广阔,但是打工让我看到了社会的细节。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是只看得到天地之广而看不到人情之妙也是很可惜的。读得进去《打工记》的朋友,有人把它看作一个留学生回国之后的个人体验,有人把它看作职场小说,也有人把它看作民企纪实。而我自己在看这些记录的角度,随着写作的时间在不停地变化:刚开始写的时候,我是第一种人;写到中间,我变成了第二种人;写到后面,我成了第三种人。如今,该写的都写完了,我突然发现,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义《南下打工记》—我迷茫了。刚进公司的时候,完全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到后来,慢慢熟悉公司的业务,开始了解这一家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再后来,从一家公司开始看出去,发现其实许多许多家公司都是相同的,他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我又开始了解到这个群体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存状态;最后,这个群体连带出来的,是几个阶层,是社会的几个角落,是中国的几个面貌,是时代的几次浪潮……于是,我便想要以这个公司为起点,最终探索一下这个时代。到了这一步,我赫然发现,我做不到。所以我安慰自己:我只管记录,剩下的就把哈姆雷特留给一千个读者好了。
对我来说,写下《南下打工记》在现阶段是一个缘。在写《打工记》的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博客每天的浏览量平均大概在两百到三百次左右。这里面有我的父母,有我的好朋友,但是还有更多我并不认识、通过这部作品了解我文章的读者,这也让我认识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甚至还有某大学邀我去和它的同学们聊聊,让我着实惶恐了很久。写《打工记》的时候,我和工厂的人聊天,和大学生聊天,和打工仔聊天,和小镇中的各种各样的人聊天,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世界。在《幅员辽阔》那一篇中,我写道:我突然觉得,所谓“幅员辽阔”,另一层意思是,虽然同为中国人,但是自认为见多识广的我,面对同龄人小曾(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二十几年积累的人生经验竟然完全用不上。这种感觉,在两个月的小镇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三灶也许是我在国内常住过最小的地方。我是个“城市人”(City guy)。我一度纳闷,同为“城市人”的大飞,如何能在三灶这个小镇中常住下来的。他当时给我的回答,大概的意思是,在小镇你可以有闲下来的时光,这日子让你平静,可以增加你的修养。两个月的小镇生活,让我对这段话深有体会。
在珠海这段时间,不能不提的还有我认识的好朋友们。老宏,小静,书茹,小丽,老谷等许多许多人。每周的见面为我们思想上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让我终生难忘。在写作过程中,我还认识了北师大社会学系的刘老师。刘老师告诉我,《南下打工记》的部分章节会被用于北师大“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项目的指定阅读材料,这让我欣喜的同时,更感到受宠若惊。他甚至鼓励我牺牲一部分阅读性,把这部作品更加写实地用英文重写一遍,也许会受到社会学界的关注。虽然他是无心一说,但这无疑给了我——一个写作爱好者——巨大的信心。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好友熊阿姨当初那句鼓励,我从没奢望过自己这个理工男还可以拿起笔来写下什么。最先要感谢的是豆瓣阅读的编辑老鱼,是他发现了我和我的《南下打工记》。他在我刚写了十几篇的时候就鼓励我出豆瓣电子作品,现在看来你是对的。更要感谢的是中信出版社的编辑邓莉,她让我感到,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是她让《南下打工记》可以以现在这样最最完美的状态呈现出来。她的勤奋时刻打动着我:就在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邓莉还在为这本书的英文版忙碌着。还有一些一路上关注《打工记》的编辑朋友们,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当我把所有的txt文档全部导入word的时候,我发现,嘿,差不多刚好十万字。从我三年前开始写公开的博客开始,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有一部作品写满十万字。这对我的意义,就好像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写了一篇两百字的作文一样重要。这十万字,我会好好留起来。多年以后当我回头翻看的时候,无论成功或失败,也许会在这里找到答案。嗨,谈什么成功失败?记录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告诉了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么的奇妙。在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有尊严的个体。如果我还没有能够做到去爱他们,至少,我要知道,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读《南下》总让我产生一种看国家地理的人文节目的感觉,这让我对国人的印象开始变得清晰又陌生。我喜欢米周的语调,他不评价,他只是在记叙,把玩味和下定义的空间留给读者。但当我真的尝试评价其中的某一位人物及他/她的行为,我又发现原来米周不评价他人是有原因的——在米周反复提起的“南中国”的土地上,有很多人和事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在运转,这并不是你我可以轻易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肆意褒贬的。
——豆瓣网友 轩哗屋
不知道是不是受作者的影响,在到达深圳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坚持写日记记录每天我的生活,我以前虽然也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但目的是为了记住、为了留住美好回忆。看了这本书,第一次感觉到,我需要写东西记下我的改变,记下在深圳工作的点点滴滴带给我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各种改变。
米周最让我动容的就是坦然面对改变前的有偏见、略高傲的自己。于是当他娓娓道来一个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改变的全貌,能听到他想说的话,能感同身受地领会那些感受。
——豆瓣网友 一心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