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其散文创作中浸润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联想丰富、想象奇特，富有人生哲理；文短语精，构思精巧，富有“诗意”,是“五四”时期现代抒情散文和散文诗的代表，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收入了他的多篇散文，分为空山灵雨、窥园书香、杂感编、诗与文字和文化述略五个部分。

本书为许地山的散文集，共分六辑，每辑中各文依发表顺序编排。除第一辑收入《空山灵雨》全书外，第二辑至第六辑按作品类型重新编排。第二辑收抒情散文；第三辑为许氏关于家世、生平与创作的自述；第四辑为杂感；第五、六辑分别为关于语言文学、宗教民俗的文化评论。

空山灵雨

 《空山灵雨》弁言

 心有事

 螳

 蛇

 笑

 三迁

 香

 愿

 山响

 愚妇人

 蜜蜂和农人

 “小俄罗斯”底兵

 爱底痛苦

 信仰底哀伤

 暗途

 你为什么不来

 海

 梨花

 难解决的问题

 爱就是刑罚

 债

 暾将出兮东方

 鬼赞

 万物之母

 春底林野

 花香雾气中底梦

 荼蘼

 七宝池上底乡思

 银翎底使命

 美底劳狱

 补破衣底老妇人

 光底死

 再会

 桥边

 头发

 疲倦的母亲

 处女的恐怖

 我想

 乡曲底狂言

 生

 公理战胜

 面具

 落花生

 别话

 爱流汐涨

 危巢坠简

 无法投递之邮件

 海世间

 海角底孤星

 上景山

 先农坛

 忆卢沟桥

 无法投递之邮件(续)

 危巢坠简

窥园书香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

 窥园先生诗传

 我的童年

 牛津的书虫

 旅印家书

 《落华生舌》弁言

 《佛藏子目引得》弁言

 《解放者》弁言

 《萤灯》小引

杂感编

 强奸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七七”感言

 国庆日所立底愿望

 今天

 谈《菜根谈》

诗与文字

 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

 我对于《孔雀东南飞》底提议

 中国美术家底责任

 序《野鸽的话》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

 老鸦咀

 一封公开的信

 蔡孑民先生底著述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中国文字底将来

文化述略

 女子底服饰

 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

 观音崇拜之由来

 《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导言

 猫乘

 民国一世

 《扶箕迷信底研究》结论

 礼俗与民生

 宗教底妇女观

礼俗与民生

礼俗是合礼仪与风俗而言。礼是属于宗教的及仪式的；俗是属于习惯的及经济的。风俗与礼仪乃国家民族底生活习惯所成，不过礼仪比较是强迫的，风俗比较是自由的。风俗底强迫不如道德律那么属于主观的命令；也不如法律那样有客观的威胁，人可以遵从它，也可以违背它。风俗是基于习惯，而此习惯是于群己都有利，而且便于举行和认识。我国古来有“风化”“风俗”“政俗”“礼俗”等名称。风化是自上而下言；风俗是自一社团至一社团言；政俗是合法律与风俗言；礼俗是合道德与风俗言。被定为唐朝底书刘子风俗篇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称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我国古说以礼俗是和地方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地方环境实际上就是经济生活。所以风俗与民生有相因而成底关系。

人类和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最显然的是他有语言文字衣冠和礼仪。礼仪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礼仪风俗。古代社会几乎整个生活是礼仪风俗捆绑住，所谓礼仪三百，成仪三千，是指示人没有一举一动是不在礼仪与习俗里头。在风俗里最易辨识底是礼仪。它是一种社会公认的行为，用来表示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底象征，行为底警告，和危机底克服。不被公认底习惯，便不是风俗，只可算为人的或家族的特殊行为。

生活的象征。所谓生活底象征，意思是我们在生活上有种种方面，如果要在很短的时间把它们都表现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就得用身体底动作表示出来。如此，有人说，中国人底“作揖”，是种地时候，拿锄头刨土底象征行为。古时两个人相见，彼此底语言不一定相通，但要表示友谊时，使作彼此生活上共同的行为，意思是说，“你要我帮忙种地，我很喜欢效劳。”朋友本有互助底情分，所以这刨土底姿势，便成表现友谊底“作揖”了。又如欧洲人“拉手或顿手”与中国底“把臂”有点相同，不过欧洲底文化是从游牧民族生活发展底，不像中国作揖是从农业文化发展底，拉手是象征赶羊入圈底互助行为。又如，中国底叩头礼，原是表示奴隶对于主人底服从；欧洲底脱帽礼原是武士入到人家，把头盔脱下，表示解除武装，不伤官人的意思。这些都是生活底象征。

行为底警告。依据生活底经验，凡在某种情境上不能做某样事，或得做某样事，于是用一种仪式把它表示出来。好像官吏就职底宣誓典礼，是为警告他在职位时候应尽忠心，不得做辜负民意底事情。又如西洋轮船下水时，要行掷香槟酒瓶礼，据说是不要船上底水手因狂饮而误事底意思。又如古代社会底冠礼，多半是用仪式来表示成年人在社会里应尽底义务，同时警告他不要做那违抗社会或一个失败的人。

危机底克服。人在生活底历程上，有种种危机。如生产底时候，母子底性命都很危险。这危险底境地，当在过得去与过不去之间，便是一个危机。从旧生活要改入新生活底时期，也是一个危机。如社会里成年底男女，在没有结婚底时候，依赖父母家长，一到结婚时候，便要从依赖的生活进入独立的生活，在这个将人未入底境地，也是生活底一个危机。因所要娶要嫁底男女在结合以后，在生活上能否顺利地过下去，是没有把握底。又如家里底主人就是担负一家经济生活底主角，一旦死了，在这主要的生产者过去，新底主要生产者将要接上底时候，也是一个危机。过年过节，是为时间底进行，于生产上有利不利底可能，所以也是一种危机。风俗礼仪由巫术渐次变成，乃至生活方式变迁了，仍然保留着，当做娱乐日，或休息日。

礼俗与民生底关系从上说三点底演进可以知道。生活上最大的四个阶段是生，冠，婚，丧。生产底礼俗现在已渐次消灭了。女人坐月，三朝洗儿，周岁等，因生活形式改变，社会组织更变，知识生活提高，人也不再找这些麻烦了。做生日并不是古礼，是近几百年，官僚富家，借此夸耀及收受礼物底勾当，我想这是应当禁止底。冠礼也早就不行了。在礼仪上，与民生最有关系的是婚礼与丧礼。这两礼原采会有很重的巫术色彩，人试要用巫术把所谓不祥的境遇克服过来。现在拿婚礼来说，照旧时的礼仪，新娘从上头，上轿，乃至三朝回门，层层节节，都有许多禁忌，许多迷信的仪式，如像新娘拿镜子，新郎蹋轿门，闹新人等等，都含有巫术在内。说到丧礼，迷信行为更多，因为人怕死鬼，所以披麻，变形，神主所以点主，后来生活进步，便附上种种意义，人因风习也就不问而随着做了。

今天并不是要讲礼俗之起源，只要讲我们应当怎样采用礼仪，使它在生活上有意思而不至于浪费时间，金钱，与精神。礼仪与风俗习惯是人人有的，但行者须顾到国民底经济生活。自人民国以来，没工夫顾到制礼作乐，变服剪发，乃成风俗，不知从此例底没顾到国民底经济与工业，以致简单钮扣一项，每年不知向外买人多少，有底矫枉过正，变本加厉，只顾排场，不管自己财力如何，有底甚至全盘采取西礼。要知道民族生存是赖乎本地生活上传统的习惯和理想，如果全盘采用别人的礼仪风俗，无异自己毁灭自己，古人说要灭人国，得先灭人底礼俗，所以婚丧应当保留固有的，如其不便，可从简些。风俗礼仪凡与我生活上没有经验底，可以不必去学人家，像披头纱，拿花把，也于我们没有意义，为何要行呢？至于贺礼，古人对于婚丧在亲友分上，本有助理之分，不过得有用，现在人最没道理底是送人银盾，丧礼底幛，甚至有子送终父母底，也有男用女语女用男语底，最可笑的，有个殡仪，幛上写着“川流不息”!这又是乱用了。丧礼而张灯结彩，大请其客，也是不应该的，婚礼有以“文凭”为嫁妆扛着满街游行底，这也不对。

故生活简单，用钱底机会少，所以一旦有事，要行繁重的仪式，但也得依其人之经济与地位而行，不是随意的。又生产方式变迁，礼俗也当变，如丧礼在街游行，不过是要人知道某人已死，而且是个好人，因城市上人个个那么忙，谁有心读个人的历史呢？礼仪与民生底关系至密切，有时因习俗所驱，有人弄到倾家荡产，故当局者应当提倡合乎国民生活与经济底礼俗，庶几乎不教固有文化沦丧了。

许先生名赞堃，字地山，乳名叔丑，笔名落华生，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893年2月14日)生于台湾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边的窥园里。许家原籍广东潮阳，明嘉靖中移居赤嵌(台南)。许地山三岁时，因台湾割让，随父母迁回大陆。不过，延平郡王祠边的小溪、果园以及儿时的嬉戏，老来仍不时回味。去世前不久撰写《我的童年》，第一节便是《延平郡王祠边》。虽说“幼年的幻想与情绪也像叆叆孤云随着旭日升起以后，飞到天顶，便渐次地消失了”①，可寻根的意识从不曾泯灭。一九三三年许地山应中山大学之邀前往讲学，途经台湾，逗留多日，访故居，会亲友，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因家道贫困，许地山十九岁即开始自谋生计，先在漳州任福建省立第二师范教员，后赴缅甸仰光任中华学校教员，一九一七年始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念书。五四运动期间，许地山积极参加反礼教争民主斗争，为学生代表之一。此前，许地山曾和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编辑《新社会》旬刊，发表不少论文和杂感。一九二一年文学研究会成立，许地山为十二个发起人之一。从本年起，许地山以落华生为笔名，在《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小说和诗文，正式开始文学生涯。

一九二○年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即入燕京大学神学院研读宗教。一九二二年许地山获得神学学士学位，隔年出国留学，先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读宗教史及比较宗教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又转入英国伦敦牛津大学研究院研读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一九二六年在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宗教学、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课程，课余多有著述。一一九三五年因与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合，应香港大学之聘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任职香港大学期间，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历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等，七七事变后更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许地山病逝于香港，年仅四十九岁。

许地山一九一八年年初与台湾林季商之妹林月森结婚，生女■新。林氏一九二。年病逝于上海。一九二九年许地山与湘潭望族周印昆之女周俟松结婚于北京，有一子(苓仲)一女(燕吉)。

许地山的著述，大致分为文学和学术两大类。文学类除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杂感集》外，另有散落在各报刊的剧本、童话、小说、诗歌、歌曲、杂文几十篇。学术著作单刊的有《印度文学》、《达衷集》、《道教史》(上册)、《扶箕迷信底研究》、《国粹与国学》、《佛藏子目引得》等，另有哲学、宗教、民俗沦文十几篇未曾入集。译著单刊的有《孟加拉民间故事》、《二十夜问》、《太阳底下降》三种。许地山一生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且都有一定成就。但以一九二六年学成归国任教为界，前期以文学创作为主，后期则以学术著述为主。但这不等于说三卜年代以后许氏创作能力衰退，没有好作品问世。恰恰相反，后期小说佳作《春桃》、《玉官》、《铁鱼底鳃》等，在艺术上有较大突破；《上景山》等三篇游记洗尽铅华，别有一番风味；至于剧本及童活的创作，更见许氏文学兴趣的广泛。可惜许氏英年早逝，学术上、文学上似乎均未尽其才。

许地山的散文(以及小说)，之所以在五四一代作家中卓尔不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浓郁的宗教色彩与异域情调。这一点，沈从文有过精彩的说明：

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是周作人、徐志摩、冯文炳诸人当另论)。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作者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①

而这，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文化背景大有关系。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再加上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本人年轻时又在佛教之城仰光任教两年，耳濡目染，自是较易接受佛教哲学。尽管他后来曾加入基督教会，毕业于燕京大学神学院，并留学美、英专攻宗教史，平生著述遍及佛教、道教、基督教，但真正影响他人生观形成以及其创作倾向的，主要还是佛学思想。

对佛教以及对印度文化的研究②，给许地山的文学创作打上深刻的烙印。除仰光、新加坡、马来半岛的青灯佛影外，直接牵涉印度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作品就有《醍醐天女》、《萤灯》、《商人妇》、《海角底孤星》、《头发》等。对印度文化的爱好和对佛教哲学的推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借用佛学意象，使许地山作品光怪陆离，充满神秘感与异域情调；而化用佛家思想，则大大加强了许地山作品的哲理成分，显得丰富深邃。

许地山散文(小说)的哲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爱”的宗教，一是“无我”、“虚空”观。前者既有佛家色彩，又有基督教成分，还有西方民主博爱学说的影响，在五四文学中没有很大特色。后者借助佛家思想，推演出一套立身处世之道，是否符合佛陀真义很难说，反正并非世人理解的消极遁世悲观无为的佛教。

接受佛教的“无我”、“虚空”观，许地山并非用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虚妄，而是承认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和主观意志的局限，进而破除自我迷恋的全能观。在《无法投递之邮件》中，作者讥讽信仰“不全宁无”的怀书是“愚拙的聪明人”。因为，“‘理想’和毒花一样，眼看是美，却拿不得”。看到理想和现实之间永恒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永恒的痛苦，许地山企图引入佛学的“虚空”来排除“三欲”，从根本上消除烦恼。他甚至设想到了理想社会，出现“真人类”，这种“文化的真人”的最大优点，就是“与物无贪求，于人无争持”①。这种“不争”，并非完全放弃主观能动性，一任命运的颠簸捉弄，而是努力抛弃“三欲”中的“繁华欲”。就好像玉官一样，只有到了不求报酬地工作时，才真正体味到人生的乐趣并远离失望与烦恼。②也就是说，许氏其实并非主张“灭欲”，而是主张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不求有功于世，但望无愧于己。

人生如蜘蛛结网，难保网不破，但照结不误，破了再补——这一“补网人生观”，照茅盾的说法，正是许地山区别于“像安得列夫那样的悲观主义者”，在怀疑“生”赞美“死”时“半路里撑住了”①的重要原因。有一股前路茫茫的怅惘和无法排遣的悲哀，但主调是积极人世的。对照同时期的散文《海》，不难明白这一点：

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罢。借用佛家思想，没有导向现实人生的否定，而是通过平衡心灵，净化情感，进一步强化生存的意志和行动的欲望，这就是许地山散文小说奉献的带宗教色彩的生活哲理。②

哲理散文(小说)以融合哲学和诗学为目标，其长处不在于哲学的通俗化或文学的抽象化，而在于借助诗的语言和情感的潮汐，表达人类对世界永恒探索和对知识不懈追求的决心和热望。很难设想哲理文学能为当代人或后代人提供多少值得奉为圭臬的新的生活哲理；读者对哲理散文(小说)的偏爱，并非想从中获得什么立身处世之道，而是惊叹作家居然能把如此熟悉的哲理表达得如此生动感人，如此神采飞扬。同样的，许地山以哲理见长的熬文小说，其长处也不在思辨的精确，而在于情感的真挚。用诗的语言来描述诗的意境，从中透出一点朦胧的哲理，便于读者去感受，去领悟，去再创造，故显得空泛而深邃。

一九二○年，许地山曾翻译泰戈尔的艺术论文《美底实感》。泰戈尔强调“音乐是艺术底至纯形式”，“是美底最直接的表现”，“真诗人”应主要借助音乐的语言而不是绘画的语言来表现世界。①这些观点，对许氏以后的创作影响颇大。当然，强调文学作品的音乐感，并不是要求文学借用音乐的具体表现手法，在散文小说中体现旋律、和声、对位、节奏；而是要求借鉴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所特有的美学特征，比如直接抒情的特性，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自然流露不加雕饰的艺术风格。

许地山的艺术理想是单纯而自然。在《海世间》中，作者是这样表达其艺术理想的：

凡美丽的事物，都是这么简单的。你要求它多么繁复、热烈，那就不对了。这种艺术趣味，既得益于泰戈尔的文学音乐化思想，又得益于印度文学的长期熏陶。文学音乐化要求直抒胸臆，赤裸裸地表现自己，不容半点矫揉造作，也不需浓妆艳抹，这就必然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为美。许地山偏爱印度民间文学，先后翻译印度故事集《二十夜问》、《太阳底下降》等，并著有《印度文学》一书。对“稚拙”的印度文学的借鉴，使许地山的散文小说风格清新，带有浓厚的装饰风味与寓言、童话色彩，人物与故事似乎都“不太现实”，但确实生气盎然。

一般地说，许地山善于表述哲理，可文笔偏于华丽，语言也略嫌哕嗦，算不上第一流的大手笔。可在《缀网劳蛛》、《黄昏后》、《春桃》以及《空山灵雨》等佳作中，却能循乎性情，挥洒自如，显得典雅朴实。也许，这跟作家将主题提到宗教的高度，借用宗教徒的信仰与热情，以及宗教的意象，因而获得一种神秘感与神圣感有关。一方面是带宗教意味的神秘的哲理色彩，一方面是呈异域情调的朦胧的童话氛围，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或许这就是许地山作品的魅力所在。

主张直接抒情，必然相对忽视结构技巧，情之所至，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许地山的小说大都是一股幽情或一则哲理的抒写，即使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以故事情节而是以人物情绪为中心。相反的，许氏的散文反倒注重场景和对话，这就难怪《空山灵雨》连载于《小说月报》时标为“小说”，《无法投递之邮件》更历来被编入小说集。可在我看来，《空山灵雨》中的‘‘场景”只是为了营造某种“氛围”，《无法投递之邮件》中拟想的“对白”，其实只是不同角度的“独白”。与其从小说化、戏剧化角度把握许氏的散文，不如将其作为寓言、童话来解读。从早期的《春底林野》、《光底死》，到晚年的《萤灯》、《桃金娘》，许地山似乎一直没有完全摆脱“童话心态”，这一点颇为难得。在大人讲给大人听的童话世界中，除了美感、诗意外，还有某种故作神秘、故作深沉的“稚气”。除了作家本人的性格才情外，这似乎还跟他长期从事神话传说、宗教民俗的研究有关。

许地山并非“职业作家”，文学创作只是其业余兴趣，不为生计也没有闲情来“做文章上的游戏”。之所以写诗文著小说，“只为有生以来几经淹溺在变乱底渊海中，愁苦的胸襟蕴怀着无尽情与无尽意，不得不写出来，教自己得着一点慰藉，同时也希望获得别人底同情。”①强调忠实于个人的生活感受，许地山既反对新式风花雪月，也反对公式化的劳工反抗：

我想，一个作者如果是真诚底话，一定不会放着他所熟悉底不写，反去写他所不知底。①许地山的“真诚”，使得他既不可能重复《空山灵雨》的老路，也不可能追随左翼作家高喊革命；二十年代中期以后，许地山的散文明显转向。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作者的关注点从哲理移向现实人生和民俗风情，风格上也日趋平实自然。由“文人之文”转为“学者之文”，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空山灵雨》与《杂感集》。前者近乎散文诗，后者则几乎是文化评论——这一转变的功过得失留给后人评说；这里只想指出一点，长期的书斋生活，使得许地山的散文必然日趋学者化。学者化的散文也自有其独特的魅力，若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王了一等，都有兼融才、学，把随感杂文写得妙趣横生的本事。可惜许地山似乎缺乏一点幽默感，晚年的杂感未免显得过于“沉重”“拘谨”了些，不像早年那样挥洒自如。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作者在评述时事发表政见的同时，喜欢发挥自己在宗教礼仪乃至服饰民俗等方面的专长，故其“杂感”有极浓郁的“文化味”，不同于一般转瞬即逝的时评政论。

许地山的散文，生前结集出版的只有一册《空山灵雨》；《杂感集》编辑出版于许氏去世之后。此次编辑许地山散文，除收入以上两书外，更包括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简》和论文集《国粹与国学》中某些散文、杂感、随笔和回忆录。此外，散落在各报刊的单篇文章，因搜集不易，收取入集时标准稍为放宽，包括一般文化评论以及自述创作的文字，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

全书共分六辑，每辑中各文依发表顺序编排。除第一辑收入《空山灵雨》全书外，第二辑至第六辑按作品类型重新编排。第二辑收抒情散文；第三辑为许氏关于家世、生平与创作的自述；第四辑为杂感；第五、六辑分别为关于语言文学、宗教民俗的文化评论。

收入本书各文，大都参照原刊校订，明显错字径行改正，拟改拟添之字加[]以示区别。标点符号的使用，尽量尊重许地山的习惯，有些明显的错误则代为纠正。

许地山一生始终关注文字改革的进展，早年著文讨论注音字母，晚年更将文字改革提到“为子孙的文化着想”的高度①，去世前最后一篇未完文稿即《中国文字底将来》。许氏文字改革的理论是非留给专家评述，可这一文化关怀值得怀念。为了表示敬意，也为了展现许氏文字改革的思路，经与出版社协商，决定保留许氏散文中某些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用法(如“的”、“地”、“底，，的使用)。

本书所收各文的原发表处及收入集子情况，均于篇末注明。凡注明录自文集者，均以文集所收为校正底本：惟排印错误者，依初刊本校改(如《空山灵雨》结集出版时作者做了部分改动，则以单行本为准)。

本书部分文章的校订工作，承蒙夏晓虹女士协助，特此致谢。

一九九二年一月四日于北大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