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大师纳博科夫最受争议的作品《洛丽塔》曾激发了两位导演的灵感，两度将其搬上大屏幕，也促使纳博科夫尝试创作了自己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行为却逾越道德范畴的欧洲移民，迷恋上一个可爱却又危险无情的青春期女孩，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恋情。纳博科夫在书中打破了性、道德和美感等方面的固定表达模式，将电影的结构性和叙述性语言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恶作剧式的幻想曲。剧本保留了小说中智慧而诗意的语言，但考虑到大屏幕呈现的限制，故事和小说有相当大的不同，对读者来说将是一次充满兴奋感和满足感的阅读体验。

在把《洛丽塔》改编成具有台词的电影时，库布里克从一个方面去理解我的小说，而我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就是这么回事。你也不能否认，对原作的无限忠实可能是作者的理想，但结果却会造成一个制片人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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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宽敞的、十分难看的门厅，墙上有面很长的镜子，还挂着一个巨大的野猪头

亨伯特走了进来。他用醉汉那种紧张不安、小心在意的动作随手把门关上。他朝四周看了看，掏出一支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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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楼梯

有个穿着丝绸晨衣的身材高大的男人(克莱尔-奎尔蒂)慢慢地走下楼梯。他一边走一边把晨衣上的腰带束好。主人看到了前来拜访的客人。他们彼此望着对方。这时开始了一段无声的幽暗的连续镜头，时间不应超过一分钟。亨伯特举枪瞄准，奎尔蒂向后退去，气派威严地走上楼去。亨伯特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我们看到他不见了：一把摇椅被子弹打中了，在楼梯平台上一个劲地摇晃。随后他击中了一张照片(就是洛丽塔曾经去过的达克一达克牧场的照片)。接着一个形状难看的大花瓶给打得裂开了花，成了碎片。最后他的第四枪把一个喀哒喀哒走动的落地式大摆钟打得停住不走了。他射出的第五颗子弹打伤了奎尔蒂，使他倒在上面的楼梯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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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雷大夫

一个精神病医生，正在一张书桌前阅读一份手稿。他从转椅中朝我们转过身来。

雷大夫 我是约翰·雷大夫。见到你们，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一捆原稿，一本并不完善的自传，字打得十分草率，是亨伯特·亨伯特先生被捕后在监狱里写的，他因被控谋杀而给关押在那儿，无法得到保释；他在精神病牢房里受到观察监视。要是没有这份材料，他的罪行就会仍然原因不明。当然，我身为采用精神疗法的医师，倒很希望这儿所披露的资料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是从病人接受心理分析时所躺的长榻上取得的。

亨伯特所犯的谋杀只是他的病症的一个附带的结果。他的自传主要叙述了他对某类十分幼小的女孩的不可救药的痴迷以及他在性欲和内疚的旋涡中所经受的折磨。我无意颂扬亨伯特。他令人发指，卑鄙无耻。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但他的故事里具有强烈的恋情和痛苦，具有各种各样的温情和忧伤，他的法官不能对此置之不顾。作为一份病历，他的自传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但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就是它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因为在这本自传中，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自利的母亲，气喘吁吁的疯子——这些角色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他们应该使我们大家——父母、社会服务人员、教育工作者——以更大的警觉和远见，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上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一代人而作出努力。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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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监狱中亨伯特的牢房

他正坐在桌边书写。在他的胳膊肘边上的那些参考书籍中间，十分显眼地可以看到几本破破烂烂的旅行指南和地图。不久他重新念起他的传记的开头几句句子，他的声音响了起来。

亨伯特的声音 我四十年前出生在巴黎，那是一段阴郁惨淡的岁月。父亲是个文雅、随和的人，一位具有法国和奥地利混合血统的瑞士公民，血管里还搀和着蓝色多瑙河的水土。他在里维埃拉拥有一家豪华的大饭店。我一会儿就要拿出几张好看的风景明信片来给各位传观。我母亲是一个英国人。她比我父亲早死二十年：她在我四岁生日时在滨海阿尔卑斯山上举行的野餐会上遭到电击去世。

镜头切换到：  一个山区牧场，一片雷雨云砧来到陡峭的悬崖上空

一些人争先恐后地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所在，头一阵很大的雨点打在了一个镀锌的饭盒上。当那个穿白衣服的可怜的女子向一个观景亭跑去时，她给一道青灰色的电光击倒了。她那举止优雅的鬼魂握着一把阳伞，飘到黑色的悬崖上方，朝着她那站在下面的丈夫和孩子飞吻，他们正手拉着手，抬头仰望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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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伯特的声音 我母亲的姐姐西比尔姨妈是个相当严厉的老处女，帮着我父亲把我抚养长大。我的童年是在位于圣托珀兹的米兰纳大饭店那欢快的天地中度过的。P2-4

一九五九年七月底的某一天(我的袖珍日记簿上并没有写确切的日期)，我从我的代理人欧文·拉扎尔那儿接到了哈里斯先生和库布里克先生的口信，当时我正和我的妻子在亚利桑那州捕捉蝴蝶，住在(弗拉格斯塔夫和塞多纳之间的)森林别墅。他们在一九五八年取得了《洛丽塔》的电影摄制权，这时要求我上好莱坞去编写电影剧本。他们提出的酬金相当优厚，但一想到要对我的小说点窜改易，我就感到十分厌恶。可是，对当地鳞翅目昆虫的捕捉活动出现了间歇，于是想到我们不如驾车前往西海岸。经过在贝弗利希尔斯与他们的会晤(在会晤时，他们告诉我为了迁就审查官的意思，影片后面的场景应该含有一些委婉的暗示，大意为亨伯特从一开始就已秘密地跟洛丽塔结婚)，接着在塔霍湖边毫无结果地思索了一个星期(那儿到处长着熊果树，数量多得成灾，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漂亮好看的蝴蝶)，我决定辞去这项工作，动身前往欧洲。

我们先后在巴黎、伦敦、罗马、陶尔米纳、热那亚和卢加诺停留，十二月九日，我们来到卢加诺，打算待一个星期(大饭店，三一七和三一八号房间，我那开始话多起来的一九五九年记事册上这么说)。我早就不再关心拍摄影片的事，但忽然夜间我得到了一种启示，这种启示也许来自魔鬼，但却异常引人入胜，充满振奋人心的力量；我清楚地看出一种处理《洛丽塔》电影剧本的动人的方式。我后悔先前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心里漫无目的地反复思考着梦中出现的一些零星的对话。忽然十分神奇地从好莱坞发来一份电报，竭力劝我改变先前的决定，同时答应让我放手行事。

我们在米兰、圣雷莫和芒通度过了冬天余下的时光，在一九六○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四，我们动身前往巴黎(芒通到巴黎的两张单程列车票，六号及八号铺位，九号车厢，晚间七点十五分开车，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五分抵达，我提到我日记簿上的这些记录以及其他一些提供信息的条目不仅是为了帮助记忆，而且也因为我不忍心把这些信息搁在那儿不用)。前往洛杉矶是一个漫长的行程，其中的头一段以一种十分不祥的恶作剧的方式开场：在里维埃拉。黄昏那好似透明水彩画一般绚丽的景色中，那该死的卧车还没有抵达站台，就在一片金合欢和柏树丛中停了下来，我和我的妻子以及那个几乎发狂的脚夫只好从地面上随着人群爬上了火车。

第二天黄昏，我们在勒阿弗尔乘上“美国号”。我们原来订了一个上层甲板的房舱(六十一号)，但蒙殷勤友好的管理人员的好意，毋须支付什么附加的费用，就给搬到一套额外供应水果和威士忌的舒适可爱的房舱(六十五号)里——这是给予美国作家的众多款待之一。在纽约停留了繁忙的四天之后，我们在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动身前往芝加哥(晚上十点开车，五五一号车厢，E-F号卧铺套间，有趣的匆匆写下的笔记，以往幼稚的琐事！)，在第二天晚上乘上了超级列车，我们的卧铺套间里间的音响设备突然发出一阵乐曲声，向我们表示欢迎，于是我们手忙脚乱地赶紧想要叫那可恶的玩意儿停下来，把它干掉、扑灭、根除。我们没有找到开关，只好叫人前来帮忙(当然，在苏联的火车上，情况要糟得多，那儿严禁你把广播开关关上)。

三月一日，我和库布里克在他的环球影城的工作室里讨论如何把小说拍成电影，友好地各自提出了建议和反建议。他接受了我所有的要点，我接受了他的一些不大重要的论点。在离贝弗利希尔斯饭店(拉扎尔先生为我们租了属于饭店的一幢单门独户的住所)不远处有一个公园，第二天上午，我坐在公园里的一张长椅上，头顶上方是一株美丽的、鲜黄绿色的火炭树，已经在煞费苦心地想着影片里人物的对话和形体动作。三月九日，库布里克让我们与塔斯黛．韦尔德(一个举止优雅的扮演天真少女的演员，但并不是我脑子里的洛丽塔)见了面。三月十日，我们向如今已经去世的约翰．弗兰西斯·费租了一幢舒适宜人的别墅(曼德维尔峡谷路二○八八号)。三月十一日，库布里克让一个送信人给我送来了他跟我商定的所有场景的一个初步的大纲：上述场景包括了小说的第一部分。这时，他的态度使我相信他不大愿意按照审查官的异想天开的念头，而愿意仔细听从我突然产生的奇思妙想。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每两个星期左右，在他的或我的住所见一次。根本不再提供大纲了，批评和建议也变得越来越简短；在仲夏的时候，我拿不准库布里克究竟是对我写的任何内容都神态安详地全盘接受，还是默默地不予考虑。

我兴致勃勃地开始工作，每天早上从八点到中午都一边构思，一边在热烘烘的小山上捕捉蝴蝶，那儿除了几只极易受惊、其品种还鲜为人知的眼蝶外，就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蝴蝶，相反却到处都是响尾蛇，它们在灌木丛里或小路中间的歇斯底里的表现相当滑稽可笑，倒不怎么吓人。那个与房子一起供我使用的德国厨师给我做好午饭，我从从容容地吃完后总靠在一张草坪躺椅上，度过另外四个钟头的时间，四周有玫瑰花和反舌鸟。我手里拿着几张上面划了线条的索引卡片和一支黑翼牌铅笔，把我早上脑子里设想出的场景抄录下来，反复缮写，有时擦掉重写。

我生来不是一个剧作家，甚至也算不上一个受雇编写电影脚本的文人，但是如果我对戏剧或电影艺术也像我对写作，那种成书过程好像欣然地在服无期徒刑的写作，付出同样的精力，那我就会提倡并采用独断专行的方式，亲自担任戏剧或影片的导演，选择布景和服装，让演员们感到惊恐不安，自己演个客人或鬼魂的小角色跟他们混在一起，给他们作出提示。总之，使整个演出弥漫着个人的意愿和手法——因为我在世上最厌恶的事物就是团体活动，那种好似把身上汗毛浓密和身上光溜溜的人以一种数量不断增加的平凡方式混在一起，集体沐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能做的只是使言辞比行动更具有重要性，从而尽量限制管理部门和角色分派的干扰。我锲而不舍地干着这项工作，直到我对剧中对话的节奏感到合适，并准确地掌握好影片中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从一个幻景到另一个幻景、从一场噩梦到另一场噩梦的连贯性为止。很久以前，还在卢加诺的时候，我就勾画出影片在“着魔的猎人”那家旅馆的连续场景，但凭借音响效果和特技镜头明显的相互作用，恰好既表现出一个平淡乏味的早晨，又显示出一个胆大妄为、性欲反常的人跟一个不幸的孩子生活中所出现的关键时刻，要把这样的调整把握得准确无误，结果变得十分困难。有一小部分场景(比如麦库的有名无实的房屋，三个待在游泳池边上的小仙女，或者黛安娜·福勒开始重复夏洛特·黑兹所经历的不幸的生活过程)是我根据销毁了小说手稿后所保留的一些没有使用的材料编写的，我把小说手稿销毁的举动倒不像没在书中使用这些段落那样叫我感到后悔。

到六月底的时候，我用掉了一千多张卡片，这时我把写的剧本用打字机打了出来，寄给了库布里克，一共有四百页。我需要休息一下，就由我的妻子驾着一辆租来的英帕拉汽车前往因约县，到大松溪的冰川旅舍去小住几天，我们在那儿四周的山里采集因约蓝蝴蝶以及其他好看的蝴蝶。我们一回到曼德维尔峡谷路的住宅，库布里克就前来拜访我们，他说我的电影剧本篇幅过于庞大，包含太多不必要的片段，全部拍摄出来大概要七个小时。他想进行一些删节和其他的改动。于是在编写一个篇幅较短的电影剧本时，除了设想出一些新的连续镜头和场面外，我确实也做了这样一些删节和改动。他在九月里拿到剧本后表示写得不错。最后这段时间是六个月的工作中最艰难也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不过十年以后，我重新阅读了自己写的剧本，又恢复了几个场景。

我跟库布里克最后的一次会面一定是在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在贝弗利希尔斯的住处，那天他给我看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娴静的小仙女休·菜昂的照片，库布里克说很容易就能使她在出演洛丽塔的角色时显得更加幼小和邋遢，他已经签约聘用她饰演洛丽塔这个角色。总的看来，我对事情最终发展的方式还是觉得相当满意，于是在十月十二日下午，我和我妻子乘上超级列车(一八一号车厢，BF号卧铺套间)前往芝加哥，在那儿转乘二十世纪有限公司的列车(二六一号车厢，J-K号卧铺套间)，并于十月十五日上午八点半抵达纽约。在这段气象壮观的行程中——接下去的说明只会引起那热诚的超感觉论者的兴趣——我做了一个梦(十月十三日)，在梦中我看见写着下面这样一句话：“他们在收音机里说她像莎拉·富特一样自然。”我从来不认识一个叫这么个名字的人。

自满是一种只有在回想时才会出现的情绪：在弄清这种情绪前，必须先把它砸成碎片。我的这种情绪要持续一年半。早在十月二十八日(纽约罕布什尔饭店，五○三号房间)，我发现我的小本子上用铅笔写着下述计划：“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一场恋爱——这只是对一首逐渐写成的短诗的详尽的评注。”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购买洁牙线、新的夹鼻眼镜、防晕药，上船前在码头上行李管理员那儿托运大黑行李箱子，A层甲板，七十一号房舱”)十一月七日开到瑟堡，让我们在那儿下船后不久，这首“短诗”就开始变成一首很长的诗。四天以后，在米兰的萨伏依亲王饭店，接着整个冬天，在尼斯的一套租借的公寓(英国人海滨步行大道五十七号)里，后来在泰辛、瓦莱和沃州(“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搬到蒙特勒王宫饭店”)，我都在埋头撰写《微暗的火》，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总算写完。鳞翅昆虫学、对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这一巨大工程的校样所作的校改，以及修改一个难度很大的译本(《天赋》)占去了一九六二年春天的时光，那年春天，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蒙特勒，因而(除了谁也没有执意要我前往埃尔斯特里。这一事实外)，在英国进行的《洛丽塔》影片的拍摄工作都是在完全不为我的虚荣心所了解的情形下开始并完成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几乎与我们从圣纳泽尔。登上“尚普兰号”移居美国正好相隔二十二年)，“伊丽莎白女王号”又把我们送到纽约去参加《洛丽塔》影片的首映式。我们的房舱(主甲板，九十五号房舱)完全跟我们一九四。年在“尚普兰号”上的房舱一样舒适，而且，在事务长(或者船上医生，我的潦草的字迹难以辨认)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他转过身子对我说：现在你身为一个美国实业家，一定对下面的故事(没有把故事记录下来)十分欣赏。六月六日，我重访了过去我常去的那些场所，上美国自然博物馆的昆虫学部，把一些查普曼小灰蝶的标本存放在那儿。那是上一年四月在尼斯和格拉斯之间的野草莓树下抓到的。电影的首映式(罗尔斯州立剧院，西百老汇大街与第四十五街交汇处，正厅前排东二号和四号座，“糟糕透顶的座位”，我那直言不讳的记事册上这么写道)在六月十三日举行。许许多多的人正在等着一辆接一辆停下来的豪华高级轿车，我坐在小汽车里，也跟那些影迷一样心情急切，头脑单纯，他们朝我的车子里张望着，希望瞥见詹姆斯·梅森，但却只看到一个希区柯克的替身演员的平静的侧影。几天以前，在影片私下放映时，我发现库布里克是一个了不起的导演，他拍摄的《洛丽塔》是一部由几个极为出色的演员主演的一流影片，影片只采用了我的剧本的一些不完整的零星片段。这种修改，对我最满意的微小的收获所作的点窜，删去全部场景，添加另外一些新的场景以及各种其他的改动，可能还不足以把我的姓名从电影摄制人员的名单中删除，但这无疑使影片对我原来所写的剧本而言，就像美国诗人所翻译的兰波。或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一样毫无忠实可靠之处。

我要赶紧补充说，目前我的这种看法决不应被看作我心里怀有什么为时已晚的怨恨，或对库布里克的创作方式嗤之以鼻。在把《洛丽塔》改编成具有台词的电影时，他从一个方面去理解我的小说，而我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就是这么回事。你也不能否认，对原作的无限忠实可能是作者的理想，但结果却会造成一个制片人身败名裂。

我最初看到影片的反应既有恼怒、失望，也有勉强感受到的愉快。我觉得不少与正题无关的创意构思(比如恐怖的来回推搡的场景或在浴缸里狂热地痛饮威士忌的场景)十分适当可喜，而另一些创意构思(比如塌陷的行军床或莱昂小姐精致睡衣的饰边)则令人讨厌。大部分场景实际上并不比我为库布里克十分细心编写的要强，我一边为浪费了我的时间而深为惋惜，一边又对库布里克的毅力不胜钦佩，因为他前后有六个月都在忍受着一件无用的作品发展成形的折磨。

可是我错了。我回想起在小山上得到的灵感，蓝花楹树下的草坪躺椅，内在的动力，满足的心情，不久那种恼火和失望就平息了。倘若没有那一切，就不可能完成我的工作。我暗暗提醒自己，毕竟什么都没有浪费，我的电影剧本仍然完好无损地放在文件夹里，有朝一日，我可以把它出版——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怒气冲冲地批驳一部精美的影片，而纯粹是作为我的一部旧作的一个轻快活泼的变体。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于蒙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