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兼具广阔历史胸怀与严谨学术态度的力作，它由耶鲁大学杰出的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编著，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实物图表、详实的史料考证，有取舍的描绘了今天各种重要金融制度、技术和产品的历史渊源，展示了4000年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金融创新的道路，揭示出“这个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创新过程的基础只是几个基本原理”，从而再次验证了“太阳底下没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从美索不达米亚利息的发明、中国纸币的使用，到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及全球金融证券的创立……《价值起源》将带你纵览世界金融史上一系列重要的金融创新活动，正是这些金融创新改变了世界。

由罗伯特·希勒、尼尔·弗格森、瓦莱丽·汉森等世界上最杰出的专家撰写，并配以100多幅重要金融文件的彩色图片加以说明（包括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价值起源》研究了人类4000年的金融发展史。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贷款、利率、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公司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许多重要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古罗马如何发展了与现代公司非常相似的早期股份融资形式；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家现代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融资工具，正是这些工具推动了欧洲人的全球探险和殖民扩张。我们还会接触到一些非凡的金融发明家，比如13世纪的意大利人斐波纳契，他在金融数学上的杰出贡献，成为西欧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后期西方的金融发展超过了东方。我们甚至还能看到，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今天仍在支付着利息的、荷兰理性时代发行的“永久年金”。

《价值起源》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金融创新的故事，剖析了人类金融史上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片段，这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现代金融革命。

《价值起源》序

导论　金融创新史导论

第一章　利息的发明

第二章　罗马股票

第三章 中国唐朝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

第四章　中国纸币的起源

第五章　用纸币支付

第六章　从符木、债券设计到富兰克林的印刷机

第七章　斐波纳契与金融革命

第八章　意大利城邦的政府债券和政府债务

第九章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风险股份

第十章　历史上的永续年金

第十一章　现代期货和期权交易的摇篮：阿姆斯特丹

第十二章　早期现代欧洲年金

第十三章　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劳

第十四章　美国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的发明

第十五章　共同基金的起源

第十六章　大西洋票据和美国资本市场的诞生

第十七章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

第十八章　第一只欧洲债券

第十九章　二十世纪的德国债务

第二十章　利奥波德国王的债券

Notes

索引

196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在新疆吐鲁番盆地以东大约10英里的阿斯塔纳(Astana)墓地的一座坟墓中发现了一组口述记录，描述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些贸易活动情况。这些文件表明，中国的唐朝帝国(618—907年)为了处理本国臣民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冲突而设计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相当复杂，当然，其他国家也有着同样复杂的法律体系。正是这些创新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商业交易活动，推动了7世纪和8世纪中国与中亚地区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当时，唐朝向中亚地区投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支持由其派驻在那里的官员和驻军。吐鲁番盆地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绿洲，大约有4000人口。今天，它坐落在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从公元500年开始，吐鲁番就曾经是独立的绿洲高昌王国的首都。不久之后，唐朝帝国于618年建立。唐朝皇帝试图说服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诸多绿洲的统治者承认其君主权位——他与顺从者签订和约，对不顺从者派军队征服，就像征服高昌王国一样。640年，唐朝军队进入高昌国，从那时起，吐鲁番成为唐朝帝国300多个辖区中的一个，完全服从于中国法律。

吐鲁番位于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陆路商路上，经由敦煌和喀什葛尔的北线将唐朝首都长安(今中国陕西省的西安市)与其主要贸易伙伴连接起来。当时的长安是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十分繁荣的大都市。长安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古索格代亚纳(sogdiana)的城邦国家，在这个地区里居住着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和塔吉克斯坦人。在帕米尔高原的中国一方，商路连接着人们定居的绿洲。

索格代亚纳居民因为说索格代亚纳语而被称作索格代亚纳人。索格代亚纳语也就是伊朗语，它不同于波斯语，但与之有一定的联系。索格代亚纳人居住在伊朗人世界的最东部边缘，其中心位于远在西方的伊朗的法尔斯(Fars)地区。萨珊皇帝(224—651年)曾统治过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地区，但是其统治下的领土没有延伸到索格代亚纳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是由一些独立的国王统治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是当时索格代亚纳最主要的城邦国家。

索格代亚纳人是真正的国际商人，他们了解伊朗人和中国人的城市和文化。至少在4世纪，索格代亚纳商人就已经活跃在中国许多地方。7世纪之后，在伊斯兰军队的进攻下，索格代亚纳商人成了难民，他们的移民步伐因此而突然加快。

索格代亚纳人是带着他们自己的法律体系进入中国，并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活动的。他们的法律体系吸收了古代索罗亚斯德的思想。㈩索罗亚斯德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索罗亚斯德的教义认为，说实话是最高的美德，统治者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实现正义，以增加这个世界上美德的力量。直到今天，人们对索格代亚纳的法律体系仍然知之甚少，主要原因是索格代亚纳的法典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被保存下来的只有少数用索格代亚纳语言写成的契约。

索格代亚纳法律与萨珊皇帝的法律大概有很多重复之处。萨珊法典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萨珊法律的基本原则在7世纪的《千案记录簿》。和9世纪的《百科全书》中被保存下来了。《千案记录簿》记录了不同题材案例的简明判决，包括对宗教神殿的保护、遗产、婚姻等各种各样的契约。尽管萨珊法律承认口头协议，但是在大多数案例中，契约各方都写下书面协议，在证人面前签约并将契约保存在留下记录的图书馆(登记处)中。

阿斯塔纳文件

在吐鲁番发现的几乎所有文件都被埋葬在了阿斯塔纳的墓地之中，除了一张索格代亚纳语的契约之外，这些文件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中文是唐朝的官方语言，甚至在被唐朝征服之前，当地的书写语言也是使用中文。阿斯塔纳墓地保存着从3世纪到8世纪的3000多座坟墓。1915年，奥雷尔·斯坦因报告说，这些陵墓都曾经被盗墓贼和早期的探险家盗窃过。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地区气候干燥，还是保存了大量物品，包括干尸、精制的丝绸、油漆木制小雕像，以及2000多件文件，这些文件主要用中文写成。这使它们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在从1959年到1975年之间挖掘的465座墓中，有202座墓发现并出土了这些文件。这些文件的出现证明了吐鲁番人民的独特习惯：把死者葬于用回收纸张做成的鞋子、帽子和带子之中。通常，这些回收纸张的一面或者两面都写有东西。

至公元3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工匠已经学会了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在5000年前发明的。包括政府文件和私人材料在内的、所有用过的纸张都没有被丢掉，而是以各种方式加以处理后，再次重复利用。有时用过的废纸被制成了寿衣，写有字的一面通常被漆成黑色以模糊那些字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有一些字仍然清晰可见，通过把这些制成衣服的纸片拼接起来，考古学家们曾经恢复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尽管来自阿斯塔纳的很多历史资料丢失了，尽管当时中国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其中的九张纸片与丝绸之路上的一次争议有关，这次争议是关于一位中亚商人未能收回他的中国伙伴向他的借款，在它们中间，尺寸最大者长14英尺，宽11英尺，由于尺寸过大，不会是鞋底，尽管鞋底是吐鲁番最常见的陪葬品。它们来自一件缝制的纸制衣服，在有些照片中，针痕依稀可见(见第50页，沿着文件的底边有两行针痕)。难道它们曾经是一件纸衬衫的一部分吗？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定。尚且没有关于该遗址的出版物描述在第61号墓中发现的纸制品，或者解释这些文件来自哪一件出土物品。

在与争议有关的9个文件中，其中7件背面写有文字，包括徭役名单和来自其他案例的宣誓书，这座陵墓中的其余11个文件(与贷款争议无关)也都是名单或宣誓书，这表明墓中的东西都是用政府机构丢弃的纸张制作的，而这个政府机构很有可能是一个法院。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些的日期为665年，而这个墓中有一个日期为673年的比塔饼，由此我们知道这次争议事件发生在大约665年到673年之间，这个陵墓是在673年被封口的。P45-48

金融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当然不仅是消极冲击，也必然有正面影响。比如，由于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对金融的阅读兴趣大增，一时间，金融文章覆盖了报纸、互联网，相关书籍摆满机场书店，甚至在大众超市也很醒目，真是洛阳纸贵。只是，稍微细看，会发现尽是以“战争”为名的书，“金融战争”、“货币战争”、“资本战争”、“股市战争”、“超限战”、“保险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本来当今世界平平和和，十分万幸，但灌满“阴谋论”的这些书，却让人感到处处硝烟弥漫，战火)中天。遗憾的是，这些“阴谋论”除了让社会过一次戏剧性的虚幻瘾外，其实际效果是，让本来就缺乏金融基因的社会错失了正面了解金融的机会，“阴谋论”是智力麻醉剂，使人以为可以由此逃离现代经济，躲回传统。其实不然。

相比之下，反倒是晚清的洋务运动者，不沉浸于“阴谋论”的智力鸦片之中，而是从正面理清现代金融之威力，挖掘中西大分流中之金融奥秘。在当时知识和信息那么局限的情况下，连晚清的智者都知道，“强国梦”不是靠陶醉于“阴谋论”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必须学几招、几万招才有可能。19世纪末期，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评论道，“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万里膏腴之壤，不藉国帑，藉公司者。英人初辟五印度是也；有通终古隔阂之途，不倚官力，倚公司者，法人创开苏彝士河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可见，薛福成很早就认识到，东西方之所以出现大分流，西方近代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金融方式，亦即公司与其可以广泛交易流通的股票。

从《价值起源》中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对东西方历史大分流做出过贡献的，除了薛福成强调的公司证券——股票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当然，对这一结论，一些同仁或许有异议，因为正如本书作者之一William Goetzmarm在好几章中介绍的那样，中国于宋朝发明纸币，也属世界上最早，而纸币是所有金融证券中最简单但也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证券，因此，中国当初在金融创新上走在世界前面，而不是落后。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会因为金融创新上与西方的分流，进而导致在其他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东西方大分流呢？宋朝之后，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停顿了，而那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的中期，他们在比纸币更为丰富的证券创新上变得特别活跃，先是于13～14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相配变革创新。

从现代金融于1860年代进入中国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半世纪。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冲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股灾与各类金融风暴、美国每十年左右的金融危机，等等，可是，到最后，不仅没有哪一次危机卡断人类社会跟金融的关系，而且，每次都提升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对现代金融的依赖度，并且进一步把各国间的经济竞争转变成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又最终以各国的金融发达度来具体体现。2007—2009年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百年不遇，冲击力的确不小，但最终也不仅不会毁灭金融，反而会深化人类社会对金融的依赖。

那么，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金融创新自远古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将继续带动其未来进程？《价值起源》对这些以及相关问题作出回答。本书一开始，便给出理解金融创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把各种错综复杂的金融创新放到一个总体框架中，让我们全方位地看到金融创新的必然和价值。为了具体介绍、讨论金融创新，书的两位编著者——William Goetzmann和Geert Rouwenhorst——选择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熟悉的金融品种作为金融创新案例，包括货币、纸币、债券、股票、基金、期货、期权，等等，以此对金融的一般性道理进行展开。虽然这些证券已经太习以为常，但是，它们是怎么来的？在哪里并且是什么社会与经济背景下出现、发展的？金融创新的背后隐含着什么人类历史、社会变迁的道理？在成千上万的人类金融创新尝试中，为什么偏偏这些创新能够生存发展下来，而其他的却渐渐消失？仔细了解每种金融证券发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不仅能把表面看似枯燥的金融工具、金融理论模型变活，加深我们的整体知识，而且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波、下几波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果缺少现代金融视角，人们会难以看清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货币的起源同时是价值的起源，也就是说，在货币出现之前，虽然“东西”有价值，但因为没有跨越“东西”的通用价值度量衡，而无法得到具体的度量。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不仅度量价值的工具、手段得以升华，而且使价值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配置交换变得越来越便利。结果是，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拓展延伸，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配置不断得到优化，此即金融创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理，也是《价值起源》所展示的金融逻辑。

《价值起源》的价值是多维的，不仅为我们详细解读今天已普及的金融证券的来历，而且也是一部最为权威的从金融视角看世界历史的著作。特别是，一般的金融史著作，要么只谈中国的金融史，要么只谈英国、美国或者意大利单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史，而《价值起源》把世界各国都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看看过去五千年中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到中世纪西欧、到20世纪的金融创新，是如何推动世界进程的。

本书的两位编著者都是我在耶鲁的同事，他们既是现代金融学研究领域的领头人物，又是新一代金融史研究的推动者。《价值起源》这本书可以说是最经典、最贴切地综合了他们两人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学术视野。 我尤其要说的是，自1986年至今，William Goetzmann一直对笔者影响很大，是他让我看到学术之林居然能有这么深、那么广，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

1986年，我和William Goetzmann一起进入耶鲁大学的管理科学博士班，当时，我们可以选择金融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运筹学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作为专业。在他的建议下，我选择了金融经济学专业。后来，由于我的工科背景，一直到2000年前，我所关注的基本都是纯技术性的金融理论。2000年中的一天，在耶鲁校园里的一条街上，我碰到William Goetzmann，他当时正手拿一本书、兴冲冲地从邮局往办公室走。见到我，便高兴地把书摆在我的眼前，说：“你看看，这是齐国管子的经济著作，他说到的关于齐国货币政策、公债举措，是多么精辟呀！”——他这么一说，倒是让我为难，因为作为中国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管子的经济思想是什么，更谈不上对他讲的内容作出回应，而他作为美国人，却对管子是那么着迷，还在办公室里给我讲解商周时期的硬币、宋代的交子、明代的纸币，他的办公室就像世界金融博物馆，摆满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朝代的钱币、债券、股票、期权正品！

到2001年，他又写出了两篇关于19世纪上海股票交易、中国债券市场起源的论文，再次冲击我的思路，因为这些都是我原来一无所知的。当时就想，我学了这么多的金融理论，也发表了好些学术论文，但对数理金融理论背后的真实金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却一问三不知！尤其让我感到羞愧的是，自己对中国的金融史、经济史甚至一般历史，了解得如此之少！  受到William Goetzmann的启发或者说刺激之后，我的金融思考和学术视野在不知不觉地转变，拓展到技术金融之外，以至于今天，我能从历史和大社会背景下理解金融，或者说从金融交易的角度解读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金融的世界还可以这么丰富多彩，这真是我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而我这些年能够走过这样的学术与思考历程，还真要归功于William Goetzmann！

他和Geert Rouwenhorst编著的《价值起源》，以最系统的方式把他们的学术追求和敬业精神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么多年里，能够跟耶鲁大学众多一流学者一起学习、共事，近距离体会他们的敬业和对知识的痴迷，真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我希望许多朋友、同仁也能够从《价值起源》中感受到这些，因为《价值起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中国社会和个人今天需要的知识，而且也包括真正学问人的最高境界。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010年3月30日

《价值起源》对我们理解人类的金融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使我们联想到跨越欧亚大陆的纽带，比如，中世纪早期欧洲人使用的符木可能起源于中国，意大利商人使用的数学公式源于古印度数学。它回答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学问题，比如13世纪的东西方文化的分岔，包括中国与西欧国家的金融政策向着不同方向的发展。珍贵的文件和图片使读者有机会看到来自遥远过去的记录，它像今天的金融创新一样，也需要创造力。

——《战争主办者：皇帝查理五世》的作者　詹姆斯·特雷西

一部精彩而深刻的著作，有助于理解当代金融体系演化过程。它的广阔历史背景使读者可以看到一幅金融史的全景图。

——《经济学家》主编 马修·毕晓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