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结合在一起，用自己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本书是其写下的最为光彩灿烂的随笔经典。

史铁生用自己残缺的身体，用他生命中最精华的思考，回答了一些关于“灵魂的事”——生、死、爱、性、记忆、信仰、写作、故乡……那是一个经历了一次次死亡的人在面对生命时最真实的话。

有些文字，当你用心阅读时，你会突然觉得身边寂然无声，你的肉身与灵魂、你所有的情绪将在这些清澈透明的文字面前无处遁形，你对你自己的存在与处境再也无法视而不见，你因此陡然变得清醒，你的肉身与你的灵魂相视而立，旁若无人，你的肉身热爱你的灵魂，你的灵魂订制你的肉身，四周空旷，内心孤独，生命宁静致远。

史铁生的文字恰好有这种力度与厚度，他的这本随笔集，再一次向我们昭示生命的秘密，书中每一段文字似乎都散发着他的精神体温，乐观又温情。

1 重病之时/1

2 好运设计/4

3 爱情问题/23

4 记忆迷宫/34

5 私人大事排行榜/41

6 皈依是一种心情/54

7 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90

8 灵魂的重量/97

9 说死说活/133

10 康复本义断想/140

11 神位 官位 心位/146

12 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152

13 上帝的寓言/161

14 复杂的必要/163

15 宿命的写作/165

16 想念地坛/176

17 消逝的钟声/181

18 我与地坛/184

19 关于《务虚笔记》的一封信/203

20 秋天的怀念/212

21 庙的回忆/214

22 活出爱/224

23 信仰是自己的精神描述/237

24 我二十一岁那年/242

25 无病之病/254

26 三月留念/258

27 老家/260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代后记)/267

要是今生遗憾太多，在背运的当儿，尤其在背运之后情绪渐渐平静了或麻木了，你独自待一会儿，抽支烟，不妨想一想来世。你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甚至是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你不妨试试。在背运的时候，至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剂良药——先可以安神，而后又可以振奋。就像输惯了的赌徒把屡屡的败绩置于脑后，输光了裤子也还是对下一局存着饱满的好奇和必赢的冲动。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吗？无非是说迷信，好吧你就迷信它一回。无非是说这不科学，行，况且对于走运和背运的事实，科学本来无能为力。无非说这是空想，这是自欺，是做梦，没用，那么希望有用吗？希望是不是必得在被证明了是可以达到的之后才能成立？当然，这些差不多都是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哪想得起来这么多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只是想走运有多么好，要是能走运有多好。到底会有多好呢？想想吧，想想没什么坏处，干吗不想一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我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蠢事。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生来就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他可能因此在兄弟姐妹之中是最不被父母喜爱的一个，他可能因此常受老师的斥责和同学们的嘲笑，他于是便我们谈论命运，似乎它是某种惩罚我们的东西，然而却忘记了我们活着的时候每日都在创造命运。更加自卑，更加委顿，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相当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是他的罪过？不是。好，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有个漂亮姑娘爱上他却又赢得多少人的惊诧和不解，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长得千万别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为什么就该他常遭取笑，常遭哭笑不得的外号，或者常遭怜悯，常遭好心人小心翼翼的对待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跑得也快跳得也高，气力足耐力又好，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的体会尤甚。譬如写文章，有的人写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可我连续写上三四个钟头眼前就要发黑。譬如和朋友们一起去野游，满心欢喜妙想联翩地到了地方，大家的热情正高雅趣正浓，可我已经累得只剩了让大家扫兴的份儿了。所以我真希望来世能有一副好身体。今生就不去想它了，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英俊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既然是梦想不妨就让它完美些罢。何必连梦想也那么拘谨那么谦虚呢？我便如醉如痴并且极端自私自利地梦想下去。

降生在什么地方也是件相当重要的事。二十年前插队的时候，我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那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上学，自然也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便只可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如常地流逝，然后他们长大了，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逐步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可以料到，他们也将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而人为什么要活这一回呢？却仍未在他们苍老的心里成为问题。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呢？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有变化，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地长大、老去，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或许这倒是福气？或许他们比我少着梦想所以也比我少着痛苦？他们会不会也设想过自己的来世呢？没有梦想或梦想如此微薄的他们又是如何设想自己的来世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的来世不要是他们这样，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哪儿好呢？是不是生在大城市，生在个贵府名门就肯定好呢？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财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备受宠爱备受恭维的环境中长大，你从小就在一个五彩缤纷妙趣频逢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不过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几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固然他们之中也有智能超群的天才，也有过大有作为的人物，也出过明心见性的悟者，但毕竟几率很小比例很低。这就有相当大的风险，下辈子务必慎重从事，不可疏忽大意不可掉以轻心，今生多舛来生再受不住是个蠢材了。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这样的位置怎么样？嗯，不错。

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这位置如何？嗯！不错，好！

既有博览群书并入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可好？好。确实不错。好虽好，不过这样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下辈子。在来世。只要是好，咱可以设计。咱不慌不忙仔仔细细地设计一下吧。我看没理由不这样设计一下。甭灰心，也甭沮丧，真与假的说道不属于梦想和希望的范畴，还是随心所欲地来一回“好运设计”吧。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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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

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

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

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它，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它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它，去寻找它，看望它，甚或去投奔它。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扑棱棱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它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它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它们依然存在？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群，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连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它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史铁生说，我们找个通风的地方聊天吧，在房间里我会喘不过气来——这是他的身体现状。

清晨的广州，还有着蒙蒙的雾气，南方的潮湿，让这个久居北京的人，难以适应。我推着轮椅，走在酒店一楼的回廊里，不远处阳光打在细碎的青草上，凉风轻拂。这个几乎与我父亲同龄的北方男人，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缓缓前行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久违的感动——他如此乐观。

他说他喜欢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用作品照亮了宇宙。而史铁生，照亮的是人类的心灵。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录音质量，他将录音机拿在了手里，我竟忽略了这点。我们的交谈始终很愉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流逝，他叹了口气，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当我们问到什么时候不用做透析时，他说，到死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他却呵呵笑了起来——他对死如此从容。“我不想居住在一个有名的地方，我要让我住的地方变得有名。”—— 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了史铁生和地坛。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地坛以前是一片荒地

记者：首先恭喜您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这个奖在您心中的分量如何？

史铁生：这样的文学奖是头一次办，以前像这么隆重的奖好像还没有。我了解到这个奖的宗旨是“公正、独立和创造”，“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它的出现，我在答谢词中也写了，我觉得应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改革说到底是一句话，就是建立公正、透明的规则。所以我认为，这个奖要是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应该可以成为各种评选制度的典范。

记者：以前的文学奖都是文坛内部的圈子化的东西，作为传播媒体的《南方都市报》来创办文学奖，是否能够跳出圈子，代表某种民间立场？

史铁生：对。因为过去的评奖，一般是在作协这样一个机制内进行的。现在一个是企业赞助参与颁奖典礼，另一个是媒体自己斥资来设立奖项，参与评选的人比较广泛。这可能也是他们追求公正、独立和创造的一种方式。

记者：多年来，您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但是您获得的文学奖却不多，您怎么看这件事？

史铁生：也有，也有过。我的东西是不是读者面不是很大？好像是

这样：喜欢读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干脆不看。

记者：但是您的《我与地坛》的影响是很广泛的。

史铁生：有时候可能是碰上一个机遇。正好那年发表的时候，没有

什么奖。

记者：我记得有人这么评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史铁生：那是韩少功说的。韩少功这句话快成了我这篇东西的广告语了。他这话比我的作品传播得还广(笑)。

记者：现在地坛怎么样？

史铁生：现在修得已经比较规整了。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是一片荒地。门上挂的是“地坛公园”，实际上也不收票，很多人从里面穿行。白天的时候，好像没人。我在那里看书，包括有些东西也是在那里写的。那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儿待了十五年。

思想不妨先锋一点，行为不妨保守一点

记者：我对您的一句话很感兴趣，“大家都生活在生活中，这样的真

实如果够了，那还要文学干嘛？”但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我和地坛》和《病隙碎笔》影响却是最大的，反而虚构的小说却没得到这样的关注。大家从您的散文随笔中看到您的生活和思考，也认同这种真实，这与您的

话好像有冲突？

史铁生：其实我觉得也不冲突。就算是写实的，也有生活里不被发

现的东西。我就觉得真实应该算文学一个很好的品质，但不应该算文学

的最高标准。如果仅仅是真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其实文

学更多的是梦想。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我还有一

个长篇叫《务虚笔记》，其中也写到，其实一个人的很实的生活是很少的。

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

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

记者：也就是说您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是两方面的。史铁生：真实这个词要是仔细追究起来，应该是一个被公认的真实。不被公认我们怎么能说它是真实的？所以我在《病隙碎笔》里也强调，“写作需要真诚”。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它一定正确，它很可能是一种探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索。你的梦想，你很难说它真实，但你完全可以说它很真诚。你再不着边际的梦想，也可以是很真诚的。可是在梦想里真的可以给生活开辟很多新的可能性。如果说仅仅是我们已经有了的东西，已经被公认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么它的领域可能被束缚得很狭窄。

记者：那您的梦想是什么？

史铁生：梦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他具体的梦想。但是说到文学的梦想，我想还是终极的问题：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你总归要为你的生活找到一个你认可的根据，你认可的目的。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的东西是你的目的，肯定你的愿望有很多是远远没有实现的，这都可以叫梦想。它跟做梦还不一样。当某一天你在干什么的时候，脑子会走神，会想起你的某种愿望，这都可以是梦想。这种愿望怎么实现，怎么不能实现，遇到什么困阻，这可能都是写作形成的。其实作家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看得更多，试图看得更仔细。有很多人是没有发表作品，但跟他聊起来，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非常美妙的，只是没写而已。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好。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你为什么开始呢？因为你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还没有被文字捕捉到，还没有形成文章，还不能表达。它只是在你的意识里，甚至在潜意识里。用我的话说，就是用文字把这些东西“捉拿归案”。你为什么有时候写着觉得不对？有什么不对？因为你的文字和你心里的东西不对。你觉得写得最得意的时候，对了！跟你心里头的对了，不是跟别的东西对了，是跟你心里的愿望对了。

记者：那您现在每天写作的时候，有这种“对了”的喜悦吗？

史铁生：太有了！没有的时候，你写了很多段都不对，不是它，所以你就把它扔了。终于对了的时候，你觉得太好了！今天有收获。你也许会说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为什么还非要写出来？实际上脑子里是个朦胧的东西，当你用文字把它“捉拿归案”的时候，不仅是“捉拿”给读者看，也是捉拿了给自己看。自己也会很欣喜，很惊奇，我终于找到它

了！

记者：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曾经有一个评论家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是什么让你保持了这种乐观的情绪？

史铁生：中国人都爱笑，咱们刚才也一直都在笑。乐观要看怎么理解，不是说笑就是乐观。

记者：您理解的乐观应该是怎样？  史铁生：我常说这样的话：“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那么写作也是那样。你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你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如果你觉得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吗要痛苦地活着呢？不过，傻乐可不成啊！傻乐不算是乐观。所以“悲观”“乐观”这样的概念放到文学上，应该有重新的定义。

人生来就有问题、缺陷

记者：最近跟一些朋友谈起您，他们一方面是关心您的《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二是想知道您的身体怎么样？

史铁生：所以我说这个奖对我鼓励特别大。因为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但是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二十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昨天我坐飞机到广州，因为贫血，缺氧，晚上都觉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说到一楼的花园来进行采访，空气好一点。很累，特别容易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在上飞机前一天我还去透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析了一次。这样，一星期三天就没有了。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

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从透析之后到去年，共有十几万字。

记者：这个书名就把您的写作状态概括出来了。

史铁生：对，这个书名自然而然地就呈现了。确实是“病隙碎笔”，

所以形式上也就一二三这么往下写。

记者：您的《病隙碎笔》出来之后，在哲学界、思想界引起了震动。

史铁生：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看哲学书看得少。我说那点零碎，人家大师全说过，我不过是把有的地方改得更容易懂一点。

记者：我看您的《病隙碎笔》，其实给我震撼最大的反而不是一些讨论生命本体这一类的问题，而是您在书中谈到的“残疾情结”。您非常坦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史铁生：ＯＫ，这个太好了！你注意到这个，我特别高兴和欣慰。好多人没注意到，但我很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个。其实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人，左右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我跟“残联”的接触很多，参加他们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

记者：就是说，他把残疾当成一种特权？

史铁生：对，当成一种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那你说健全人有没有类似的心理？也会有的。

记者：当您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会不会豁然开朗，觉得您写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史铁生：我想是这样。曾经一度，有的评论家把我的写作分成几个段，1985 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按照宗教的观点，就是“原罪”的问题。人生来就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所以您说，“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史铁生：对。你用什么证明神的存在？当你觉得自己是残缺的，而有一个不残缺的比照着的时候，神就存在了。

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忏悔、末日审判的思考，并引用了不少《圣经》故事，您是否觉得，宗教信仰不可或缺？

史铁生：宗教有很多，对宗教的看法也有很多，对神的看法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我不说宗教，我说信仰。我觉得人是应该有一个信仰的。信仰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我是残疾的，但有一个完美的境界存在，那么这就成为我的信仰了。所以讲信仰是一条路。我不喜欢那种功利的信仰，比如信到一定程度我就能如何如何了。我认为信仰和梦想差不多，没那么多实际的好处，它只是给你一种心灵的好处。

记者：说到神的问题，您有个朋友这样评价，“史铁生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您的解释是，证明神性比证明神重要。因为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为可怕。怎么理解您的这句话？

史铁生：信仰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我觉得“神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在中国文化里面，不说是缺失，也是一个很弱的部分。这么多年来，人们好像没有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一说神好像就是迷信。所以我觉得证明神不重要，咱们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先要看看神是什么样的，神在哪儿。

记者：那您觉得你的神是什么样的？在哪儿？

史铁生：我的神就是一种境界，在你想使自己达到这个境界的路上。所以有人说到达“天堂”，我说天堂就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在某一个地方。

记者：彼岸是只能去跋涉，但不能抵达的？

史铁生：对，不能到达。如果可以到达，就没有过程了，人也没有原罪了，人就成了神了。于是乎，神就被造出来了。只要有一个人到达了完美境界，这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了，你什么都不用去想了。所以人是永远不能成神的，因为神是对人的一种引领，你怎么能成神呢？所以任何人宣称人就是神的时候，我觉得就可疑了，就是心里想着干别的事了。

记者：您觉得中国人喜欢造神，是不是和这种信仰的缺失有关？

史铁生：有关系。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神是什么，好像从来没谈到过。

记者：我注意到有人对您的评价，“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论死是矫情的”。我从中看到一种危险，如果有一天，您发现自己被“神化”了，对您来说应该是件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史铁生：很讽刺，很讽刺。我说的是不要干这事，他们就把我推向这事。这是太讽刺了，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应该不会，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记者：您觉得有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的这种信仰问题？中国人需不需要自己的一个神？需要一部自己的《圣经》？

史铁生：这要慢慢来。我觉得谈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你看西方几千年来的信仰发展，哥白尼和他的同党也不都被迫害了吗？也有很糟糕的时期。它为什么能最后走出一条路，至少有一个分支是好的。我觉得是因为几千年没有断过，没有断了思考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尤其在二

战之后，有些人产生了疑问：奥斯维辛之后，还有没有神？这神对人间的事情还关注不关注？这引导他们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思考。而我们的信仰，咱们就说佛教断了大概上千年，就不再讨论了。

记者：您经常说你在贡献自己的迷途。您的“迷途”指的是什么？是不是也跟信仰有关？

史铁生：我的迷途可能从我坐上轮椅就开始了。那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然而然的问题就产生了：你为什么活着？如果活得很快乐，你活着是有明显的道理，可你这样的还要活着，到底为什么？可能所有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人类的信仰也好，哲学也好，可能开始都源于这一疑问。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就是说为什么人要活着，而不去死，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追根溯源，我想哲学和宗教就开始了。所以，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因为人永远不可能圆满。当人类完满，人类也就结束了。

不知死，安知生

记者：通过写作，您体会到的还是荒诞吗？

史铁生：人生还是有许多荒诞的地方，这不宜深说。一深说，你会觉得我是个非常悲观的人。

记者：那您在地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百无聊赖？

史铁生：没有，那时候一鼓干劲，没有看到荒唐。那时候好像目标很短浅，因此很坚定。所以你看那些科学家也是，一个小科学家非常乐观，而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种人，就难免有悲观情绪了。因为他看到了无限。当然，我这可不是自比。

记者：您的乐观和悲观好像一直是互相交织的，正如《病隙碎笔》封底的那句话：“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的灾难前都可能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再加一个‘更’字。”

史铁生：可能我们都没遇到过真正的灾难。困难不算灾难。记者：那在您看来，什么是灾难？史铁生：你先设想一下你忍受不了的东西。比如我在透析中心见过

一个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他肾坏了，又没有公费医疗，你说这个母亲怎么办啊？这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连人的生存平等权都尚未解决。

记者：那么顺便问一句，您的透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做了？史铁生：做到死就不做了。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能换肾，只能靠透析。

记者：贾平凹说，“病是小死，死是大病”。您认同他这个说法吗？

史铁生：病是小死，死是大病(笑)。这应该很对，应该是这样。也许有人一生不病，但是没有人不死的。可是人对死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孔子说，不知生，安知死？我是觉得，不知死，安知生？北京有句骂人的话，叫“你不知死！”

物质是没有限度的

记者：您很少参加文坛的会议、活动，您对很多人热衷于媒体炒作、拉帮结派有什么看法？

史铁生：我说一句可能会得罪你们做媒体的话。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咱们就说电视，我觉得电视就是把文化档次往下压。我觉得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

记者：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需要。史铁生：是一种需要。但在满足需要的条件下，应该让它逐渐往上走。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决定于最上，也不决定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

记者：可能这个水平是创作方面有问题，不是观众的问题。上海、北京最近上演了音乐剧《猫》，据说都取得了很强烈的反响，所以说在影视创作或者说文学创作上是不是存在一种误区？

史铁生：是这样，确实有些东西是属于少数人看的，有些是多数人看的。但不存在高雅的东西就一定要亏本的定论。现在这成了一种借口，说为了挽救一个企业，就消灭一个艺术，那也不成。像那几年演的《克莱默夫妇》，它不算最先锋的，也不是很低俗的东西，但它在中国很卖座。我觉得不要用“卖座”就把这个问题全掩盖了。“我们得活啊！”这话是没错。崔健说那些假唱的，“你们总说为了糊口，你们糊口要多少钱呀？”所以写作这个东西要有一个限度，物质是没有限度的。说到糊口，吃饱了也算糊口，天天吃鱼翅也算糊口。

记者：在他们的创作观念里面，就是中国的读者、观众比较傻。老是觉得搞深沉一点，读者理解不了，观众看不懂。这是不是对他们的一种低估？

史铁生：我觉得是低估，肯定有低估。实际上你想投其所好，说不定“投来”、“投去”人家反而不爱看了。人们想看一个东西，肯定想看高于自己，出乎自己意料的东西。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什么，你们电影里还给我演什么，那还有什么意思？

性是爱的表达，是一种仪式

记者：读者关心的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您在这么多年生病的状况下，本身在生活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又写了这么多东西。对于您的生活也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好，写作也好，您的妻子应该给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她是否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史铁生：那是。尤其我肾坏了之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了，我可能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透析、睡觉，有精力的时候写东西。透析的时候最多只能看点报纸，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四百毫升的血都在体外。对于那种比较艰深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动，看到一半就非常累了。因为透析把你血里的营养也透走了，它没有善恶的选择，只有分子大小的选择。透完析就特别累而且饿，然后就吃，等身体补起来了，毒素又够了，又得去透析了。

记者：就是说，如果没有您太太，您这几年的写作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史铁生：肯定的。至少透析以后我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

记者：谈到家庭，您的作品有不少关于爱和性的精辟论断，您能不能用最简练的语言谈谈爱跟性的关系？

史铁生：现在我正在写一个这方面的小说。我本来在写一个短篇，写着写着成中篇了，再写着写着看样子要成长篇了。我觉得这两者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精神的，这是最简单的。我还说过一句：“性是爱的表达，是一种仪式，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说滥了就没意思了。”

记者：但现在好多人爱和性是分离的。

史铁生：对，有这种分离。分离也是不要紧的，我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

记者：你也会宽容这种行为？

史铁生：你不宽容也不成，它存在啊！

(本文访问者：《南方都市报》记者许庆亮、陈祥蕉)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

我喜欢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他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

——陈村

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