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第一人称口吻，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胞姐卡佳从童年到中年直至离开人世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一位上个世纪之交不凡的女性，一种现代社会极为罕见的女性美，一颗坚韧不屈的心灵，一团在内心抗争中自燃自熄的火，促使我们对女性命运去做更深的思考。

本书主人公的实名是奥尔嘉·安德烈耶芙娜·伊林娜-拉捷维格。作者在意大利时，他的姐姐去世。1928年他在巴黎《最新消息》上发表过回忆姐姐的文章。次年发表了本书的几个章节。1930年全书脱稿，先在巴黎《当代札记》上发表，随即由该杂志社出版单行本。

前言

安娜·伊万娜的变幻

老校长

巨人之战

拉莉莎·西吉兹蒙道芙娜

我们步人生活吧

在贮藏室里

偶像

命运

卡佳拿定了什么主意

她真的出嫁了

我当了舅舅

宁静的港湾

冰冷的家

六十六

理智

她的一天

丽瑶丽奇卡不想吃粥粥

密侬舞

窗问墙有点窄不？

和大家一样

报告

女皇在招待会上

一小杯凉水

晚上，在家里

我不是全明白

去看妈妈

黎明之前

女皇为何哭泣？

一根头发丝

倾谈

最后一年

结幕

一棵落叶松

“卡佳，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唉，妈——妈，我忙着呢，我正在生个儿子。”

母亲忍住笑，尽量用认真而严厉的口吻说：

“妈妈叫你，就该马上过来才对。有的是时间玩儿。”

卡佳抱着个玩具娃娃跑进屋来，手里还拿着把大剪子。娃娃的头发是真发做的，可现在却被剪得长短不齐，一绺一绺地四下支棱着。娃娃的一只胳膊只剩下一根线连着身子，可怜巴巴地晃动着。

“你这是怎么搞的？”

“妈——妈，我给她剪了发。因为我呀，妈——妈，不想再要女儿啦。我已经有好几个女儿，女孩儿太叫人操心。所以，这个该是个儿子。名字也起好了，他叫谢廖沙。”

“她的两条小辫辫有多好啊，你给她剪了？”

“妈——妈，男孩儿不兴梳小辫儿啊！我还得给他把胳膊缝上，他好去战斗。我这儿子可勇敢啦，他能打败所有的人。”

“哎，小卡佳，随你吧。反正，依我看，可惜了儿的那些头发。”

“妈——妈，其实，我也觉得怪可惜了儿的。可您想想，为了孩子们……”

“嗯，好吧，去玩儿吧！”

母亲走进旁边的房间，从小床上抱起那个瘦小的婴孩儿；卡佳的小弟弟，看了看尿布是否湿了，然后轻轻亲了他一下，便给他喂奶。孩子今天很欢实，安安静静的，不哭不闹。母亲坐在安乐椅上似睡非睡，陶醉在幼儿身体的温暖和他那两只小手和嘴唇引起的酥痒中。喂好奶，她把孩子又安顿在小床上躺好，回自己的房间去。走过儿童活动室门口时，她看见小卡佳正把那个洋娃娃抱在怀里，装出一副困倦和疲惫的样子，慢慢地在屋里来回走。她的身子摇摇晃晃，嘴里还在喃喃自语：

“你什么时候睡着呀，嗯？你倒是什么时候才睡着哇？谢廖沙，你可真叫人受不了！你老是吃啊，吃啊，都快把我全吃掉了，可你还是不睡。我的腿都快站不住了。”

母亲暗笑，心想：瞧这小卡佳，什么都学大人。往后跟她在一起可得当心点儿。

谢廖沙终于躺进一个大纸盒子里安睡了。盒子里的另外几个洋娃娃伸着胳膊，瞪着眼睛，也都入睡了。卡佳唯恐惊醒她们，小声自言自语着，还举起一根食指像是在警告什么人。然后她踮起脚离开大纸盒，若有所思地停在了屋子中央。

倾听寂静是很好玩的。外面街上什么声音也没有，因为这是冬天，又下了雪，何况这条街本来就很安静。家里也很静。为了不让脚上的短勒皮鞋吱吱响，卡佳用脚尖轻轻地从屋中央走到门口，又走进隔壁房间，小弟弟正在那里睡觉。

其实，这个房间是不许进来的，除非妈妈领着。不过，踮起脚走，哪儿都可以去。她伸开两只胳膊保持平衡，蹑着脚一步一步走到婴儿床前，屏住呼吸，望着小弟弟那张遮在阴影里的小脸和压出些皱纹的小鼻子。她无限惊讶地，柔情脉脉地望着。她真想伸手去摸他一下，好确认这是真小弟弟，而不是洋娃娃；可是，不行，因为他会醒，会哭起来。

卡佳从这里又走进客厅。她坐到圈椅上，开始思索。此时此刻从卡佳全身洋溢出的那种静谧和庄严已经不可能再被打破了。必须得发生点什么事——那时便又能够玩耍、说话、东跑西颠了。卡佳在耐心地等待：会发生什么事？

今天卡佳一个人在家；妈妈让保姆领着妹妹丽莎散步去了。没让她出去，因为她昨天还有点儿低烧。当然，现在她全好了，本来完全能够跟她们一起去散步。不过，她也没有让时间白过：她改造好了那个早已玩够了的洋娃娃安娜·伊万娜，从而她跟前便有了个儿子谢廖沙。瞧着吧，丽莎散步回来准会大吃一惊！

“你猜，这是谁？”

“这是安娜·伊万娜呗。”

“不对，这是谢廖沙。”

“哪儿来的个谢廖沙？”

“是我刚出生的儿子。”

丽莎一定会十分惊讶！她万万想不出这样的主意。她那些娃娃住在另一个盒子里，从来不剪发，也不改样儿，连淘气都不会。全都是些女孩儿，她们连衣裙上的蝴蝶结一律是天蓝色的，太没意思了。

一听到脚步声，卡佳赶紧收回两脚，完全缩到圈椅里。要是保姆和丽莎从旁边走过去，谁也看不见她，那才叫妙！可是，老这样缩着也受不了，于是卡佳跳下来迎着妹妹跑去，妹妹身上的皮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毡靴上还带着雪。保姆嘘了几声：婴孩儿正睡觉，不许大声说话！而卡佳和妹妹已经在弯着腰看那大纸盒子了。

“你猜，这是谁？”

“安娜·伊万娜呗！”

“不对，这是谢廖沙。”

“哪儿来的个谢廖沙？”

“是我刚出生的儿子。”

大家惊呆的那一刻真是妙不可言！

卡佳高兴得哈哈大笑，用单腿在屋里跳起来。P1-4

我搁置译笔已十几年了。在并非生活必需的情况下，之所以在年逾八旬的去冬又接受这个中篇的翻译，不是还不服老，而是因为我初读原文后确实颇多感触，也受到启发。我在这里看到一位世纪之交的女性，一种现已极罕见的女性美，一颗坚韧不屈的心灵，一团在内心抗争中自燃自熄的火。它促使我思考当代生活中的许多问题。

作者在这里感慨地说：“生活的变化太大了。”可是，我觉得，尽管如今挣扎在商海、宦海等各种“海”中的人几乎无暇坐下来看看书，尽管从表面、从所谓“硬件”来看，生活的变化确实“太大了”，但社会和人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否则前入留下的描写社会和人的生活的书我们就会完全看不懂了；再说，即使变了，总有些人由于诸力的合力而被抛到岸上来做被迫的休整，而那些倦于挣扎的人也会利用海上的暂时平静回顾总结前一段航程；他们都会需要这类书，都会从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我寄希望于这些读者。

我想，与其在此赘言自己的感受或分析评论本书，我不如借用这点篇幅让读者多少了解一下本书作者，这或许是我对读者更为负责的态度。

本书作者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伊林，米·安·奥索尔金是他的笔名。

米·安·伊林的一生十分坎坷，但他一次次跌倒爬起来，以其坚定的人格力量越过各种磨难，保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和做人的尊严。作者的青年时代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和俄国国内的三次大革命——1905—1907年动摇了沙皇专制制度根基的第一次民主革命，1917年二月推翻了沙皇制度的第二次民主革命和同年10月列宁等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的许多熟人和朋友在1905年的革命中抛出了性命或者被捕入狱，被判刑，流放，处死。在以后的几十年动荡中更是如此。作者也曾三次坐牢，经过逃亡、被流放、被驱逐出境，最后这位坚定的爱国者却以无国籍身份寂寞地客死异国。

作者谈到自己的乖舛命途时，曾这样说：我经历了“几次坐牢、流放、驱逐出境、审讯、判决，以及强加在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身上的一切可能的嘲讽和捉弄。但回顾这一切时，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些过程中犯有懦弱或放弃的过错，或是有过畏缩不前的情形，我也从未企图隐瞒自己的观点，或以良心做交易来缓解自身的厄难处境。不，这种事没有过”。

米·安·伊林生于1878年俄历10月7日(公历10月19日)，出生在俄国乌拉尔山脉西麓的彼尔姆州的行政中心彼尔姆市一个原属世袭贵族的家庭。这个家族到了作者的祖父辈已经渐趋没落。作者的父亲安德烈·费奥德罗维奇·伊林自称是个“贫穷的小贵族”，作为司法工作者，他参加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思想上是个温和的自由派人物。作者的双亲虽然并不富有，但都酷爱文学。这对作者的一生不无影响。

奥索尔金这一笔名取自作者祖母的娘家(也是名门望族)的姓氏。作者一生用过不下十个笔名，但重要作品都用奥索尔金这一笔名发表，后来甚至在一些文件上也填写它，所以奥索尔金便渐渐取得了与实际姓氏同等的地位，以致1942年11月27日作者在法国沙布里逝世后就地埋葬时，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一个双重的姓氏“伊林-奥索尔金”。

对自己的所谓“高贵血统”，作者非但不以为然，反而“庆幸自己是个出生在边远省份广阔田野中的、不知农奴制为何物的孩子，并为此而自豪”。他认为，祖辈的贵族血统在自己身上“已被山泉与河水所净化，为松柏森林的空气所更新，正为此，他才得以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中始终不失为一个未被等级、阶层、种族等观念所扭曲的普通的大地之子，一个所有平头百姓的弟兄”。

作者十二岁丧父，家庭生计从此靠原也并不富有的母亲支撑。因此，他从家乡考取莫斯科大学法学系后，1897年开始的大学生活相当贫苦。但这个外省青年立即对首都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写了不少描绘莫斯科生活的短文、小品、通讯等寄给家乡的报刊杂志，所得稿酬对生活倒也不无小补。他五十岁时问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他热爱的莫斯科的一条街道——《西伏采沟巷》命名，不是偶然的。正是这部在美国获奖的作品牢固地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高尔基在与作者的通信中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同时也对作品构思表示过某些担心；关于“人”的问题，他们之间有过很有意思的讨论。

伊林从1902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他从而更接近了莫斯科各阶层的生活。他曾担任莫斯科高等法院的助理陪审员、商务法庭的诉讼代理人、孤儿案件审理中的监护人、商务经理人协会的法律顾问、救助贫民协会会员等职务——他认为这些工作“虽无多大收益，但却令人快慰”。

他的朋友中不乏1905—1907年革命的英雄，他深深敬佩这些人的心地纯洁和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精神。他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他起草呼吁书、传单、保管武器和印刷铅字，隐藏逃亡者，他的家是他们的秘密接头点。社会民主党人的委员会多次在他家召开会议。他不无自嘲地回忆说：“我记得，当时代号为弗拉季米尔·伊林的列宁同志也曾以他的光临使寒舍生辉”。但是，谈到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时，他只说：“自己不过是革命中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激昂的普通知识分子”。1905年12月他被关进塔甘监狱，等待他的可能是死刑。但他处之泰然，在狱中继续写作或翻译。半年后检察官奇迹般地允许他取保出狱，他得以迅速逃出俄国。待到沙皇宪兵队发现此事时，他已经由芬兰逃到意大利。

在意大利，伊林住在热那亚附近的小镇索里，参加了那里的侨民公社。他统计无马贫农情况，研究革命的民粹主义理论，对比思考东正教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公社不到两年便宣告解体。他从此便脱离侨民组织并决心今后也“在国外要远离他们”，因为他看不惯侨民界帮派林立、勾心斗角的“可悲景象”。但他对意大利很有好感，对意大利人的热情、好客、细致、周到甚是欣赏。不久，他成为全俄性大报《俄罗斯新闻》的固定通讯记者，不断向莫斯科发送有关意大利生活大事的稿件。这家报纸自19世纪70年代起几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机关报，主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1905年后转向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1918年被查封。他在该报前后发表四百多篇文章，后来他写了一本《现代意大利随笔》(1913)颇受欢迎。他承认自己在意大利的一段生活是幸福的，但这幸福却因他的流亡处境而蒙上阴影。

他是个爱国者，始终牵挂着俄罗斯和自己的故乡。只因高尔基根据其某个同乡的看法就指责“俄罗斯人缺乏乡情”，伊林同他进行过激烈的论战(1913)。他说：“我是俄罗斯人”，我的乡情就和“爱母亲的感情”一样。

1916年8月的《俄罗斯新闻》刊载了他一篇题为《祖国炊烟》的文章，引来大批读者来信，欢迎他回国。。他绕道法国、英国、挪威、瑞典和芬兰回到彼得格勒。凭靠国家杜马代表、俄国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瓦·亚·马克拉诺夫的庇护，他才免遭逮捕；但仍须处于半地下状态。当然，这并未妨碍他在国内的旅行。

1917年二月革命时他正在莫斯科。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特维尔大街人头攒动。那一天万众欢腾，到处是红袖标，是新生活开始的一天。实质上，光辉而洁净的也只有那一天”。

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他参加历史和文学史刊物《昔日之声》杂志的工作，同时也为《人民社会主义者》、《真理之光》、《祖国》、《人民政权》等报刊撰稿，还编辑《人民政权》报附加的文学专刊《星期一》。这一时期他充分发挥了社会活动热情和组织工作能力。他组建全俄记者联合会并出任它的首任主席，同时还担任全俄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副主席。他与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专家米·格尔申宗共同起草了作家协会章程。这一时期莫斯科出了他的好几本书，如《幻影》、《童话和非童话》等，但是他后来甚至不愿再提那些他在思想彷徨中写的书。他在同一时期还写了一本文献性小说《暗探局及其秘密》(1917)反映了他接触莫斯科暗探局的某些资料后的刻骨铭心的感受。这一内容在他20世纪30年代写的《结束之书》中得到更深的挖掘。

他在思想上未能接受十月革命。他陷于悲观失望，他甚至说：“把奴隶制换成新奴隶制，为此不值得献出自己的生命”。10月26日他发表题为《打就打吧！》的文章，说：“抵抗，这我们不需要从头学，我们很熟悉它”。但他只能用一种东西——语言来抵抗。他也确实以其特有的前瞻力进行了尖锐而鲜明的抵抗。可是这种可能性日益缩小：报刊一家家被查封，到1918年8月所有自由派报刊全被查禁了。于是他和文史哲各界知名朋友共同组织了“作家书亭”，这里便成了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一个独特的俱乐部。“书亭”尽量使一些老图书馆免遭洗劫，使一些文化人免于饿死，它收购他们拿来的书，尽可能付给高价。“书亭”成立了几个拯救俄罗斯文化小组，研讨宗教-哲学问题，还有各种爱好者小组。诗人勃洛克在逝世前几个月还在这里朗诵过自己的诗。伊林当时翻译的意大利剧本至今仍在莫斯科上演。“书亭”为保存作家的手稿做了大量工作。

1921年是苏俄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一年，也是伊林命运发生悲剧性转折的一年。这时地方上出现大批饿死人的现象，各地纷纷闹事。列宁因而决定改变过去做法，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7月21日在莫斯科成立了“全俄救助饥民委员会”，伊林参加了它的工作并负责其小报《援助》的编辑。委员会以俄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为首，吸收各界名人参加，包括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库斯科娃、扎伊采夫和科学院院长、慈善家等等，并受到东正教的宗主教吉洪的祝福。委员会立即展开工作，并以其巨大权威性迅速取得包括国际上的各方支持，数日内即往西伯利亚等地发出了几列满载食品的火车。不料，委员会成立刚刚一个多月，8月底它的成员开始遭到逮捕，工作突然中断。原来这是列宁早已预定的、“为了拿到几列车粮食”的一个政治策略。委员会随即以“不愿工作”的模糊理由被解散。

坚信自己是“在全民遭灾的可怕时刻，良心不允许袖手旁观”才参加这项工作的伊林深感遗憾，但他还是因此又被关进了人称“死亡之舟”的卢宾卡监狱。他早在1919年就在这里被关过五天，那次是由著名立陶宛诗人巴尔特鲁沙伊吉斯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共同把他保出来的，据说是出了点“小误会”。从沙皇时期的塔甘监狱算起，这是他第三次入狱。但这次各方人士(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的营救完全无效，身患重病的伊林还是被判处流放到远离莫斯科的边城(现今的约什卡尔奥拉)去。但他因病重未能到达，留在了喀山。1922年春批准他回莫斯科。他在乡村和医院等处隐藏了一个时期后只好去内务部机关报到。那里向他宣读了判决：限令一周内离开俄国；如不服从，将被处以极刑。虽说驱逐出境的期限依法不得超过三年，但口头对他的解释却是：“这是永久的。”最后检察官照例要求他填写一张表格，在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栏内，他填了“不胜惊讶”。当他向检察官声明不愿离开祖国时，对方表示无法理解：“怎么搞的，你还不愿意到外国去？”当局并不向他解释驱逐出境的原因，但显然是因为他被视为思想上的异己分子。他曾多次批评托洛茨基支持驱逐出境的做法，岂知这一做法最初是由列宁提出的，而列宁这时正在进一步改变想法，认为应该“扩大枪决的范围”，以代替驱逐出境。

不仅是伊林，当时许多被驱逐出境的人都认为离开祖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残酷悲剧，因为他们的一切都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不走，他们的命运会更糟。但在1922年夏秋时期他们只是感到痛心、屈辱、绝望。伊林登上了开往德国的轮船。伊林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触：“当她(祖国)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并不那么替她担心，但是，一旦你要跟她离开，任她去漂泊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在她身上。可是，我不是她的保姆，她也不是那么爱我的母亲。痛心啊！”眼望着祖国的岸边渐渐从视野中消失时，伊林举杯走到同船难友中间：“让我们为抛弃我们的俄罗斯的幸福干杯！”

他在柏林度过了冬季，其间曾去意大利讲学并做些编辑工作。但情绪总是十分压抑的，他把自己比作“一只折断桅杆扭弯了舵、失去了罗盘的小帆船”。这次连意大利(当时墨索里尼已当权)他也不觉得那么亲切了。

1923年秋他定居巴黎。这时巴黎侨民界的“气氛不仅是充满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动，而是最原始意义上的真正的反动”(尼·别尔嘉耶夫的话)。许多流落国外的人“被革命带给他们的痛苦遮住了眼睛，看不到整个世界”，只知道“哭泣、抱怨、请求”。在这种环境中，伊林坚持认为：“尽管布尔什维克掌了权，但俄罗斯依然留在俄罗斯，她在侨民心中并未迁到巴黎、柏林、布拉格。”伊林主张：虽然我们身居国外，要在“精神上回归”俄罗斯。他表述他的信念说：“对于‘您是什么人？’这一问题，不该回答‘对不起，我是俄国人’，而该简直地说‘俄国人’。”他也从不以政治观点左右其对作家的评价，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是统一的，高尔基、扎米亚金、布尔加科夫、布宁、库普林、列昂诺夫、费定等都是我们的人”。

他知道自己这种立场会受到“两面烧烤”：无论是苏维埃的还是国外侨民界的“必备观点全书”里都不会把它收编进去。当有人警告他：这样“你将永远孤独！”时，他反而讥讽说：“你怎么知道我有这种爱好？”他认为这种“孤独”状态会有助于他“避免感染歇斯底里、空喊口号之类的传染病，更好地工作和思考”。当然，伊林并不孤独，他受到文学青年的爱戴并尽量帮助他们。他被公认“不仅是俄侨文学青年的，也是全体俄侨青年的领袖”。

侨民报刊曾以恶毒的语言嘲笑伊林的“回归思想”。伊林是否想回国呢？他想。他被驱逐出境后十五年间一直保持苏联国籍并保有苏联护照。只是到了1937年苏联领事向他严厉地指出：他“不是站在苏联政策一边”时，这种情况才告结束。此后直至1942年去世，他成了个不持有任何护照的人。

尽管如此，他对故国人民及其大自然的眷恋和对文学界的关心未曾稍减。但情况却日益不遂人意。他不得不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在苏俄“书出了不少，却不见文学”。他猜到了一些情况，写过“沉默的意义”等文章。我们知道，那正是苏联当权者清除异己的做法登峰造极，冤狱不计其数，甚至老布尔什维克也遭到大量屠杀的时期。他无可奈何地承认这悲剧，经受着理智与良心的痛苦斗争，一颗心则仍牵挂着俄罗斯，相信俄罗斯。对于周围的“俄罗斯灭亡了，俄罗斯没有了”的叫嚷，他嗤之以鼻。他把个人和祖国的关系比喻为树叶之于树：“一片绿叶是否爱它那棵树？它是和树连在一起的，是属于这棵树的。只要它还连着，还绿，还有生命，它就要相信自己赖以生长起来的这棵树。不然的话，相信什么？不然的话，怎么活？”他就是这样热爱着俄罗斯。他说：“爱是不讲逻辑的。”

离开祖国之后，他一直在勤奋地工作。他在柏林、巴黎、布拉格、华沙、纽约、上海、斯德哥尔摩、里加等各国各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单在巴黎的《最新消息》报上就发表了千余篇作品。

本书主人公的实名是奥尔嘉·安德烈耶芙娜·伊林娜-拉捷维格。作者在意大利时，他的姐姐去世。1928年他在巴黎《最新消息》上发表过回忆姐姐的文章。次年发表了本书的几个章节。1930年全书脱稿，先在巴黎《当代札记》上发表，随即由该杂志社出版单行本。

许多流落国外的侨民乐于接受各方面的“资助”，伊林却“不愿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资助”。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对于像他那样只肯“为心灵工作”的人来说尤其不易。

他在30年代还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历史见证者》、《结束之书》，一个中篇《自由石匠》和三本短篇小说集。1931年他在巴黎《新报》上发表《论质朴》一文，表明了他走过的文学道路和他的创作观点，他说：“几乎每个作家都是从诗开始，从非质朴、从矫揉造作开始；在发展和成熟中逐步向苦心构思的散文过渡(绚丽的修饰辞、臆造的形象、巧妙的词语变换)；最后，如果他有此天赋的话，他才会接近崇高的质朴。”他认为主要的不在于文字游戏，而在于深度、意义、思想价值。1933年他在《伟大与渺小》一文中说：“只有不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当作宇宙中心的人，只有研究过去而为未来工作的人，才是明智的。”

伊林晚年在巴黎过的是远离政治的生活，埋头读书，不干预任何事，不打扰任何人。但多年艰辛努力换来的这点平静生活也未能持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法国日益危急，1940年6月他和妻子不得不离开巴黎，逃往法国中部一个小城沙布里。后来他们曾重返巴黎，但那里等待他的是新的打击：住房被查封，“三十五年间保存下来的几千封活人和故人(主要是作家)的信件被掠走了”。为了保持自由，他们只得又逃回沙布里。在这里他完成了堪称俄国回忆录文学顶峰的中篇《时代》。

伊林认为自己的创作目的是“不懈地探索真理”，是“播种爱”。

他在谈到库普林时说过：“人性是俄罗斯文学的基础。俄罗斯不会培养出冷漠的作家，不会培养出没有信仰的、不会爱的、不懂得牺牲精神的、不宽恕错误的、鄙视人的作家。有些人开始可能辉煌一时，但总是破灭得无声无臭。评论家尽可以撇着嘴哂笑，但世上的优秀书籍毕竟还都是由一颗颗伟大的心写出来的。”伊林-奥索尔金确实具有一颗伟大的心。

(上文资料基本取自奥·阿芙捷耶娃1999年发表的长篇研究论文)

译者

2005年9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