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坤编著的《领导干部读历史经典》针对领导干部的工作性质和特点,精选了中外历史上十部经典著作,分别侧重某一方面,摘录原文,全面释读,提供参考。这十部历史经典著作是:司马迁的《史记》,选文侧重用人思想;班固的《汉书》,选文侧重以民为本;范晔的《后汉书》,选文侧重崇尚气节;陈寿的《三国志》,选文侧重战略谋划;吴兢的《贞观政要》,选文侧重虚心纳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选文侧重恪尽职守;张廷玉等撰的《明史》,选文侧重廉洁奉公;希罗多德的《历史》,选文侧重西方文明的源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选文侧重多元文明的和谐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选文侧重全球化的演进历程。
《领导干部读历史经典》由杨林坤编著。
《领导干部读历史经典》辑选中外历史经典名著,并对之进行导读式的解读,为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经典著作提供指引,让党员领导干部原汁原味地体味经典中的精髓,以使他们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
“得贤才者得天下”,这是司马迁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贯穿《史记》众多史实的一根红线。比如,在记载战国时期秦国崛起的历史方面,司马迁就特别强调人才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个战国时期,《史记》记载了21篇传,秦国人物就占了9篇,即《商君列传》、《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通过这9部传记,不难看出,偏处西北的秦国之所以能扫平六国,与重视人才是息息相关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秦惠王重用张仪,造成连横之势,分化瓦解六国攻秦同盟;秦昭王信用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兵卒四十余万;范雎献远交近攻之策,南拔楚鄢郢,北困三晋,东破强齐,逐个击破了东方六国。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在吕不韦、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辅佐下,终于一统天下,北拒匈奴,建立了大一统的强大王朝。人才越多越好,司马迁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赞语中引用谚语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cui),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充分表达了治国平天下也非某一人一己之才智所能为的思想。
那么,统治者如何与人才相处呢?司马迁提出要“相知深厚”,“意气相投”。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司马迁通过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详细论述了君主与人才的关系问题,回答了“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所蕴含的深刻道理。
俗话说:“人与人的交往,有的到双方头发都白了,可是彼此的交情还像新认识时一般的平淡;有的只是偶尔在路上相遇,就停车交叉着车盖,热络谈论起来,好像多年未见的老友异地重逢一般高兴。”这其中是什么道理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知心不知心罢了。
邹阳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前,樊於期逃离秦国到燕国去,不久便肯把自己的首级借给荆轲,帮助燕太子丹实施刺杀秦王的计划。王奢逃离齐国到魏国去,为了不使魏国因他的原因而遭到齐国的进攻,竟不惜登城自刎,以阻退齐国的追兵。从王奢和樊於期来讲,他们跟齐、秦之君并非新交,而跟魏、燕之君也非旧交,可是他们抛弃齐、秦而不顾虑,为魏、燕死难而不吝惜的原因,就是因为魏、燕两国国君的行为合他们的心意,让他们感恩戴德,所以情愿以一死来相报。
以前,苏秦游说天下各国,对各国诸侯都不守信,可是对燕王却独像尾生一般的守信。白圭任中山将时,失守六城,可是当他逃到魏国,却为魏取下整个中山国。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其实是因为燕、魏之君,跟他们二人相知极深的缘故。何以见得他们相知深厚呢?例如,苏秦当了燕国的国相,有人就到燕王面前说他的坏话,燕王非但没听信谗言,反而按剑怒斥进谗的人,另外还特意宰杀心爱的骏马,赐肉给苏秦吃,用以安抚苏秦的心。白圭由于攻下中山国,地位极为显尊,于是有人就在魏文侯面前讲他的坏话,可是魏文侯不仅不怀疑他,反而赐以珍奇的夜光璧,用以巩固他的地位。不难看出,这些君臣彼此都能剖肝沥胆,互信互赖,因此,别人浮惑不实的话不能动摇他们的亲密关系。
“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女子的容貌不论是美或丑,只要一人宫门,便会受人妒忌;士人的才德,不论贤或不肖,只要一上朝堂,就会遭人嫉恨。邹阳又分析了司马喜和范雎两人的事例。从前,司马喜在宋国时,遭受被斩去双腿的灾祸,等他到了中山国,却当起了中山的国相。范雎在魏国时,遭受了肋骨被拉折、牙齿被打断的耻辱,可是他到了秦国却被封为应侯。为什么他们在宋、魏会遭到那样的灾祸呢?那是因为他俩都坚信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必有益于国君的计划,他们不愿阿附权贵,不靠朋党的势力,只想凭个人的真才实学和赤诚之心,以孤高独立的身份,直接同国君交往,可是他们却不免要受到嫉妒者的毒害。因此商末的申徒狄,劝谏纣王没被采纳,他就抱瓮跳河自沉。周末也有个叫徐衍的,见乱世不能容忍正直之士,就背负石头自沉海底。他们的行为虽然不见容于世,但他们的心却是唯义是趋,一点也不肯苟取。若是硬要他们在朝呼朋结党,凭借权势之助,以求改移国君的心意,那他们是宁死也不肯干的。 正是因为忠贞正直之士是如此的不肯趋炎附势,所以这些贤才的见用与否,就有待国君的赏识和破格擢用了。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秦穆公知道他是贤才,就把国政委托给他;宁戚喂牛于车下,齐桓公知道他非等闲之辈,就任命他为大夫。他们这两个人都没有依仗在朝为官的机会,也没有凭借左右侍臣的吹嘘,然后才受到两位国君的重用。而是齐桓公、秦穆公的心和他们的心灵彼此相通,行为彼此相合,所以彼此亲密的程度有过于胶漆的黏结,感情的深厚犹如亲兄弟一般不能片刻分离。这时候,君主和贤才彼此之间的感情也不是众人的话所能迷惑离间的啊。
因此,君主选拔和任用人才,要看彼此的意气投不投合,而不必看彼此的关系是亲还是疏。要是意气相投的话,即便北胡和南越那么疏远的人也可以结为兄弟,像秦穆公和由余,齐威王、齐宣王和越人蒙就是一个例子。要是意气不相投,即使是骨肉至亲,也会将其驱逐出门而不收容,像尧帝和他的儿子丹朱,舜帝和他的弟弟象,周公和他的兄弟管叔、蔡叔就是一个明证。如果统治者都能够有用人之明,而不轻易听信谗言疏远贤才的话,那么春秋五霸的事业岂在话下,而贤明盛世也是不难做到的啊!
由于“得贤才者得天下”是司马迁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所以司马迁也不忘提醒那些具有非分之想的人,要明晓臣子的职守,招贤纳才是天子应关心的事,普通臣僚不能插手。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指出,苏建曾经责备大将军卫青虽然极尊贵,但是天下的贤士大夫却不称赞他,他希望卫青能够效法古代名将招选贤者,并努力为之。没料到,这个建议遭到卫青的严词拒绝,卫青说:“自从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蚧厚待宾客以来,天子常常切齿痛恨他们的行径。关于亲近和安抚士大夫,招选贤才,废除不肖者的事,那是皇帝的权限,我们当臣子的只需遵守法度干好本职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参与和关心招选贤士的事情。”骠骑将军霍去病也仿效这种做法,得以免除皇帝对自己的猜疑。从上述这则史实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人才思想的本质,还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的。
如何使用人才,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时常关注的话题。
首先,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周文王在渭水之阳拜会吕尚,“与语大说”,“载与俱归,立为师”,而且赐号“太公望”,发出了“吾太公望子久矣”的感慨,充分表达了对贤才的企盼与礼遇。周公姬旦则时时盼望着人才,唯恐与人才失之交臂,因而不顾自己尊贵的身份,多次中断洗发和用餐,与人才会面,可谓盼才心切,用心良苦。秦穆公以五张公羊皮换回百里奚,看似无足轻重,实则是秦国与楚国斗智斗勇争取人才,防止优秀人才被敌国所用。当年届七十的百里奚归秦之时,秦穆公并不因其是奴隶而小看他,反而亲自为其解除罪责,恢复其自由身份,“与语国事”,“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
P20-22
华夏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积厚流光。生活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度里,难免不被其繁复绵长的历史文化氛围所濡染,因此吾国吾民自古及今都怀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情怀。读史使人明智,饱学使人通达。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勤政为民、执政兴邦的要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更需要读书学习,不断增强本领,从而认清发展大势、把握发展规律、统领发展全局、创造发展业绩。尤其需要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在人类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中提炼智慧和能量,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服务。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我们平时所云的“历史”,通常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历史就是过去,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时间存在,那么历史就不会消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的历史也会不断产生。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丰富的历史文物就是其载体。第二重含义,历史是一种记忆和叙事,多以历史文献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常说的“读历史”就是指阅读历史典籍。历史典籍以客观史实为依据,贯穿着作者的思想、立场和观点,是比较成熟的历史撰述,故已经蕴含了人类的主观意志。因此,历史典籍中的文字记载与客观史实存在着一定差距。第三重含义,历史是一门学科。人们所说的“学历史专业”、“搞历史研究”,就是指历史是人类知识系统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具有独立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规范。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没有过多深究于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反而是历史的叙事功能受到普遍关注,许多人认为历史就是讲故事,从故事中得到教益。由于主观认识对客观史实的反映存在差异,所以同样的历史事实就会有不同的版本。在民间讲史者口中,历史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王败寇,惩恶劝善。而在庙堂之上,历史则是前车之鉴,殷鉴不远,经验教训,古今贯通。唐太宗曾经说过一段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注重以史为鉴,是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留给后世的“百科全书”,凝聚着祖先的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对后来者具有较强的借鉴功能。无论是从听故事中获得教益,还是从官方正史中汲取执政经验,都是历史鉴古知今功能的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干部读点历史,有助于提高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修养,有助于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
阅读和学习历史首先应该对历史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有的人对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认为历史既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多少价值,无非是一些故纸堆和陈词滥调。这种蔑视的态度,恰恰说明他对历史的无知。也有的人对历史抱有一种浅薄狂妄的态度,认为自己已经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当今的一切都比过去进步,现今的一切弱点和罪恶都是由落后的历史造成的。这种对历史的指摘心态,也是对历史无知的一种表现。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梁启超先生在游历了欧洲诸国以后曾经说过:“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历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既不能轻视历史,也不应该苛求古人,应该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抱有脉脉温情与深深敬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曾面临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但是中华民族却能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华民族产生和形成了优良的历史传统。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就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
领导干部阅读历史更应该学习和借鉴中国及世界各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既有对兴平盛世治理经验的总结和归纳,也有对衰亡乱世教训的反思与借鉴;既有时人对政治时局的叙述与分析,也有后来者对前人得失的评论与思考;既有对国家大政的建言和献策,也有对提升个人修养的建议与劝诫。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的勤政态度,举重若轻、精明强干的行政能力,秉公守法、不徇私情的为政风格,言信行果、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标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驭人策略,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大将风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亲民风范,集思广益、虚怀纳谏的宽广胸襟,廉洁自律、恪尽职守的官德操守,等等,都能够在历史典籍中找到鲜明的例子和论证,值得深入学习和思考。
本书针对领导干部的工作性质和特点,精选了中外历史上十部经典著作,分别侧重某一方面,摘录原文,全面释读,提供参考。这十部历史经典著作是:司马迁的《史记》,选文侧重用人思想;班固的《汉书》,选文侧重以民为本;范晔的《后汉书》,选文侧重崇尚气节;陈寿的《三国志》,选文侧重战略谋划;吴兢的《贞观政要》,选文侧重虚心纳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选文侧重恪尽职守;张廷玉等撰的《明史》,选文侧重廉洁奉公;希罗多德的《历史》,选文侧重西方文明的源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选文侧重多元文明的和谐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选文侧重全球化的演进历程。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和翻译著作。主要有:谢圣明、黄立平主编的《白话二十四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许嘉璐、安平秋主编的《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9年版。张大可著的《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世俊、任巧珍译注的《汉书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李国祥、杨昶、彭益林译注的《后汉书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杨昶译注的《明史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王静之等译的《白话三国志》,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裴汝诚、王义耀译注的《贞观政要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骈宇骞、齐立洁、李欣译注的《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9年版。沈志华、张宏儒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黄锦鲒主编的《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6月第1版。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的《历史研究》(插图本)之《序言》,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的《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以及汉典网(www.zdic.net)、古诗文网(www.gushiwen.org)等网站。谨此致以衷心感谢!
最后,以一句话与大家共勉:
庚续旧史,开创新知。
杨林坤
2013年癸巳春于东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