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十讲》是台湾广播节目“文化广场”的结集，安抚过监狱中很多绝望而困顿的人。

在台湾，蒋勋的讲座常常是一票难求；而文字的传播无远弗届。在本书中，作者娓娓道来，在广阔的生活中选取了十个侧面：价值、官学、伦理、信仰、物化、创造力、文学力、爱与情、情与欲、新食代。借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反映文化的本质。

《生活十讲》是一本关于生活的书——

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定位和独特的生命价值；要气节，也要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新旧伦理既冲突又融合，更需个人自省和文化规范；信仰也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由此我们可知自己有多贪心、多赖皮、多恐惧；物质和精神的快乐都不可或缺；完满的心灵生活需要神话；人生的过程比结局更为重要；爱是一生的功课；拿掉蒙蔽，就能看到情与欲的真实；学会用心，学会等待，学会放缓脚步；由此我们可以重拾生命的信仰。

《生活十讲》由蒋勋所著。

第一讲　新价值

第二讲　新官学

第三讲　新伦理

第四讲　信仰

第五讲　谈物化

第六讲　创造力

第七讲　文学力

第八讲　爱与情

第九讲　情与欲

第十讲　新食代

知识分子的风范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很多都过世了。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战后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贺。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上课，也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边，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把它传承下去。

譬如说林怀民会关心民间戏曲，是因为俞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跑到板桥，到庙里去看歌仔戏。过去我们会觉得俞老师成长自文人家庭，应该不会接触民间歌仔戏，结果歌仔戏一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说歌仔戏的内容，我们吓一跳，问俞老师怎么都知道？他说，其实戏曲就是那么几个源流，歌仔戏、四川剧都是一样的源流，那就是所谓“文化的根本”，所以即使没有看过歌仔戏，他还是知道这个典故是出自《左传》。这就是说，你如果有办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后面很多东西就很顺利，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是相反，追求枝微末节的东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亲近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回头去读像十三经这样的古书籍，这些书里面讲的都是很根本的、属于人性的东西，就是做人的纲要。我想，知识属于人，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因为任何知识都要回归到人的本分，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个知识就一定会出问题。

以人为本的教育

然而，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很少人能逃过物化的影响。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尤其又卡在一个考试升学制度，如果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

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

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要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时候要谈人性、谈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难。

俞老师教我们时，我们的学业大都完成了，所以在那边上课时，我们有—种自在，这也是我为什么辞掉大学的工作，宁可去教一些社会人士，因为他们没有考试的压力，我可以畅所欲言。今天连在大学都很难，后面还有一个研究所入学考试。我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想考研究所，学生很好教，但是现在，几乎每个人一进大学就在想研究所，连选课都会注意这一个老师是不是研究所的老师？凡事以考试为导向、升学为目标，若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他们会愿意谈人性、谈艺术、谈文化吗？

可是，有一天他会发现他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如此，毕业后在画廊工作，画廊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他才发觉自己美术史没有学好，所以花很贵的学费重新回来上我的课。他绕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

我想，在体制不变的状况下，我拉着学生来谈人性、谈美学，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会等着，等一个他们愿意听我说话的时机。

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我在初中就从体制中出走了，高中联考也没有考取，但我不觉得自己现在是失败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因为孩子要面对非常巨大的价值压力，很可能会崩溃、变坏、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中，若是很确信要带这么一个所谓“叛逆”的孩子时，我会长期跟他保持联系，让他这条路走得更稳，让他更有信心。这才是教育真正应该要做的事。老师一定要是人师，也永远要以人为本；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

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也会是很安静的。其实俞老师的时代，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忧伤的时代了，可是，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妹妹俞大綵，也都是一等一的院士。俞大维虽然是世界有名的弹道学专家，可是你听他谈起古学，也是非常精彩。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P24-29

上个世纪九〇年代，我在一家电台主持了一个名叫“文化广场”的广播节目。每星期一次，大约一个小时，谈一些与文化有关的现象。

我当时在大学美术系任教，但是不觉得广义的“文化”应该局限在狭窄的艺术范围。相反的，社会里许多与人的生活有关的现象，常常比艺术更能反映出文化的本质。

我把一星期接触到的社会现象做话题，也许与食衣住行有关，也许是从一个谋杀案件里看到的伦理或爱情关系，也许是价值体系里不容易觉察的保守性与堕落性……

文化往往不是呈现在上层的礼教中，却点点滴滴渗透在生活不知不觉的行为之中。

这个节目一做十年，得过金钟奖，随着电台的路况实时报告频道，成为全岛无远弗届的收听节目。

十年的录音，收藏在电台的仓库，当年负责录音控制室的翁先生因肝病去世，我也中止了这个节目。

许多年后，有做公益的朋友找出录音，制作成数字光盘，我授权捐给监狱的受刑人，使我常常收到狱中的信，告知他们在寂寞困顿中从声音得到的安慰。

二〇〇八年初联合文学的玉昌、晴惠谈到他们家多年来保留的一套录音，询问文字整理的可能。

我对过去的东西没有太多眷恋，船过水无痕，不想再听，也不想再看。

但是一年中，玉昌、晴惠真的整理出了这本《生活十讲》，我没有太多话说，只能说：谢谢！

希望当年谈的事件现象，无论多么混杂浊乱，十年过去，在一个崭新的世纪，能够沉淀出一种清明。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于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