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星荃编著的《风马牛》里发生的事，滑天下之大稽，荒唐的程度空前：人们在制造灾难，灾难之中，人性扭曲、畸变、泯灭，不堪于人世者数以亿万计，想来让人后怕。

那些日常的乡村生活和非常的乡村传奇。通过细节和片段的推波助澜，被讲述得风起云涌、波诡云谲，总让我们下意识地想到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风马牛》虽比《呼兰河传》少了许多凄婉。却以更荒诞的方式揭示了乡土中国的荒谬存在。

席星荃编著的《风马牛》以独特的、传奇性的人物故事，描写襄阳“葫芦湖乡”民国以后半个多世纪动荡复杂的民间史。抓住重大历史节点和特殊时期人性承受的种种考验，重点写解放之初“清匪反恶霸”斗争、土改运动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刻画了土匪、民兵、地主、国民党基层人员，以及翻身农民、基层干部等人物性格，着力探讨人的生存困境，人的尊严、屈辱和抗争。

小说借鉴《左传》、《洛阳伽蓝记》和古代方志的写作手法，跨越文体界限，以小说为主，穿插以新闻和散文随笔，有机生成互文关系，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一个融合了地方文化、历史、民俗、人类学和自然、地理等特色的全息性文本。

本书缘起

第一章 生与死

第二章 匪患

第三章 人物

第四章 土匪末日

第五章 生与死

第六章 老百姓

第七章 人物

第八章 生与死

第九章 日子

第十章 时代

第十一章 风云

第十二章 老百姓

第十三章 日子

第十四章 生与死

第十五章 在大地上

附录主要人物表

追寻多样叙事的可能性（代后记）

这纯粹是一个偶然。

我到葫芦湖镇的那天飘下最后一场春雪，虽然落地就化了，但空气仍然寒冷。这段汉水从襄阳樊城之间横穿以后，汇合了东来的唐白河，掉头南下，形成一个“T”字形。河道格外宽阔起来，河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沙滩或沙洲，纵横十余里。千年古镇葫芦湖就在汉水左岸，汉水把它与襄阳城隔绝开来，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右边是繁华的现代都市，左边仍是传统农耕社会。连公交也不通，个体户的中巴须从北边绕一个大圈，通过唐白河大桥，沿汉水东岸再跑二十多里，才到葫芦湖镇。

雪后初晴，天穹从圆形的天际线升起，笼盖着广阔的平原、河流和远处的山峦，纯净的蓝色闪着透明的微光，带着初春雪后的寒意。蓝天下散布着村落人烟，返青的小麦和油菜无边无涯，只有东南方向可以望见大洪山的群峰；正南方向，则静卧着看起来很浅淡的鹿门山的峦影。

我跟张校长约定9点到，没想到我提前了，就在中巴站等候。中巴站就是一块光场子，水泥坪上有许多融雪形成的水坑。场门口有两间烟酒小店，场边有几棵楝树，树下的泥地上布满了隔年的蚯蚓屎，颜色灰白，与乌黑的落叶草屑相混杂。越过人家的屋脊，可以望见远处一株苍翠的古柏，我晓得那里是门外寺的遗址。传说东晋某年某日，襄阳城檀溪寺暮鼓响罢，城东一带忽然祥云缭绕，空中鲜花缤纷而下，似有仙乐隐隐响起。万众百姓又惊又喜，纷纷往空朝拜。有识者说，此地位于天堂门外，这一阵花雨是天堂宴罢洒下的鲜花。因了此说，葫芦湖乡曾一度称为天堂门乡，建了一座门外寺。后来在采访中我才知道，在这门外寺前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死过很多人，有土匪、日本兵、大布衫队员，也有解放军战士。

好多年没见到蚯蚓屎了，也没闻到这清冽的泥土气息了，今天意外相遇，又有明净的乡下的初春天空，有古柏的沉静剪影，便觉得有小小的惊喜和亲切在心中漾起。

葫芦湖镇二中校长张一丁是县中医院老专家吴载道的外甥，前几天我采访吴老先生时，他说他这个外甥对葫芦湖镇情况特别熟，我要写《葫芦湖乡志》，找他最合适。到得早了些，水泥场子上站着些候车的乡下人，有个中年男人却穿着讲究的西服，打着暗红色领带，白净的脸上戴一副细腿眼镜，眉毛细淡，给人的感觉便略带了几分女人气。他身后的女人穿着也很讲究，文文静静的，颇有气质。男人侧过身来看我，目光相遇，我骇然了：他右颊上竟然有一条紫红丑陋的疤痕！他微笑着向我走来，问：“这位是董世勋董先生吧？”那女人也露出甜美热情的微笑，尴尬之下，我知道他就是张一丁了，后来晓得那女人是他的夫人胥老师。再后来就听到了那个土匪的故事。听到这故事看起来纯属偶然，后来我想，这其中也许有几分天意吧。

张校长带我进了镇上最好的望江大酒店。他请了几个人来陪我，有他的初中同学三猴子和建华，师范同学秀梅，街上卖肉的朋友胡大板子。这个胡大板子长相有点凶恶粗俗，言语却直率。三猴子取笑他身为屠户却怕老婆。原来他一副凶相，却是个慈悲人，不但怕老婆，世上凡是母的他都怕，杀猪从来不杀母猪，他说母猪眼里都有慈悲气，他下不了手。取笑了一阵，怕冷落我，众人就陪我说些当地新闻旧闻。张校长讲得最多。他讲抗日时期的故事，那时葫芦湖乡驻扎过一个国民党名牌师，少将师长佩着中山剑，他正面阻挡了进攻襄阳的日军，遏制了日军横渡汉水的战略企图，门外寺前激战数昼夜，尸积如山。又讲到1948年冬解放军第一次打下葫芦湖镇后，在葫芦湖镇上驻着一个营。专员李朗星收编的土匪自卫队一场偷袭，竟把它夺了回去，并且打死了营长。组织这场袭击的土匪头目叫张黑脸，他是土匪，明里却当着葫芦湖乡自卫队副队长。张校长说这个张黑脸是蛮子营人，说起来，跟他还是本家。蛮子营当年是本乡东南山里著名的土匪窝。

胡大板子便借题发挥说：

“张校长，你们蛮子营尽出土匪，一不要脸，二不要命。你也算一个。”

张一丁微笑着点点头：“大板子说的一点不错：在老婆面前我不要脸，见了好酒我不要命。”

胥老师瞪他一眼。大家一场大笑。

张校长便说起蛮子营的历史渊源来。

这地方位于大洪山西部余脉的深山，靠近枣阳、襄阳、宜城三县交界地区，蛮荒空旷，人烟稀少。遍地兔子、野狼、狐狸、麂子、獾，有一条山泉在出山口聚成一个大湖。当地俗话：“九雁十八鸭，七十二种叫嘎嘎。”秋冬之季，大雁、野鸭落满湖荡，飞起来遮天蔽日。这地方就叫了个野鸭湖。从湖里分出两支水来，一支叫淳河，顺山麓向西，在鹿门山西麓注入汉水；另一支无名的水向西北流去，最终注入葫芦湖，融人了汉水。

本县地方史专家董世勋、档案馆员张忠默、乡土作家杜一鸿历时三载编纂成《葫芦湖乡志》。因体例限制，采集搜罗的大量资料未能入书，这些原生性资料大不同于群书所载；编者非敢搜奇罗怪以取悦于人，只以为其中诸多人事物理可供世人一阅，遂选其菁萃，攒成一册。

既是这样的来路与目的，本书就不拘形式，凡编者以为有意味之人之事，悉数收入，既广且杂，并无中心或主旨。且名为小说，却不依规矩，举凡文史资料、旧报新闻、乡土随笔、传说歌谣，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但求有味，来者不拘。

但终归要有一个串连。本书仿《左传》前经后传体例，全书分若干章，各章之首录以《葫芦湖乡志》原文若干，以为叙事纲目、背景或引子；其下，依次以“采访笔记”、“文献资料辑录”、“风物志初稿”分别演绎。“采访笔记”是董世勋民间调查的原始记录，重在追溯昔日人物事迹；“文献资料”由张忠默纂辑，意在提供人物与事件的历史氛围或背景；“风物志初稿”由杜一鸿撰写，旨趣在于介绍乡风民俗自然地理之类。这些笔记、资料和手稿现存县档案馆。

乡贤邬先生闻有此稿，欣然索之，阅后抚掌而叹，曰：“嘻！当今之世，见惯了坊间面目、文坛套路，听惯了会议滥调、主流话语，无论贤不肖，早已感觉麻木。不意眼前竟有如此文本，敢于挣脱窠臼，率性挥洒，我行我素者，奇哉奇哉！”

谢谢邬先生谬奖！

写书，是一个思想过程；修改，是一个思想升华的过程，而且是写书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思想一起升华完善的过程。这本书的写作尤其如此。开始，我有一些零散的想法，是关于题材和体裁的，说给朋友听。朋友们赞同，有共识，这就有了基本思想。然后就写，就改，然后又给朋友们说，或给他们看，朋友们越来越有热情，有些赞同，还有一些不太赞同，然后又……于是，有了这个样子的一本书。

比如本书体裁的演变。我最初的打算是写成一本通常的散文集。那是五年前了，有一回跟小说家晓苏闲谈说到这事，他听了，建议我把这个复杂的题材写成长篇散文，晓苏说，长篇散文是一种新的形式。它比单篇组合式的散文集更能蕴含复杂的思想，更便于承载历史的容量。晓苏说得有理。他的话也是一种思想，关于写作的思想，或者还有其他。

我在这部长篇散文中做了一些实验，把新闻和地方知识、风俗人情等杂糅进去。这样写我没有把握，于是把书稿寄给邱华栋先生，他回信说：“稿子收到，立即看了，觉得是一个结合了文学、乡村民俗调查、历史叙事的跨越文体的好东西，难得啊，我想摘取一些片段发发，给主编也看了，主编觉得这是一个好书，但是摘片段似乎又减弱了，因此不好处理。嘱咐我告诉你直接出书比较好……”

华栋先生和主编李敬泽先生的肯定和褒奖也许出于鼓励之意。但无疑也反映了他们开阔的文学视野和思想。但是，作为长篇散文，出版并不容易。这时候，我看到了湖北省一个长篇小说项目的招标公告，就想改写成小说去投标。我的想法得到了朋友王小根先生的赞同，并且展开了讨论，我们认为：创者，闯也，这部未来的小说不论是题材、内涵还是形式都应该立足于闯。于是决定在形式上继续发挥长篇散文跨文体的特点，把小说、新闻和散文随笔等体裁穿插起来；不设置主干情节、主要人物，全景式表现、碎片化处理题材，等等。我按这个设想写出了提纲。后来这个构思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侥幸中标。这是2010年秋冬的事。  2011年春初稿完成后，广泛征求朋友和专家的意见。反馈的信息基本是肯定的，有的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但也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闻部分阻断了情节的连贯性，显得生硬；一种意见却认为新闻部分对小说情节起映衬、补充作用，有一种互文效果。各方都有道理，不同的只是小说观念和审美习惯，我理解它们各自的合理性。我的指导老师蔚蓝以及李俊国先生坚定地支持交叉互文的跨文体写法。同时要求几种文体的内容在结构上有机结合起来；至于众多分散的人物、故事、情节、场面，也要求采取一定的手段使之加强联系。这些都是很有难度的。从这个春季开始，我什么事也不做，天天看书，看经典名著，也看外国现代小说理论，整整看了一年。这是一场文学和文学思想的盛宴。我平静而安宁地享受着。一个大自然的轮回过去，2012年春，我开始动笔修改。年底，全书修改完成，等于重写了一遍。这次修改，借用了传统地方志的结构框架，汲取了《左传》以及《洛阳伽蓝记》等古典著作的叙事经验，基本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朋友们看了表示满意。

还有一件事，事情不大，但很关键，那就是书名。最初的书名是《葫芦湖乡简史》，朋友和专家们一直不满意，我也不满意。2011年春改名《打呜吼》——方方看了，夸张地说：什么《打呜吼》，比《葫芦湖乡简史》差一千倍!于是放弃。后来断断续续想了两三年，前后拟出过四十多个书名，仍然都不满意，可是谁都想不出一个好书名。书稿要进出版社了，无计可施，只好胡乱用了一个《葫芦湖乡访录》很沮丧地交上去。

三年多时间里，书名起了一大堆，大家七嘴八舌，这个不好，那个不行，都能说出一大堆的理由。给一本书取名，涉及面极广：关于文学，关于社会风气，关于阅读现状，关于时尚，也关于时事、政治生态和舆论导向，涉及对古今中外文化遗产继承态度的抉择；涉及价值追求、文学理想、小说观念和创作定位等问题。一个书名的取舍，其实就是一大堆理论，一大堆思想的抉择；书名之难，其实就是思想之难，是思想抉择、自我驳难的过程。它源于这个思想和潮流复杂、混沌、丰富、多元和瞬间万变的社会转型时期。

书稿进了出版社，已经不抱希望。忽一日，王小根要过书稿。没几日，来电话说，老席呀，书稿看了，给你想了个书名，不晓得你觉得怎样?

我问：叫个什么?

电话里传来三个字：风马牛。

我脑壳里闪过一道亮光，说了一声好，那一瞬间我的意识里涌起了很多感觉，无法用恰当的话来表达。冷静下来以后，我才慢慢“享受，，这个书名。

“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典故，比喻事物之间没有联系。我这本书，人物众多，场面繁杂，相互之间大多缺乏紧密的联系，所谓碎片化写作，或复调小说，或全景小说，都沾一点边，用传统小说的标准看，当然是“风马牛”；从文体上看，有小说，有新闻，有散文，还有史料、话剧、电影剧本等等，它们之间当然也是“风马牛”的关系。风、马、牛，作为书名有具象的特点，又因为是著名的典故，就有了文化的意味。长江文艺杂志社编辑陈智富先生说这个书名既好听也有意味，蔚蓝教授说这个书名有文学想象的空间。还是小根说得简练：这本书，除了“形”如“风-5牛”，还有“质”的“风马牛”——这里的“风”，原本是“牝牡相诱”之意。在自然界里，马牛相诱的现象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这是造化的规律。但在人类行为中，违反规律，有悖情理，不合逻辑，匪夷所思的事时有发生。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滑天下之大稽，荒唐的程度空前：人们在制造灾难，灾难之中，人性扭曲、畸变、泯灭，不堪于人世者数以亿万计，想来让人后怕。小根问我：你这本书里所写的种种，不就是想让后人谨记前人的过错，管好人类自身，让这类蠢事在人间绝后吗?

许是担心没有说明白，过了几日，小根又发来这样一段文字——

有一些“不”，是不可以被“不”的。

自然万物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成熟了“自然法则”，这些自然法则包含着很多个“不”——不应该、不可以。这些个“不”取得了自然法则赋予的神圣资格，那就是：不可以被不。比如，马牛相风是不可以的，“风马牛不相及”是不可以被“不”的。试想：如果马牛可以相风。世界会成什么样?

人类社会生活中也有类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法则。也许是“社会进化”的时间太短，“社会法则”还没有“成熟”，以至于很多人对这类社会法则不以为然，把很多个自然法则规定的“不”给人为地不了，诸如：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是不应该拒绝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种“杀，，富济贫是不可以的，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可以的……试想：如果戊戌变法如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被拒绝，如果上世纪五十年代不“杀”富济贫、不大跃进、不人民公社，诸如葫芦湖乡那些马牛相风的事会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地发生吗？

有一些“不”是可以被“不”的。

比如写小说，用老办法写惯了的人潜意识里有一个“不能怎么写”的“不”。这个“不”就可以被不。这个秘密被老席发现了，他把那个“不”给不了——弄了一个葫芦，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老席说是“湖”，不信你看。大家打开葫芦一瞧：嗨，葫芦湖，好多风马牛!

陈智富跟我讨论书名的时候曾说过：“书本身有强大的内涵，会让书名的价值熠熠生辉。同理，书名意味深长，也会让书的内涵变得厚重。”

回想这本书从无到有的过程，就像一次思想者的盛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以自助餐的方式分享：作者和他的朋友们共同烹调出那个味，看书的诸君子品尝着那个味，当小根用一个简单的词语顺口说出那个味的时候，大家拍案叫绝，宴会，进入高潮，也就告一段落。

这本书集文学、人类学、历史叙事和乡村民俗调查于一体，成功跨越了小说、新闻和散文的界限，创新了长篇小说的观念和结构，是一本特别好的书。希望你出书顺利，给我邮寄一册以为念。

——邱华栋

那些日常的乡村生活和非常的乡村传奇。通过细节和片段的推波助澜，被讲述得风起云涌、波诡云谲，总让我下意识地想到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风马牛》虽比《呼兰河传》少了许多凄婉。却以更荒诞的方式揭示了乡土中国的荒谬存在。

——陈启文

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滑天下之大稽，荒唐的程度空前：人们在制造灾难，灾难之中，人性扭曲、畸变、泯灭，不堪于人世者数以亿万计，想来让人后怕。

——王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