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凸凹的故事《甑子场》发生在成都平原一个迷雾缱绻、石头会说话的客家小镇。

这部长篇既在写诗，也在写史；既写风云变革，也写男女的悱恻缠绵。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以及一个不带枪男人之间总是有足够多的故事，这些故事让你痛彻心扉，让你春心荡漾。

成都凸凹的故事《甑子场》发生在成都平原一个迷雾缱绻、石头会说话的客家小镇。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土改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面对新政权和一群陌生人的突然闯入，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荷锄桑野的农民们，睁大了茫然的眼睛。

在变天与反变天的血腥博弈中，切转出了桃花与罂粟花的故事：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之间的情感博弈。

而变天与反变天的历史记忆，又是从当下“变地”与“反变地”的“对峙”与“冲突”中牵扯而来……

清洁、诗意的语言表达，独到而睿智的叙述方式。对人性与心灵近乎恐怖的开掘，对命运与疼痛近乎死亡的关怀。

扣儿、安、禾、鱼儿、蛋，这些小人物在一个小镇上的逗留、来去，颠覆既往言路的同时，碎片醒来，重新拼合成一九五○这个特殊年份的国家镜像……

开篇

扣儿婆婆

上半部

第一章／第一个带枪的男人：鱼儿

第二章／第二个带枪的男人：禾

第三章／第三个带枪的男人：安

第四章／第四个带枪的男人：蛋

下半部

第五章／第一个带枪的男人：鱼儿

第六章／第三个带枪的男人：安

第七章／第二个带枪的男人：禾

结篇

扣儿婆婆

后记

附／我读《甑子场》

禾后来一直在回想，自己到底是何时爱上扣儿的，是甑子场街头的急切问路、是星夜马背上的贴身触动，又或者是无数偷窥中那不经意的一瞬？回想的结果是，这些都不是，爱上扣儿，其实是在那个类似于审讯的职业公干中。

那次审讯，禾居高临下，一双眼睛生出了鹰爪，瘦瘦的爪骨直接伸进了扣儿的心脏，并通过爪骨，一下一下感知着被审者的木梳、流水、《红楼梦》和天气。

重要的是，他居然看见被审者浑身上下散发着桃红的雾！

如果不是蛋他阿妈、扣儿的婆婆珍找上门来，禾相信自己一辈子也不会认识扣儿，更别说与之产生非同一般的、甚至超出了政治识别系统的深度联系。

按照安告诉的地址，珍很精准地找到了禾所在的机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是川西公安厅与成都市公安局的合称，禾所在的该处政治保卫室具体负责肃特、侦察和审讯等工作。禾是政治保卫室二科科长。

禾记得那天白天是个太阳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加班。大约十一点多钟，女公安把一位五十来岁、长得还算富丽的妇女领到了他面前。这位妇女就是珍。珍说自己是甑子场来的，是镇长叫她来的，是来报一个案子的，都走了大半宿了。禾招呼她吃点饭，她说事情急，吃不下，禾再次招呼时她就吃了。

女公安考虑到禾加班会饿，就去食堂端了两个人的饭菜来，哪知珍以为都是她的，一口气全给吃了，吃过之后，她突然就不好意思起来。她一边噎着饭一边吐着话，她说，今天下午，黄幺娘给我说，她看见扣儿被扣了，我们去要人，他们不放，还把高云儿打死了。

禾问：扣儿是谁？

珍答：扣儿是蛋的婆娘，我儿媳妇。

禾又问：他们是谁？

珍又答：乌、鱼儿，那些有家伙的袍哥人家。

这是禾第一次听见扣儿的名字，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觉得这名字既乡土，又清爽，不像后来，一听见这名字，禾就会紧张，甚至警觉，还甚至腼腆。

禾当即往甑子场打电话，不通。

天还没亮透，禾就出发了。禾带了一个班的公安去，十男一女。考虑到武装搭救对象是一位女老乡，就派了女公安去。十一个人荷枪实弹，打马往甑子场疾驰。禾出发时，珍还在梦中。禾让珍在成都休息休息，待公安把凶手抓住、把她儿媳妇解救后，再回甑子场去，这样安全。

天气阴冷的蜀地，像断气了一天一夜的热血动物。上午九时许，禾就赶到了甑子场上场口。见李阿三正从街场走来，禾手下一名说四川话的公安就上前问道，老乡，你认得乌和鱼儿吗？李阿三说认得认得。那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是不是在江西会馆？李阿三说他们本来在江西会馆，可他早上看见他们到广东会馆去了。

禾一行人在得得的马蹄声中去了广东会馆。街上的行人见了马队，纷纷向两边避让。到了广东会馆门口，禾就看见了镇公所的牌子。

安迎上来打招呼，并说敝人是此地的镇长，请问解放军首长有何公干？禾说，我们是公安，不是解放军。安说，请问公安首长有啥事？禾心里发急，直接就问，乌和鱼儿在你这里吗？安说，不在，他们在江西会馆，啥事？说到江西会馆时，安抬了一下手臂，指了一个方位。禾鼻子一哼，啥事？不是你老人家遣我们来的吗？一个小小的治安问题都拿不下，还镇长！走！

禾说完出会馆大门左拐，上马，按安指的方向跑去。安愣在那儿，比呆鸟更呆。

安对教官说：去把指导员找来。

小街不宽，但尚能允许两匹马儿并列着小跑。马儿几乎把会馆街跑出了头，都没见着江西会馆。禾正疑惑间，见前方一个女人旁若无人断了魂似的走着。阴阳不定的天气里，她罩着一件桃红色薄棉袄，新潮，鲜亮，背影却像一个朴素、安静的女鬼。

禾勒马问路。禾不勒马不行，因为面前这个朴素、安静的女鬼毫无知觉地拦住了这支一大早闯入小镇的武装队伍的去路。天气的灰暗、小镇的灰暗以及周遭人马的灰暗，让女鬼的桃红棉袄像一团巨大的坟头磷火。

老乡。

老乡。

老乡！

禾喊了三遍后，女鬼吓得肩胛一崩。女鬼转过身来。女鬼不明所以。

老乡，你挡了路了。

女鬼终于明白咋回事儿。女鬼缓过神来，退在一边，魂还阳，变成了扣儿。

禾正准备打马继续走时，却不知怎么走了。

老乡，请问，江西会馆在哪儿？

扣儿抬臂一指。禾转过身朝扣儿指的方向看了下，才知道自己跑冒了。禾折身返回，右入小巷，终于到了江西会馆门口。禾们下马，径直往会馆里闯，这时，一个小伙子正从里面走出，禾上前问，乌在哪儿？鱼儿在哪儿？小伙子说，乌不在，又往会馆里一指，鱼儿在里面哩！小伙子说完，不慌不忙走了。小伙子就是鱼儿。

鱼儿对禾说的话，有一半还真是真的，乌确实不在会馆里。不慌不忙的鱼儿一离开禾们的视线，就飞叉叉跑起来，一口气跑到了一家烟馆。乌正在烟馆吞云吐雾、与天上的神仙打得火热。

禾令一名公安横一杆长枪控制大门时，突然想起什么，拿眼去寻那个刚从会馆里不慌不忙走出的小伙子，却不见了身影。禾暗叫一声糟了，遂拔出短枪，率领九名战士扑进会馆。P52-54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正在成都东北边一个叫石板滩的地方，整编集训国民党投降部队时，接到一纸调令。调令要他立即启程回成都军部接受指示，到北京去外交部报到，之后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某国大使馆武官。

朱向璃及护送他回成都军部的一个加强班，途经龙潭寺乡时，被数千叛乱分子武装拦截，遭到惨无人道的开膛剖肚、凌迟杀戮，史称“龙潭寺惨案”。惨案发生在1950年2月5日，距蒋介石从成都凤凰机场(亦有新津机场之说)飞去台岛不到两个月，距成都解放仅39天。

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较量与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剿匪战斗正式打响；自此，平叛与剿匪这对硬词，浩大而血腥地嵌进了中国历史书写，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成都平原上，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为腹心，龙泉、龙潭寺、西河、黄土、三岔、石盘、贾家等乡镇为依托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

刘惠安是民国洛带的末代镇长，也是共和国洛带的首任镇长。《龙泉驿区志》载：刘惠安两度兼任金堂、简阳、华阳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民国政府军队路过洛带甑子场，未经他许可，不准进街。

我生在成都平原西边的灌县(今都江堰)，后来随母去了大巴山中的万源，再后来又移居到成都平原东边的龙泉驿。以上史实，就是我移居到龙泉驿后知道的。

洛带镇隶属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潭寺亦与龙泉驿接壤。即或这样，我也是移居到龙泉驿七八年后才知道的。具体说来，我是看了《成都市志》、《龙泉驿区志》、《简阳县志》、《用鲜血建立和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简阳平息“三·三暴乱”追述》(载简阳市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简阳市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简报》)、《龙泉剿匪记》(傅全章撰写，中共龙泉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等资料，以及在写作《花蕊中的古驿》、编选《龙泉驿民间文学故事365》等人文地理图书，编剧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改编自刘晓双同名长篇小说)过程中，才逐渐知道的。

我知道，大多数龙泉驿人，更大多数成都平原人，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国人，以及异邦的同类呢？

他们不知道，不是他们不想知道，而是文字、声像和一季一季涌至的时间落叶，覆盖了最初的非时间落叶。记忆在覆盖中探出头来，朝令夕改，又像万花筒：它是个人的记忆式态，也是集体的记忆肖像。不可靠，是记忆的最大特征。同一件事，只消过去三五年，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记忆。

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实，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

对此，我感到落寞、悲凉和无语。多年来，我一直深怀着这样的感觉。

仅仅是为这种感觉找到出口，仅仅是为排遣这种感觉，我竞自有了试图从时间落叶中拽出那段历史、还原那宗事件的念头和劲头。

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就是不关心一切，也应当去关心碰巧出现在身边的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的漫天尘埃中消弭得无影无踪的小人物。况且，抽丝剥茧，拨雾见日，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与道德使然。

说了这多的“知道”，可是，我真的“知道”吗——60年前的那些往事？我如果“知道”，为什么迟迟动不了笔？显然，对于“拽出”和“还原”，我是一个“不知道的人”。很多时候，“知道”就是“不知道”，其后果，更是对肤浅与轻狂的诘责与惩罚。

小说需要细节与写点，前者是小说的“小”，后者是小说的“说”。这些，我还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的，不充分、不理想——它们还不能说服我，更不能说服读者。

我不愿意在想象中寻找。我不愿意寻找到的东西，不接“地气”、不带“人味”。

我一直在刨食

岷山，巴山

现在到了龙泉山

刨了一辈子食才知道

世界上居然还存在一处

不刨食的地方

饭，张嘴就来

水，呼气即至

不见一丝丝柴禾却周身尽暖

纸是包不住火的

没关系

包不住就包不住吧

把这地方端进书中

会不会

刨刨书，满纸都是麦浪、稻香？

刨了一辈子食才知道

即或虚构一个小镇、一处气场

也有欢乐的惊慌这首《甑子场》，是多年闲来无事游移无助日子，对我唯一的馈赠。终于在残黄的史海中捞出了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的一段讲述文字：

“朱向璃被害史称‘龙潭寺惨案’，领头者就是当日上午围攻公安干部的乌杰。此事缘由还得从头一天说起，龙潭寺一个中年妇女到成都市区公安十三处报案，说她的女儿被当地恶霸徐银生抢走并囚禁在其家中。徐银生又伙同另一个头目巫杰找上门来，将与她女婿黄德兴同住一室的居民高云打死，黄亦被打伤，因装死才幸免于难。2月5日清晨，公安分处派出几名公安人员前往龙潭寺调查此案，并打算解救被囚禁的黄妻。不料，遭到乌杰等煽动的百余名叛匪围攻……”

老实说，我对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记忆中的“2月5日清晨”，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我一点不怀疑他记忆中那个“中年妇女”的女儿。

正是这段讲叙文字中的“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她”，让我找到了小说的“小”和小说的“说”。

“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她”，生发了这个小说又救了这个小说的命！

“她”就是小说的第一主角扣儿。有了扣儿，也就有了“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的故事”。我把“龙潭寺”和“洛带”揉在一起，虚构了一个镇名“龙洛”；我把“龙潭寺惨案”故事植入龙洛，把“三三叛乱”故事及洛带场景叠合在甑子场；将洛带镇长刘惠安作为安的原型，龙潭寺叛乱头目乌杰作为乌的原型，军统成都特务头子李才干作为菜的原型，国民党残匪马力作为马的原型……我就做了这些活儿。

对于我做的活儿，诗人作家席永君评价说：“美国人以胶卷镜像还原历史，凸凹以小说文本创造历史。这是一种绝妙的互文关照。”

席永君先生提到的美国人，是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1907—20004)。卡尔·迈当斯1941年夏天沿成渝公路，从重庆到成都途经并逗留龙泉驿期间，拍了百余幅龙泉镇、洛带镇甑子场照片——本书采用的正是这些照片。感谢卡尔·迈当斯为我们拍摄了这些精美、珍稀的照片！

这是一本历史小说还是当代小说？爱情小说还是战争小说？悬疑侦探小说还是诗性寓言小说？跨文本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新写实派小说还是魔幻现实派小说？爱恨情仇还是政治幻觉？乡村叙事还是城镇物语？史诗呈现还是底层书写？……

所有的好小说都是无法归类的。但愿此论是对这本小说的量身定做。

这本小说取过很多名字：《平叛1950》《变天》《桃花与罂粟》《一变再变》《一九五。年的爱情》《桃花1950》《唇上的天气》《第一枪》《叛乱》《枪》《天气》《桃色》《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的故事》。如果有人看完后发问，怎么可以这样写“平叛”这类重大事件和严肃题材呢，怎么可以这样叙述一个小镇的传奇故事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于小说／艺术创作／创造而言。

是啊我就这样写了。所幸，还发现了“理想的读者”。

写这个《后记》时，掐指一算，我移居龙泉驿、回归成都平原，已整整二十个年头。

这本书也许什么都不是，但对我来说，它的确是一条活过来的脐带。有了这条脐带，我与龙泉驿、与都江堰、与成都平原，才算真正粘连在一起了。

窗外阳光顺畅

山上桃花丁当

扣儿婆婆洛带晒太阳

马儿跑哇汽车唱

土著爹哇客家娘

扣儿婆婆笑笑真漂亮

2012／3／29。成都龙泉驿

《甑子场》的创作铤而走险，是对长篇小说生成经验的一个贡献。

——程绍武（评论家）

《甑子场》傍依一个客家小镇启动和开展一场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读来我竟不能肯定它是不是时下所谓的“非虚构小说”。说它是纯粹的小说吧，它在建构纯粹的文学性的同时，其事体又有一种真实的模糊镜像。说它是田野实录吧，无论是结构、叙述、语言，还是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插的故事的处理，又有一种书卷气浓郁的先锋文学的光泽与质地。

多文类、多文体的搓揉与黏合，复合逻辑的立体美学呈现，应该是凸凹对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在一个方面的贡献。

——何开四(著名文艺批评家、茅盾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

《甑子场》借一个客家小镇上一位女人与四位男人的故事，把一宗硬邦邦的国家事件，进行了柔软的美学化与小说化处理。正是在这一“化”的过程中，凸凹精致而诗意地呈展了自己的小说理想。《甑子场》对中国小说写作格局可能性的拓动与作为，正是凸凹小说理想的落地与坐实。

——傅恒(著名小说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甑子场》是一部诗意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诗意与现实主义是一个悖论，或者说，诗意天生是反现实主义的。但《甑子场》的叙事实践表明，悖论的两极在文学文本的叙事艺术中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甑子场》讲述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当然更是现实的历史故事。在讲述中，作者以诗化的语言展开对历史的想象性表达，在意象、隐喻的叙事层面将历史寓言化，奇幻化，使那些史实材料在意象话语中获得了神奇的再现，历史也在诗境中重现，而人物性格及命运也在悲壮的诗境中载沉载浮，有一种雕塑感。

与此同时，叙事结构奇诡而循环，像一首回还往复的咏叹调，不断地从现在回到过去，又从过去回到现在。这种以各个人物为叙事视角来展开的叙事结构，是一种复调的叙事艺术，具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感觉，从容舒缓。张弛有度。

从历史理念上看，《甑子场》对历史和人物的处理，也同现行的主流历史小说构成了对话乃至挑战的关系，隐喻着一种新的历史理念。——向荣(新锐小说批评家、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历史和时代精神，不是通过文学反映出来，而是通过文学确证下来，凸凹的长篇小说《甑子场》，就是一部解构和确证的作品。解构本身即是确证。凸凹本是个优秀的诗人，诗人的天职，便是追求卓越。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和作家。

《甑子场》构思很有想法。“关注入的终极命运”，是看了这个小说后的感想。许多细节新鲜而独到，这是作者作为诗人的优势，想象的优势。作者的写作理想，以及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感，显而易见。

——罗伟章(著名小说家、巴金文学院创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