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漩涡》，回忆录《云梦断忆》，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阿Q正传》等，戏剧《石达开的末路》、《大风歌》等。本书是陈白尘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反省。“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这是陈白尘一生的写照，也是陈白尘一生的追求。

陈白尘早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1927～1929年，有短篇小说集《风雨之夜》和长、中篇小说《旋涡》、《一个狂浪的女子》、《罪恶的花》、《归来》、《歧路》等出版。30年代写作的小说，短篇多收在《曼陀罗》、《茶叶棒子》、《小魏的江山》3部集子中，中篇则有《泥腿子》单行本问世。陈白尘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五十年集》中收了他30年代以来的部分散文作品。晚年散文创作更加成熟，有回忆录式的长篇散文《云梦断忆》、《寂寞的童年》。陈白尘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剧本创作上。从30年代到80年代，共写作话剧和电影剧本50多部。喜剧和历史剧尤为所长。本书是陈白尘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反省。

父亲的故事(代序)

寂寞的童年

一我的故乡

二十里长街

三元宵忆亲

四我的三位老师

五风筝之恋

六话说毽子

七金铃子

八“岸束穿流怒”

九升官发财过新年

十龙舟竞渡话端阳

十一迎神

十二赛会

十三我的“戏剧发展史”及其“外史”

十四我的“文学修养”和家训

十五街头流浪记

少年行

“破题”

第一章 姜氏私塾

一进彩巷

二“茶叶棒子”与“城头大战”

三《包尔温读本》

四别矣，进彩巷

第二章 初中生

一李更生校长

二文艺殿堂远眺

三爱情与革命

四毕业前后

第三章 “野鸡大学”

一上海滩

二文学与革命

三“四一二”以后

第四章 象牙之塔

一上海艺术大学

二《断笛余音》前后

三“鱼龙会”及其尾声

第五章 “无产青年”

一南国艺术学院

二“拉丁区”

三“南国风光”

漂泊年年

一“拉丁区”

二去南京

三回“南国”

四进“摩登”

五东渡

六吉羊楼下

七雉河集

八南风社

九“九一八”

十“一二八”’

十一革命

十二被捕

十三“最后的晚餐”

十四归宿

剧影生涯

题记

一亭子间里

二“七七”前后

三上海影人剧团

四上海业余剧人协会

云梦断忆

忆云梦泽

忆房东

忆茅舍

忆“甲骨文”

忆眸子

忆鸭群(上)

忆鸭群(下)

忆探亲

听梯楼笔记

自序

上篇

冒险家

“革命”新医术

人道主义者以及其它

百里侯

风从何处来

大恐怖中的幼苗

一次招工的故事

车中见闻

特效药

下篇

“批邓”奇谈

钟山风雨

杂忆

阳翰老与中华剧艺社

从影纪略

一项未完成的纪念

记《华西晚报》的副刊

《新文艺》周刊杂忆

献

回忆《词六首》的发表

我站在那腊梅树下

编后记

我的第二位老师被尊称为顾老先生而不名。其实我也从未敢于请教过他的“大名”和“雅篆”。他当时已年过半百，鼻架一副铜边眼镜，有两撇花白胡须。伴随这胡须的，是一块永远沾了水的土布手巾，以便随时捋抹它，似乎防它干燥而脆断一般。这些，在我当时看来，都有几分庄严之感。只可惜他的头发不免令人感到滑稽：辫子是剪去了，却还留有四五寸长的残余；前额呢，还是按前清遗制，剃光了。这在我们家乡，被称为“鸭屁股”，是种贬词，其意接近“封建遗孽”之类。它是比我的“马桶盖”更为落后一点：因为我是防患于未然，而他可是未忘旧朝。更何况我此时已全头剃光，成了百分之百的“革命党”呢!

但我对他还是敬畏的。第一，他是淮安人，淮安的读书人比我们淮阴多。第二，他不是像万二先生般教“散馆”，而是淮阴城里大户人家全公馆礼聘来的西席，专教全家大少爷全珍宝的。而我和另外两位小学生则是全大少爷的伴读。而伴读之中还有二等：我家对门鼎吉祥绸布庄的总管事朱三太爷的螟蛉子朱斌卿才是正式伴读，鼎吉祥的鼎盛时期每年营业额达六七十万大洋，则其总管事的少爷以财产论是堪与全大少爷媲美的。至于我和另一姓查的学生，则又是朱大少爷的伴读，是二等的了。师以徒尊，我不能不加以敬畏。

学生少而老师严，我这才认真读书了。可是学生有主从之分，顾老先生的教授自以全大少爷为主。这时他已约有十四五岁，朱斌卿和他相似。我又小于他们六七岁，只有以小从大了。比如顾老先生教他俩学对联，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青松……”我也得跟着背诵。因此我除了死读《三字经》和《大学》、《中庸》之外，也略懂对联的规律了。第二年，从两个字对到五个字，顾老先生说，我可以读《千家诗》了。但到年底，全公馆读书生活突然结束了。不然的话，从五言到七言，都能对仗工稳，诌几首五律、七律，如今也可以附庸风雅，不致于在骚人墨客雅集中每每避席逃会了!

P30-31

父亲极其平凡，他一生只知道默默地耕耘，在一沓沓的稿纸上。就连他的去世也是那么静谧，在一个初夏的深夜，没有惊动任何人。然而阿甲先生送来的挽联，却让我细细地品出了父亲的不平凡——“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这是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父亲一生的追求。然而我却始终搞不清，到底是尘世间的坎坷导致了父亲去选择执笔到白头的人生道路呢?还是执笔到白头的选择给父亲带来了他这一生的万般坎坷?我总觉得父亲这一辈子活得太苦、写得太累了，尽管他从来无悔。他似乎是从创作中获得了他人所无法理解的乐趣与力量，他是真正地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欣慰与满足。

一

父亲能成为知名的作家，这颇有些令人意外。论遗传，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均为平民百姓，其文化水准也仅止是“脱盲”而已，绝对没有任何“基因”可谈。论故乡，那就更谈不上什么“钟灵毓秀”了，苏北平原是既无名山，又无大川，在幼年的父亲眼中，满目都是黄河改道后遗留下来的一片灰黄，实在是难以孕育出诗人与艺术家的。至于说后天的“启蒙”，则更为可怜，其家贫难以读书姑且不谈，仅家乡的闭塞，竟使他十八岁以前根本不知鲁迅是何人《新青年》为何物，以致当他第一次看到《易卜生集》时，还以为是一本卜卦的书呢。父亲曾戏称自己说，在成才的路上，他是彻底的“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我是在父亲四十岁上才来到人间的，而且是他与母亲的头生女。为此我知道了在其之前不仅父亲自己穷，而且他的祖上也穷。因为他说过，之所以1948年才让我投胎人世，完全是因为这一年父亲进了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了固定工资。父亲年轻时何尝不想读大学，不想出国深造，但家境的贫寒使他只能“另辟蹊径”——1926年，十八岁的他怀揣着依靠奖学金才勉强获得的初中毕业证书，只身来到上海，投考了一家“野鸡大学”，只因它不追究学历。父亲终于半工半读地上了两年大专，其间又因屡屡停办而连续换了三个学校，直到终了也没能拿到一张正式的文凭。晚年时，父亲每每叹惜自己的命运：此生既无像曹禺那样的接受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机遇，也无像吴祖光那样的被公认为“神童”的天赋。他将自己以前写下的一句话印在了《陈白尘论剧》一书的封面上：“像我这样一个自学式的写剧人，只好在黑暗中摸索……”我的确很同情父亲，听母亲讲，抗战期间父亲写《大渡河》时，头发整把整把地掉，一夜之间竟能将枕头都盖黑了。父亲称自己是在一条布满了荆棘的路上吃力地探索，该时他才三十四岁。

但是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而且用今天的话来说，竟也自学成了才。这是因为当年的私塾老师姜藩卿先生慧眼识珠，每每在他那与众不同的作文上画满红圈，以致引起了他写作的兴趣呢?还是因为初中的校长李更生先生教育有方，让他首次学习到了白话文，并接触到了文明戏?再或是因为南国艺术学院的院长田汉先生偏爱有功，屡屡让其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终于被“潜移默化”了呢?父亲十六岁那年即开始投稿了，而且他的“处女作”《另一世界》竟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世界》杂志上获得了征文比赛第十一名。这颇有些令他这个小县城里的初中生惊喜若狂了，因为在他的名次之后还有好几位大学生呢!十九岁时父亲又胆大妄为地邀了几位同学，编辑出版了铅印的“个人杂志”——《萍》，并且拿到当时红极一时的新月书店门市部去销售，这该是父亲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二步。

但不管是姜藩卿也好，李更生也好，以及后来的田汉也好，均没有一个人教他写过戏，教他怎样当作家。他们更多地教他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奋斗，如何与命运抗争。父亲由衷地感激他们，他始终称他们为自己的“恩师”。  ……

父亲告别人世已一年多了，而他的《对人世的告别》亦终于在范用先生的奔波下有望出版，这无论对生者还是对逝者来说，都是一件颇为欣慰的事情!——这毕竟是在一切都得讲求“经济效益”的年代，更毕竟就在这年代中还有着并不在“向钱看”的出版家!

十一年前，即1984年的9月23日，父亲曾给范用毕生写了一封信。他说：

我有个秘密计划：如果《童年》可读，则拟续写《少年行》，写初中读书到1928年离开学校止，再后写青年、中年以及老年时代，亦即三年流浪、三年狱中生活、上海亭子间、抗战前后、解放后十七年等等生活。以后接上《断忆》、《听梯楼》，共七八册，形成系列的生活回忆(但我避免叫“回忆录”这一名称)性的散文，算作我对人世的告别。(话剧，我是没精力写了!)但这秘密，从未告诉别人，因为是否写得成，是否能出版(如写十七年等)，均不可知也。现在从远处写起，是避难就易之策。

父亲决定要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和反省，并以此作为对人世的最后告别，这是他在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才作出的决定。这一年父亲76岁，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面前，他悲哀了。他在文章中写道：“一位朋友安慰我：‘伟大作家到晚年都是写散文和回忆录之类的。’这自然很好听。但在伟大作家则可：他们已完成巨著之后，写些珍贵的回忆，对后学者也是极其有益的。我何人斯?既没写下辉煌之作，却喋喋不休大谈其自己过去，如果不是有意自炫，便得承认自己是‘江郎才尽’!”他在给范用先生的那封信中也痛苦地提到：“话剧，我是没精力写了!”为此，父亲不得而已放下了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话剧，开始了这一系列的回忆性散文的创作。

依照文章的“秘密计划”，把当初共准备完成七到八册，计六七十万字。然而没有料到，父亲于信中所提到的担忧——不知是否能写得成，竟被不幸而言中!第一部《寂寞的童年》(即信中所言之《童年》)，完成于1984年7月，写得相当顺利；第二部《少年行》，却是写于病房之中了；而第三部《漂泊年年》，也就是他在给范用先生的信中所提到的“三年流浪、三年狱中生活”的那段历史，竟是在眩晕症频频发作的情况下，勉强完成的；到第四部《剧影生涯》动笔时，父亲已是80高龄，脑动脉硬化症不仅使他头晕目眩难以久坐，而且手臂颤抖已几不能握笔了……根据父亲留下的提纲来看，他是准备从1935年一直写到1949年，共计20个单篇。但是才写出了前四章，便再也不能提笔了。

在给范用先生的这封信上，父亲还提到了他的一个想法：他不愿给自己的这些作品冠以“回忆录”之称，而一律题为“回忆性的散文”。这对父亲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更改的问题，也绝非仅仅是为了躲避他所说的“有意自炫”之嫌；而恰恰是他——一生的严谨而著称的文章，在写这最后一部作品时，为自己提出的严格要求。但是又怎能料到，这竟然也成了父亲最终未能将其完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了——他追求的不是“录”，而是“文”；不是“回忆”，而是“自省”。于是在结构上他要求多样化，在语言上他力求生动性，在风格上保持幽默与诙谐，在对自己的解剖上则犀利而又无情……这样的要求，无疑地影响了创作的进度；更何况，当他最终感觉到自己文笔滞涩、才思枯竭时，他悲哀了，绝望了。为了不给读者留下遗憾，他宁愿痛苦地搁下了手中的笔……《剧影生涯》终于没有写成，就连已经写好的前四章也被父亲紧紧地锁在了他的抽屉中。

父亲的这封信是他当年写给范用先生的，当然其中的这个“秘密计划”也只有他二人知道。然而又怎能想到，十多年了，范用先生不仅完好地保存着父亲的这封亲笔信，而且完好地保存着他心中的这个“秘密计划”——作为三联书店的老编辑，他一定要为父亲出版这部“告别人世”的集子，以此来圆他们二人之间的这个共同的梦!

今年的4月6日，范用先生给我来了信，他不仅第一次泄露出父亲与他共商的这一“秘密计划”，而且几乎是命令般地给我下达了任务：“把已经写成的，包括发表的和未发表的，都集为一卷，如夏公的“懒寻旧梦录》那样的一本，交付出版……”父亲在1984年时还远远没有预见到，如今想要出版一部作家的回忆录，那是要大大难于出版一本明星的自传的。且不说出版社要拿出多少个万来作赔款，就是当今的年轻读者，又有几人愿意再去翻看这于当今来说早已是携手合作了的两党间以往的那些残酷的斗争呢?范用先生实在是太执着了，我不能不为他的赤诚所感动。作为后辈，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只希望今天的年轻人除了孜孜不倦于各位明星的秘闻轶事外，也多少能看一看老一辈作家们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今天的“文痞”们所不能相比的，他们的作品是用自己的生命所写成!

然而，当我正式开始工作时，我却不得不踌躇起来：父亲毕竟没有将他的“回忆性散文”写完——从已发表的来看，只到1935年；以已写成的来说，也只到1938年。父亲走了，他生前似乎已打消了心中的这一“秘密计划”，没有对它留下片言只语；而我又该如何着手呢，看来只得“独断专行”了。于是：一、先将父亲从未发表过的《剧影生涯》中的前四章收录于该书之中，以求它的内容更加丰富一些。虽说它们在“散文化”方面不够“文情并茂”，但是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却极为珍贵，不忍丢弃。二、对于1938年至1966年间的空白，只得以父亲于晚年时所写下的另外八个短篇补充之。其中《阳翰老与中华剧艺社》和《记(华西晚报)的副刊》二篇甚为珍贵，它们不仅为抗战期间我党所领导的“中艺”和“华晚”留下了斗争的记载，而且从父亲来说，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段历程。解放后十七年的历史，父亲几乎没有写过一字的回忆。在他留下的提纲中，我找到了有关这部分的构想：他原准备分作九章来写，总题目为《沉思录》。然而父亲却把这一“沉思”久久地留在了他的心中，在《剧影生涯》的《题记》里他曾这样说：“(十七年的历史)除了在《云梦断忆》中记下三两件颇值一记之事外，其他大都牵涉瓣之贤者，是颇难下笔的……”这大概就是他的矛盾与踌躇之处吧。三、父亲在他的“秘密计划”中曾提到，这一系列性的回忆散文当以《断忆》(即《云梦断忆》)和《听梯楼》(即《听梯楼笔记》)为结束，我当从之。《云梦断忆》写于1982年，是早已发表过的，且于海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而《听梯楼随笔》却初撰于1975年、定稿于1986年，是一部从未见过天日的书稿。“文革”之中，它是不可能发表的；“文革”之后，却又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搁了浅，尽管清样都已打印了出来。如今为了遵照父亲生前的愿望，我还是将它收录了，只是删去了若干章节，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以上的作法可能过于“独断”了一些，但是为了尽可能地保留父亲的历史足迹及其思想的原貌，我只得这样做了。我想，父亲在天有灵，当不会怪罪的吧?父亲没有为他的这一系列性回忆散文写下“前言”抑或“后记”，但是我——更应是他，是多么盼望这本《告别人世》能为后来者留下一点思索或感触啊!他将自已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坦露出来，更将中国数十年的历史作了深刻的回顾。我不能自已；也更情不自禁地将父亲于1979年、亦即他尚未摘除“叛徒”帽子时所写下的《献》附于了该书的末尾，我想读者是能看到一位一生都在追求着光明的老作家的赤胆与忠心的!

父亲告别了人世，但他却没有告别我们!——他活着，他永远活在他的亲人及广大热爱他的读者们的心中，以他的忠直、以他的赤诚!

陈虹记于1995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