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钱玄同的思想轨迹，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测度中国文化人的精神世界，有特殊的标本价值。本书将钱玄同置于近现代这样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广阔时代，追溯了钱玄同从一个崇拜皇权、笃信经学的儒学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历程。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师黄，字德潜。后改名夏，字中季。复更名玄同，别号疑古，字掇献。浙江吴兴人。现代著名语言文字音韵学家、经学家，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

本书将钱玄同置于近现代这样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广阔时代，追溯了钱玄同从一个崇拜皇权、笃信经学的儒学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历程，系统评价了钱氏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音韵学、经学、国民启蒙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勾画出一位“术业专业而识解宏通，议论激昂而持躬谨介”（黎锦熙先生评语）、学术与道德完满结合、既对学术界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国学大师的形象。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引论

第1章 少遭纲纶之厄

第2章 推翻桐选驱邪鬼

第3章 读史敢言无舜禹

第4章 拨除最厚最黑的云雾

第5章 谈音尚谷析遮麻——吴兴学案

第6章 不惟阐古，抑且开今——汉字革命与国语运动

第7章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第8章 打倒纲纶斩毒蛇

第9章 中外古今派

钱玄同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钱玄同生于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9月12日，原籍浙江吴兴(清湖州府归安县)，世居湖州南门外之鲍山。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和伯父钱振伦都很有名，钱振常为清同治问举人，曾任礼部主事，任绍兴书院山长时，蔡元培就读于此。钱振常晚年又为江苏扬州、苏州的书院山长，年62才生钱玄同于苏州，母亲周氏为四川人。兄钱恂，字念劬，是清末外交家，历任中国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钱玄同与钱恂同父异母，比钱恂小34岁，与钱恂的儿子钱稻孙年岁相同，不过月份在前罢了。钱玄同原名师黄，取意不明，大概是推崇黄宗羲之意。字德潜，更无法推测其含义了。在他6岁的时候，住在常熟的伯母去世，要发讣文，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的老兄名叫“恂”，所以就替他起了一个竖心旁的名字叫钱怡，就这样刊了出来。这个是他的而又不是他的名字，就这样搁着，一直到1906年钱玄同到日本东京留学时才复活，因为进的是洋学堂，照例不用本名，须得另起一个，这回便废物利用了。在东京时期，他已接受民族革命的思想，立志排满，自己起了一个号日汉一，后改名日夏，取其与“汉一”之意相关①。他还有一个别号叫中季，也称季。五四运动前，改名玄同。在古史辨运动中，改名疑古玄同。

钱玄同从小接受的是典型的封建式教育，同时也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底子。他4岁时开始上学，由老父亲亲自教读。钱玄同整天站在书架前读他父亲亲自书写贴在书架上的一条条的《尔雅》词义。因为站得太久，两腿僵直，傍晚经常走不回去，须由人抱他回内室去。钱玄同一生身体很差，大概也与此有关。他到了晚年，还对他的朋友、学生谈起，他的双腿没有力量，骇怕走路，全是小时候念书站坏了。他还回忆说：“我在10岁左右(1896年顷)，就知道写满清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底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事’字要借用‘窖’，‘颢，字要割去‘页’字的两只脚，‘琰’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这些鬼玩艺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这些字样的文章，但却认为这是我们读‘圣贤书’的‘士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①这种奴化教育，反而成为后来钱玄同反清排满的种子，但那时对清朝皇帝的尊崇无法动摇。12岁(1898年)时他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本日本人做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那时看了，真觉得难过②。因此，任何反对清朝皇帝的议论他都是不能接受的，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论却极为赞同，他回忆说：

“我16岁那年，梁任公先生底《新民丛报》出版。这年的《新民丛报》，不仅提倡民权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隐隐含有排满之意。前此谭复生先生的《仁学》也在那时印出，它底下昌言排满，其言日：‘……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薤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被“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扬、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鸿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徒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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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

大概我们干历史这一行的，总离不开要品评人物。中国在魏晋时代还盛行过品评人物的风气，那是有浓厚玄学思想的清谈，我们现在则要用历史的方法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评价。然而评价人物也非易事，往往“一人则一议，十人则十议”(墨子语)，本书所评述的钱玄同其人，按其所研究的小学、经学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国学家。清代国学空前，名家辈出，流风所被，影响近现代甚巨，钱氏承清季国学之遗绪，卓然名家；而他人室操戈，抉发传统文化的痼疾，呼唤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穆姑娘(Moral)，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第一要务”，并为之奋斗一生，则钱氏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学家的范围，这正是本书将他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并列为现代启蒙思想家的原因。现在的人写评传，往往像评奖金一样，总有一种拔高被评者的心理。笔者常以此自戒，但限于水平，对钱玄同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还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过去丁惟汾序钱玄同编集的《刘申叔(师培)先生遗书》日：“近数十年来，学者根柢不及前人，而求功利则欲驾乎其上，于是挟私见异闻附会穿凿，莫可究诘……”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深感根柢不及前人，所幸承师友的帮助，不作揣摩之徒，让功利湮没学术。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感谢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刘宝才先生、西北大学化工系郗丽兰老师的影响，他们高尚的人格令我终生难忘，宝才师是先秦史专家，对我的指导、启发尤其多。当代国学大师杨向奎先生曾听过钱玄同的课，他在病中口述了对钱玄同的看法，让人覆信于我，后来我又多次当面向杨向老请教近现代国学的许多问题，我非常感谢杨先生的指教。责任编辑关小群先生细心审阅修改，付出了大量心血。钱宏先生对本书的写作十分关心，并给予了不少帮助。钱玄同先生哲嗣钱秉雄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封面照片，谨在此向以上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钱玄同没有出过文集，对他的研究也很少。他经常发表文章的刊物如《新青年》、《语丝》、《国语周刊》等，现在均已不易查找，所以本书有意保留了很多引文。对现代人物的评价常有分歧，而原文的保留，有助于让事实说话，这也是本书多引用原文的考虑，但这样可能使本书显得有些臃肿了，特此说明。钱氏生前知友黎锦熙先生之《钱玄同先生传》篇幅不长，却是研究钱玄同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曹述敬先生是钱玄同研究的开创者，所成《钱玄同年谱》是拙著的重要参考书，得以引用他们出色的研究成果，我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