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有两位企业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称，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也表示，不需要政府补贴，就希望公平。产业政策做得好是“赶超”的利器，做得不好就可能造成失误，导致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政策对相关行业或相关企业提供倾斜性扶持，而未获得扶持的企业就会处于竞争上的劣势；另一方面，许多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对行业设置准入门槛，让后来者无法参与到市场中来。
2016年，产业政策争议再起。8月份，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在多个论坛上发表演讲，以光伏等行业为例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份，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称，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
其实，早在40多年前，日本也曾经有过一场激烈、持久的辩战。1961年7月，日本政府曾经推出汽车产业“集团化构想”。计划将当时9个汽车厂商按照量产车、特殊乘用车（高档车以及运动型汽车等）和轻量汽车三类划分，规定汽车企业按照所属类别进行生产。其目的是通过这样的管制，使当时尚弱小的日本汽车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
但此举却遭到了汽车厂商的强烈反对，使得这项政策未能得以实施。那段期间，围绕“产业政策”，也曾经引发过日本本田汽车创始人本田宗一郎与日本通商产业省官员佐桥滋的激烈辩论。
日本作家城山三郎的小说《官僚们的夏天》讲述了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以风越信吾为代表的通商产业省官员周旋在政策与人际关系之间，为将毫无国际竞争力的日本工业引领到先进水平而不懈奋斗的故事。2009年7月，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日本TBS电视台播出。其中的男主角风越信吾的原型就是通商产业省官员佐桥滋，据称这个佐桥滋在60年代是通商产业省的实际控制者，其权势甚至超越通商产业大岜。
本田宗一郎与佐桥滋，哪一个正确？从此后的日本汽车产业发展情况来看，似乎一目了然。已经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日本汽车厂商之间通过互相竞争，得到了磨炼，纷纷成长为公认的全球性大企业。这或许说明，官僚的产业政策并不能掌控市场的发展方向。
日本东京大学三轮芳朗教授也曾经表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并非是产业政策的作用，而是“市场压力倒逼的”。相反，日本得以领先的产业并非是政府产业政策所扶持的。其列举的代表性产业就是上面讲到的日本汽车产业。
产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经济多样化，产生比较优势的新领域。严格来讲，产业政策是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促进资源配置的手段。推动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需要企业自身摸索，也需要政府推出政策帮助企业解决难以克服的大环境问题，完善相应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等。尤其是在开放度不高、民间资本较弱时，产业政策的扶持至关重要。而政府所能动用的资源是有限的，难以面面俱到地扶持所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因此只能策略性地将有限资源用于优先扶持选择性的产业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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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的产业革命，我们一次有机会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我们不能再错过这样的历史机遇。一定要抓住机遇，采取务实的方式，使我们的产业进一步提升，使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李国斌
“创新、创业”将改变中国未来格局。未来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应该以促进技术创新为主轴，这也是九三学社中央成立促进技术创新工作委员会的意义所在。通过王喜文博士的《新产业政策》，我们看到了继刘鹤、冯飞之后，新一代政府单位内产业政策研究学者的崛起！
——九三学社中央促进技术创新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主任张云泉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促进一批新兴产业继而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是推动产业转型的加速器，是形成“新经济”社会的新动能。王喜文博士的《新产业政策》一书系统论述了“新产业”的政策，值得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借鉴参考。
——国家发改委《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执行副社长、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联盟秘书长陈东升
新技术革命带来产业格局的颠覆性变化，产业政策的供给能力不足、不准确、不匹配的问题，已成制约产业革命的卡脖子因素。
——新华社瞭望智库董事长兼总裁、《财经国家周刊》执行总编辑吴亮
新产业政策：为新工业革命保驾护航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实现了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的发明，实现了电气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计算机服务系统、ERP等软件系统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带来了制造业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可以说，前三次工业革命让制造业的生产模式不断地进化。而“工业4.0”则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对制造业的模式造成了转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将发生巨大转变，必然也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传统制造业或许还会存留在市场中，但是为了应对新的竞争对手，它们的经营管理者一定会在工业革命期间改变它们的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和业务功能。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仅因为它们是新事物，更重要的是紧随其后的消费文化转变和社会转型。
“工业4.0”代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后是智能制造，是向效率更高、更精细化的未来制造发展。信息技术使得制造业从数字化走向了网络化、智能化的同时，传统工业领域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工业和非工业也将渐渐地难以区分。制造环节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制造的过程本身，而将是用户个性化需求、产品设计方法、资源整合渠道以及网络协同生产。所以，一些信息技术企业、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将与传统制造企业紧密衔接，而且很有可能它们将成为传统制造业企业乃至工业行业的领导者。在成熟的社会中，根据多样化的需求，全社会可以实现大规模定制。
与此同时，过去的制造业只是一个环节，但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向制造业环节渗透，网络协同制造已经开始出现，未来制造业将通过基于价值链、工程链的企业间广泛合作，实现联结人力物力、信息数据、资金、能源的物联网世界。制造业的模式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它会打破传统工业生产的生命周期，从原材料的采购开始，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构成了闭环，彻底改变制造业以往仅是一个环节的生产模式。在网络协同制造的闭环中，用户、设计师、供应商、分销商等角色都会发生改变。与之相伴，传统价值链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破碎与重构，城市与郊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将被打破。大企业转向价值链、工程链的上游；中小企业则转向灵活多变、可应对多样化需求的下游。
当前，在国际制造业竞争加剧、传统比较优势不复存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酝酿的复杂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的机遇。在如何应对方面，就需要提升政府机构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及时推出“新产业政策”，发挥引导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传统产业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来加以引导转型（例如：通过鼓励按需定制化，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通过对新经济推出“新产业的政策”来使其繁荣有序发展（例如：网约车新政）。
“工业4.0”时代，有价值信息的挖掘能力、传递能力、对知识生产性的重视将成为企业竞争力要素，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将更加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加紧密，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加重要……这些变化都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对我国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性的挑战。所以，“新产业政策”应为“新工业革命”进行“新研判”。一方面，如何在新工业革命中及时推出“新的产业政策”，带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转型，推动国民经济经济提质增效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另一方面，随着“工业4.0”“智能制造”“信息物理系统” “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一些新的行业、新的商业将会涌现。坚持创新驱动，更加需要加强预判性、前瞻性研究，及时出台“新产业的政策”，促进经济体系实现开放式创新、大规模定制和社会化生产。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而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进而重塑全球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如何演绎——当前应该做的就是及时推出“新产业政策”！
全球范围内，对产业政策的关注再度成为热议话题。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纷纷低迷，全球经济呈现整体性长期停滞，使得很多专家开始对市场经济产生质疑；第二，环境、能源、机器人等新产业开始萌芽。因此，业界都期待产业政策发挥重要作用，避免政府监管所造成的发展失误。为此，从政府角度看，应该积极搭建平台，营造创新环境，既要有竞争政策又要有保护政策，才能实现产业的有序发展。
与此同时，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进而重塑全球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进程受到深刻影响，对转型升级构成巨大挑战。相应地，也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重大的机遇与挑战。
制造业大国德国推出“工业4.0”的国家战略之后，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行业内的热议。德国希望在“工业4.0”中在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应用信息技术，将信息技术与物理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可视化，将生产工艺与管理流程全面融合。由此，通过智能制造，生产出智能产品，形成智能工厂。“工业4.0”在德国被认为是继机械化（第一次）、电气化（第二次）、自动化（第三次）之后的以“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新一轮工业革命必然对传统产业造成颠覆性的冲击，传统产业需要“新的产业政策”；新一轮工业革命也必然会带动一些新产业的诞生，政府主管部门自然也需要及时制定“新产业的政策”。
为此，应该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探索应对政策，让“新产业政策”推动经济新陈代谢，培育创新。相应地，新产业政策的研究也应该基于两个方面—重振传统产业（新的“产业政策”）与培养新兴产业（“新产业”的政策）。重振传统产业，主要是针对因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等原因未能充分提升生产效率的产业，要对之采取新的调整。尤其是农业和传统制造业。此外，还涵盖中小企业政策和反垄断政策等的完善。培育新产业，重点是明确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使其步入成熟阶段，所采取的长期培养政策。通过促进需求和供给双方的创新，提升人均高科技投资比率，提高创业企业数量。
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进而重塑全球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经济将如何演绎——当前应该做的就是及时推出“新产业政策”。
请看由王喜文著的这本《新产业政策》。
《新产业政策》是一部探讨产业政策的学术通俗著作。作者为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与合作研究所所长王喜文。本书立足于新工业革命的背景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从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进而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提出了学术思考。本书运用了丰富的图表和案例，图文并茂呈现，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