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鲍斯曼、雅克·巴尔赞、斯特耶、霍布斯鲍姆、彼得·布瑞克、斯克里布纳、夏伯嘉、韦斯特曼、约翰·汤林森、小约翰·威尔斯、埃瑞克·埃利克森，他们是当代国外著名的历史学家，朱孝远著的这本《历史学家的故事》为我们评述了他们的生平活动。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四篇作者对美、诗、艺和意境的探讨文，以及一篇《历史学家的家国情怀》。

朱孝远著的这本《历史学家的故事》是一部评述当代国外著名历史学家活动的有趣的作品。一群活跃在当今史学研究前沿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上，他们的勤奋产生了动力，思想产生了观点，方法产生了效率。这些不受墨守成规的程序所束缚的历史学家，有着情不自禁的感情，关怀人类的信仰和描绘壮丽叙事篇章的才华。尽管风格迥异，但都留下了比较成熟的、完整的、精美的原创性作品。我们很幸运能够和这些学者接近，他们博学多才、有文化、有教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然而从与他们的对话中，却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坚决的忘我、长时间培养出来的自制和理性，以及向往崇高的、非同一般的智慧和人格。

序

1.鲍斯曼的秋天

2.巴尔赞

3.斯特耶

4.霍布斯鲍姆

5.布瑞克

6.斯克里布纳

7.夏伯嘉

8.韦斯特曼

9.约翰·汤林森

10.小约翰·威尔斯

11.埃瑞克·埃利克森

12.历史学家的家国情怀

13.门外谈美

14.门外谈诗

15.门外谈艺

16.门外谈意境

后记

在斯特耶那里，国家一词是用state来表示的，因而有别于纯粹以疆域、领土来界定的country。state一词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除了指国家、政府外，还指政府体制和政府机构的发展。从古代、中古欧洲历史的沿革来看，国家的资源其实并不富裕。欧洲的古代国家大抵有两种类型：一是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二是像雅典、斯巴达那样的希腊城邦。前者不过是军事上的联合体，被少数人统治着，缺乏民众、外邦人对于帝国政治的参与；后者民众是积极参与了国家事务，但地域过于狭小，常常缺乏统一的基础。在中世纪，因地制宜涌现出的是一个个体制落后的日耳曼人小王国，大搞个人忠诚，政治上的分散割据，大大削弱了国家体制。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要在中古欧洲的薄弱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却是最为“典型”的，中古的欧洲把一切疆域、制度、政治形式的边界都抹掉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国家，或者说，要想深入研究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需要殚精竭虑，其中的艰难常常会令人却步。

这种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对处理边界模糊的中世纪国家轮廓的整合意识，构成了斯特耶探索的起点。主权问题、职官的专业化问题、对国家的忠诚问题、政府的制度化问题，这些都需要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但是，对摇曳不定的中世纪欧洲的国家轮廓又是不能用严整的框子来限制的，研究者并无可能把现代国家的要素强加于不固定的、朦胧的中古国家轮廓之上，只得运用历史的方法，去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去加以寻找，加以整合，赋予类型，就像在制作一件百纳衣。例如：在9至10世纪，一些已经在地方上站住了脚跟的贵族，通过强化地方治安和管理，让人们对其产生了依赖感和“忠诚”。这种对贵族的依赖与对国家的忠诚性质迥异，却需要重视，因为它显示出“忠诚”与政治权威作用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即便是最不起眼的细节，有时也可能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有用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斯特耶的强大的整合能力和自发的灵感，在这些方面，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师。

同样的职业敏感让斯特耶去关注像英国、法国这样的从中世纪王国厮杀中走出来的优胜者。蛮族的王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而英、法这些国家为什么却能够胜出？答案就存在于国家体制的优劣上。与蛮族王国相比，后来居上的英国、法国更加国家化、制度化、行政化、官僚化，致使这两个国家能够“优入圣域”，成为取代众多蛮族国家的新兴国家。这个发现，不仅使斯特耶进入了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也使他总结出了有别于中世纪的国家特征：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官僚制度、国家司法、国家税收制度等，这些看法为学术界所接受，成了用来衡量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主要标准。

斯特耶的长处之一是善于从最不起眼的研究中发现重大线索。他发现，1000年后的战争减少和大贵族选择定居、不再迁徙，是利于国家发展的一种条件。他发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的忠诚是有区别的：“在国家和民族主义比较一致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当一个民族已被分割到许多国家，如德国；或一个国家统治着许多民族时，如哈布斯堡王朝，就会产生忠诚的冲突。”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时会出现冲突。斯特耶暗示：只有当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变得高度一致时，或者当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两者高度统一时，才会出现民族（nation）即国家（state）、两者同义的现象。

但是，斯特耶的历史学的实证分析却闪烁着稀有的政治睿智，其中包含着对国家发展的非常细致的观察，也包含着优化国家制度的真知灼见。他指出：国家部门常常由不同的人士组成的，但政策的制定者与政策的实行者常常会产生冲突。政策的制定者脱离实际，缺乏足够的信息，常常会按照惯例行事。而政策的实施者却是经验丰富、信息充裕的官吏，他们的见解常常更容易令人信服。15世纪的欧洲君主发现：对几十个政策制定者的改造比较容易，但要对数以干计的政府官吏进行改造却相对困难。国家的发展就要填补两者间的鸿沟，使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力共进。为了实现这一进步，选用能人来制定政策、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也许是个好办法。政策的制定者与政府部门的官吏们协调一致了，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上下一致，承担起国家部门的职责。

与此类似，由于15、16世纪的国家是从中世纪脱胎而出的，政府官吏由专业人士和贵族两部分人士组成，两者之间会形成鸿沟。为了提高效率，任何行政部门都会任用专业人士，但这会导致新兴专业官吏与传统贵族之间的冲突。斯特耶认为，对国家的发展而言，要注意的不是冲突而是趋势。官吏的专业化即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因为只有水到渠成才能成功。如何化解现代体制兴起时不同出身官吏间的矛盾，填补他们之间的沟壑，是现代国家兴起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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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得最开心的时候，是凭性子读书。身边如果有本书，随手翻翻，既和做课题、搞科研没有丝毫联系，也和做作业、赶任务搭不上边际。这种时候读书，心情往往是最高兴的，因为既没有一定要读出什么来的负担，也没有一定要从书本里研究出什么来的压力。通常的情况是，只要那本书能够看得下去，就一定会读下去。凭性子读书时对书的范围是没有什么限制的，而且何时读书也从来不去确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读书的姿势大概也是不很雅观的，坐在沙发上读可以，躺在床上读大概也可以。假如读的是一本好书的话，那心中的爽快就更甭说了。读到得意处，有时还会高声朗读一段，按照古人的说法这叫做拍案叫绝，按照现代人的说法这叫做赏心悦目、身心合一。反正高兴读就读，不高兴读就不读。这种读书法真是人生一大快事，旁人看来似乎觉得可笑，而读书人却自鸣得意、旁若无人、毫不理睬，自以为天下快乐尽收其中也。

凭性子读书的第一好处是人一定会挑选自己真正喜欢的书来读。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荒谬，却不知道把读书当工作来做的人，常常读的却并非是自己最欢喜的书。举个例子来说，某君不久要去课堂上讲课，自己心里又没底，就会去图书馆看书。看了一大堆专业书，抄下了一大叠卡片，却发现其中仅有几本才是有趣的。凭性子读书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那是品味，是要满足一种“智性的善”，所以当仁不让地是非好书不读。常常这样做的人，对书的质量要求往往高到了挑剔的程度。好书到手不放手，好书读了又不忍放手，终于是读了一遍再一遍。乍一看这样做好没意思，殊不知这却误打误撞触动了读书的真谛。正像品茶是要品到第二、第三杯方觉其味一样，书之味也是这么品出来的。下面谈一个体会，可证明我所言非虚。

那天读的书是程应鏐先生《流金集》中的短篇《论林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刊行。林逋是北宋有名的隐士，生于乾德五年（967），死于天圣六年（1028），正是北宋全盛时期。对于和靖先生林逋的故事，过去在《西湖佳话》中略知一二，印象已经不是很清楚了。这次阅读真是开卷有益，不仅知道了范仲淹、梅尧臣都是林逋的朋友，而且知道在林逋死后，还得到宋仁宗的嗟悼，和靖先生的谥号就是仁宗所赐。再读下去，就愈加有趣，原来林逋这位隐士既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不同，也与避世之士长沮、桀溺等人不同。程先生列出了历史上的各种隐士，并从与林逋交往的朋友那里，点出了林逋的不同凡响。拜访过林逋的薛映是个“廷无留事、吏不能欺”的干吏，而赞美林逋“风俗因君厚”的范仲淹，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重臣。历史上的隐士大多是些“志有所持”的隐逸之人，要么是避世，要么是耻事浮利，大半都同当局的关系搞得极僵；但林逋一反常态，不仅得到众人称道，还受到皇帝粟帛之赐。如此看来，林逋乃是隐士中的另类，个中原因就让人要忍不住地读下去。

……

鲍斯曼先生的这部书作于他的晚年。为专心写作，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终于使《文艺复兴的秋天》得以完成。鲍斯曼教授真是一个奇人，他文、史皆通，尤以治文艺复兴史著称，但却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和内省型的哲学家。先生一生惜书如命，临终时却把自己珍藏的3000册图书，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的校园看望鲍斯曼夫人，夫人引我去看鲍斯曼先生的书房，几十个书架空空如也在那里矗立着，只有鲍斯曼教授自己写的五本书在那里矗立着，像是代表着他本人，在那里安静地欢迎我。脚踏美国西海岸的土地，看看那刚从大海里跳跃出来的太阳，我就领会到了先生仍在那里神驰故土。我突发奇想：最好的文明，那不就是要让每一寸土地都变得美丽，让每一颗人心都变得高尚吗？先生就这样谦虚地唱完了自己的圣歌，回归到了人与自然的那个原点。整个人生篇章，就像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凭性子读书的最有趣处，是人在不经意间明白了什么是需要，什么是爱。比如你喝水，那是需要，但你品茶，那是爱。又比如你步行上班，那是需要，但你在林间散步，那是爱。正如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所描绘的，凭性子读书是一种雅趣：“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也许只有这时，你才能从书本中感受到诗人里尔克说的那种“从生命最轻妙的芬芳到它最沉重果实的厚味”。

近日提笔写文，心里快乐，竟有不起涟漪之感。联想我们楼下的一位先生，家门正中贴上“正在工作，请勿打扰”的告示，显然是早已“优入圣域”，活得如此潇洒、虔诚、有效。佛门中有“正精进”的劝诫，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名言，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听说现在新出了一种高科技的只监视违规车辆的探测器，只要汽车还在正常行驶，它就断然不去拍照，以免浪费硬盘空间。不过，我邻家的一位高中女孩却对此完全领会错了意思：我辅导她语文，还把她送了到市里最好的奥林匹克物理班学习，但她对此等事却“心中不起涟漪”，一是不好好写作文，二是不好好地去听课，倒专为班上小朋友间的一些感情事在那里叽叽喳喳。涟漪的问题因此不妨一提，免得长久以来把人弄得心绪不宁，健康堪忧。

心中不起涟漪，有时是很有道理的——它专为人的心灵设防，为人阻挡各种烦恼事。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布雷迪（ThomasA。Brady，Jr。）院士，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为写一本书，决定从讲座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以便专心致志从事写作。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鲍斯曼（WilliamJ。Bouwsma）教授，也是一个心中不起涟漪的人，为了专心写作，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关起门来在家里研究，终于完成一本《文艺复兴的秋天》的书稿。鲍斯曼先生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副校长，对中国极为友好。他生前惜书如命，临终时却“心中不起涟漪”，把自己的3000册珍贵藏书，送给了我们北京大学历史系。去年我在伯克利校园造访了鲍斯曼夫人，和布雷迪教授、布鲁克教授一起，在她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赠书答谢仪式。我一边朗读我们的校长和我们历史系的主任写的感谢信，一边心里却涟漪起伏，颇有一石激起干重浪的感觉。我去了鲍斯曼院士的书房看看，几十个书架空空如也在那里矗立着，只剩下鲍斯曼教授自己写的5本书在架子上，像是代表着他本人，在那里安静地欢迎我。我不禁泪水盈盈，想起1998年，鲍斯曼先生领着我在伯克利校园中满处跑，还一起去听加大学生演奏的音乐会的事。鲍斯曼教授真是一个奇人，他文、史皆通，尤以治文艺复兴史著称，但却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和内省型的哲学家。鲍斯曼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送给了中国，也就把他的那颗心送给了中国。脚踏在美国西海岸的土地上，面向我的来路所在的东方，再看看那刚从大海里跳跃出来的太阳光，我就领会了这里面的真理：我亲爱的老师仍在那里神驰故土，他要每一寸土地都变得美丽，要每一颗人心都纯洁高尚。他就这样谦虚地唱完了自己的全首圣歌，最后还在叮嘱我们这些学子，要我们独步正道，不入邪路。

我还忍不住要将我的涟漪论延伸得更远，甚至延伸到人本身的问题上去。同样的一件事，你全心全意地去做，效果总是极好，而你半心半意地去敷衍，那么效果一定不佳。在我们的学习和待人接物事情上，应当很好地学会这些。达·芬奇的每一幅作品都画得那样精美，贝多芬把一个好旋律珍藏在心里好多年而不舍得用（后来成为《欢乐颂》的主旋律），这都是艺术家伟大的信仰和道德责任的证明啊。倘若幸福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最高的善”的话，那么，纯洁无瑕的心灵无疑就是步入美善圣殿的承诺。这里有两种道理给人选择：最爱自己理想的人是最珍惜自己生命选择的人，或者，最珍惜自己生命的人也是最爱自己理想的人。其实，这两者是一回事。

我还是站在人生的旅途上。心里想走，但时间无多，尽管在希望之中总还有一点绿色。我这么想：一个作家和一个世界的交往，也许只是一种用很短的链条连接起来的关系吧——作家提供给世界作品，世界回报他们以批评。当然，这里面也有纯然之心在跳动——里面经常不起涟漪，有时却也大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