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怡、方鸿辉编著的《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下)(精)》是一部基于采访笔记和摄影图片整理而成的院士的深度报道。本书以较强的可读性来普及科学知识以及在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突出院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认真执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反映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

方正怡、方鸿辉编著的《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下)(精)》是一部基于采访笔记和摄影图片整理而成的8位院士的深度报道。通过讲述院士们鲜为人知的学术经历和人生故事，让读者了解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如何造福于人类的。突出院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认真执著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记录了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

大写的人(代序)

展双翅翱翔——李大潜的诚恒学问

肝胆相照写春秋——吴孟超的人生选择与事业追求

人生几何学几何——谷超豪的诗性数学人生

魂牵浦江彩虹——林元培的造桥思维与艺术

在地球上造小太阳的人——范滇元寻找“神光”的足迹

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钱伟长的爱国情怀

蛋白质的人工合成——龚岳亭的做人与做事之箴言

人生乐事在奉献——谢希德热心科学传播的故事

后记

展双翅翱翔——李大潜的诚恒学问

2008年12月的寒冬，上海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叶子全掉了，可是复旦大学光华楼前的大草坪依然碧绿如茵。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下，只见一位充满学者风度的长者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沿着静谧的望道路向光华楼而来，他就是刚从国外访问归来的李大潜先生。

其实，10月初笔者已联系采访李大潜先生，但处事低调的李先生一再推辞，希望媒体多谅解做学问人时间的紧张，并坚持要采访也得先采访他的一些老师和学长。在获悉有关的这些采访已落实之后，我们终于获得了今天难得的机会。

我们的话题自然从他的成才路说起。

传承发展 天道酬勤

1937年11月10日，李大潜出生于江苏南通。其时抗战伊始，烽火连天。襁褓中的李大潜被父母抱着逃难到上海，暂住法租界的巴黎新村。两岁起，他就跟着母亲读书习字。4岁重返故里时，顺利人读当地的大王庙小学(现城中小学)。由于发蒙早，又先天聪慧，李大潜的知识基础比同龄孩子扎实，9岁便跳级升人南通商益中学(现启秀中学)，3年后他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当地最负盛名的南通中学，且先后得到不少名师的指点，在中学阶段已逐步培养了他对数学的浓厚兴趣。

然而，李大潜在中学生活中也碰到了至今令他难忘的事件：刚人中学的第一次算术测验给了他一次“下马威”。

“我自小争胜好强，测验时也总是逞能地抢交头卷。那次测验我故态复萌，题目来了以后，没有仔细想清楚，就抢着第一个交卷。由于对题目理解不深人，又不仔细检查，结果只得了18分。当时教我算术的老师非常严格，规定60分及格，决不迁就，达不到60分，少一分打一记手心，我才18分，该打多少记手心啊，而且用的是戒尺！我那时刚跳级升入初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当然就嚎啕大哭了。”这下，引来了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一些老同学的冷嘲热讽：“李大潜，中学生，算术考了个18分！”

李大潜的争胜好强之心被“18分事件”深深刺痛，在日后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警策着自己：凡事不能粗枝大叶，更不能急于求成，而应细致沉潜，一丝不苟。“18分说明我并不是一位天生的数学家，我之所以能在数学上取得一些成绩，只不过是我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有幸得到恩师的栽培，自己又肯为数学付出较多努力而已。”这里所说的兴趣，很大程度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李大潜没有一味埋首于课堂上的教材，而是读了大量“闲书”，诸如当时能读到的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编写的《趣味几何学》《趣味代数学》等科普读物，帮助他打开了视野。李大潜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些书里经常引用马克·吐温、儒勒·凡尔纳等名家小说的动人片断，这给喜爱文学的少年李大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科普读物里，数学案例来自现实生活，觉得非常生动。比如，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用太阳和手表测出经度、纬度；再比如，河对面有一棵树，不过河却能测出树的高度……这些都是数学问题。我觉得数学特别活，使我产生兴趣，令我着迷。”

1953年，15岁的李大潜考人了复旦大学数学系，成为那一届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用现在的话来说恐怕就叫“少年大学生”。李大潜的父亲当年送给儿子的礼物是一个自制的竹子笔筒，上面亲手刻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李大潜接过笔筒，也将此赠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奏响了人生道路的主旋律：在往后的岁月里，要不断地传承，更要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要自强必须勤奋，天道酬勤是恒理；“不息”是时间尺度，“自强”是空间画卷……李大潜深有感慨地说：“进了复旦后，我有幸遇到恩师苏步青和谷超豪等老一辈数学名家，是他们栽培和提携了我，他们也一直对我说，做学问贵在坚持。”这同父亲“自强不息”的教诲完全呼应。李大潜在复旦得到了扎实的数学训练和数学文化的熏陶。他在本科阶段就参加了苏步青、谷超豪组织的微分几何讨论班并得到两位先生的赏识，以后更成就了数学界“苏门三代”的佳话。

如果对复旦数学系“苏门三代”的说法望文生义，认为是“近亲繁殖”，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之间虽有明确的传承关系，但更注重的是与时俱进的个人创新。在师道传承的坚实基础上，个人孕育的崭新发展更令学界关注。李大潜儒雅地表示：“我的两位恩师在学术上造诣精深，成就卓著，他们是确保‘复旦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本源，也是复旦数学系实力的印证。他们不仅一直鼓励和支持学生们创新和超越，而且还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一直是带着‘传承+发展’的眼光来做学问的。如果安于接受前人的衣钵，那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复旦数学的传统也不会绵延至今。”是啊，苏步青院士作为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创始人，在国际数学界享有“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美誉，直到晚年，在身处“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岁月，还开创了计算几何的新学科。谷超豪院士曾是苏先生创立微分几何学派的中坚力量，他在苏先生的支持下赴苏联留学，不仅深入钻研了现代微分几何，还进一步转向了偏微分方程的研究方向，后来又在数学物理领域开创了学术上的辉煌。而李大潜则在偏微分方程方面得到谷先生的严格训练，并在拟线性双曲组的领域中接过了谷先生的接力棒，开始了自己的系统研究。P24-29

学生时代谈到科学家(尤其是大科学家)，总不免产生一些误解，因为曾读到过牛顿将手表投入锅里煮、陈景润走路都在思考以至撞上电线杆等“怪事”，以为科学家就是一群性格怪僻、行为怪诞的“怪人”。一提到科学家，眼前也总会浮现出白发怒张、额头有深深皱纹的爱因斯坦沉思的形象。

科学家真是这样的吗？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策划并编辑《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起，笔者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起科学大家来。这20多年，随着不断地与两院院士等大科学家的频繁接触，相继编辑推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严济慈文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百年科技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学技术前沿》《新世纪的嘱托》《转基因动物与医药产业》《院士怎样读书》《科学人生》《科学的道路》《探索脑科学的英才》《肝胆相照——吴孟超传》《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杨福家院士的科学与人文思考》以及“科苑撷英”丛书等，并且于1998年起受《上海画报》主编委托，在画报上开设了“名人自述”专栏，为力争每期能介绍一位两院院士的科学人生，我先后得到邓明、方正怡的配合，走访了不少院士，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拍摄他们的英姿与风采。这一系列工作，让我们跟科学家，尤其是跟不少两院院士交上了朋友，也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洞悉了院士坎坷的成才之路，怎样做人与做事的人生之路。

院士并非都是天才少年

两院院士是中国科学技术界最高的学术称号，他们的学术水准代表了当今中国科学与技术的水准。对于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群体，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由天才少年成长起来的，也有人以为他们都出自书香门第，或祖传家学或由名师带教而成的。院士是否都一定有很优越的学习环境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院士中不乏有像蒋锡夔那样出身于有名望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也有像钱三强(钱玄同之子)、钱锺韩(钱锺书之堂弟)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当然还有像戴复东(戴安澜将军之子)那样出身于高级将领家庭的。但是，院士中的绝大多数人乃出身于普通百姓家庭，相当多的院士还出身于贫苦的农家，像从放牛娃成长为院士的黄荣辉、贫农儿子曾庆存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院士，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最本质的成因就是他们自身的努力与汗水。剖析大多数院士坎坷的人生与成才的经历，几乎同我们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并不是什么“尖子生”“小天才”“理科班学员”或“创新班学生”……不少院士在青少年时代倒是典型的调皮捣蛋鬼。但是，他们一旦有“悟”，便分外努力，这倒是不少院士突出的共性。我们不妨听一听杨奇逊院士的话：

现在许多父母望子成“龙”，但由于过分的从“严”要求而忽略了启发孩子求学向上的自觉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于是开始埋怨孩子，后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他们的自信心。我小时候的一段故事也许可以给这些家庭某些启迪。

我在小学一直是班上的“弱小民族”，常常被人欺侮，老师也不喜欢我，常常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笨得像头牛”。到了初中，我更是贪玩，上课不听讲，学习成绩很差，直至初二上学期，我拿到的成绩报告单上竟然达到了九门课不及格！当我战战兢兢地把这份报告单交给妈妈时，我准备着“过关”(也就是挨一顿骂，或是一顿打)，出乎意外的是，妈妈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看见了她眼里的泪花。

这一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我听得见我妈妈也一直没睡着，她不时地翻身，这牵动了我的心。这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妈妈读好书。

我开始变了，妈妈的笑容，老师的赞许，更加加速了我的进步。

现在我还在想，如果那天晚上妈妈骂我或打我一顿，我也许会觉得很平衡，第二天还会高高兴兴的……

多么鲜活，多么中肯，多么具有人情味！这对治疗当前的育人之“疾”，恐怕也是一帖很好的药方。

……

回首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从30年代的“科学报国”到90年代的“科教兴国”，期间尽管有不少起伏，但觉得有一条主线，即为国民经济发展，为国家的强盛服务，是我毕生的责任和动力。

这是严东生的心声，也是广大院士的心声。

邹承鲁院士是一位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极认真的科学家。数十年来，他同其他院士一起高擎科学道德的大旗，以自己的榜样力量，与违背科学的行为作无情的斗争。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斗士”。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年代敢作如此大胆的表述，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啊！

198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

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会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自此，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的道德目光投向科学界的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术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什么“基因皇后”、什么“功能无限”的核酸……都在邹承鲁的质疑下露出“马脚”。

他曾直面一系列可笑的潜规则，大声疾呼：

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3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得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霸道，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难怪不少正直的科学家会说，在讨论中国社会学术界不良风气时，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就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这些院士正气凛然，捍卫科学尊严、维护科学道德，令人敬重。

说实在的，作为普通人，院士很平凡；作为科学家，院士不平凡。因为，院士毕竟是大写的人——这是我们与科学家交往中最深的感受。

本文末尾提供了一份由我们整理的(经过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专家审核)“中国院士亲属关系表”，旨在对人才学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研究上的便利。

本文权充《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之“序”。

(本文原载于《科学生活》2003年8月号，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同年4月8日至13日香港《文汇报》分六天连载。这次对文字做了部分修改)

《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上、下册)是基于采访笔记和摄影图片整理而成的十六位院士的深度报道。

多年从事科学传播的实践和探索，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科普创作的视角无非是写人或写事(状物)。当然，事在人为。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明，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那么最终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失败。做人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大艺术。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都碌碌无为，那是因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该怎样去做人。至于如何做事与做学问，有了如何做人来垫底，事在人为么!

看来对每个人来说亟须解答的人生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做人”。本书所写的人，是社会各个群体都十分关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通过与他们的反复接触，了解了他们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略知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如何造福于人类的，把这些不加修饰地予以记录，不仅为了传播科学知识，更在于能实现以事写人，以事映人，并力图体现院士做人的细节。诸如在讲述范滇元院士为寻找新能源而钟情“神光”研制的故事中，就简洁地介绍了激光可控核聚变的基础科学原理与知识，同时展现了范院士执著科研的精神风貌与为人之道；在龚岳亭院士对50多年前所从事的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道路的回顾中，让读者了解为什么要人工合成蛋白，中国科学家当年是带着怎样的做人理念来大协作而获得大成功的……我们叙述的笔触不仅在乎他们的头脑，更在乎他们的心灵；不仅在乎他们所研究的“学”与所从事的“术”，更在乎他们的为人之“情”与人文之“怀”。我们也力争以较强的可读性来阐述科学知识以及在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突出院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诚实守信、认真执著、坚忍不拔与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刻画他们各自怀揣的科学梦以及怎样为圆梦而不懈努力的科学脚步。

面对快节奏的生活，为适应读者快阅读的需求，我们尝试选取不同科研领域的多位院士的故事，集成上、下册，这样每一位院士的特写连图带文也就只占约三四万字的篇幅。在这样有限的容量内，要完整展现一位院士的科学人生，那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兴许高明的作家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力求以简练的笔法，尽可能抓住每一位院士的特色，诸如吴孟超院士的人生几次重大抉择、钱伟长院士的报国情怀、曾溢滔院士的换位思考心理艺术、李政道院士的艺术与科学的贯通思维……期望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能否如愿，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毕竟院士们所从事的科研领域各不相同，而他们为人处事的风格又各有特色。因此，怎样抓住他们各自的“特征不变量”也就成了这两本小册子选材及表述的难点所在。好在还能用院士鲜明个性的照片来帮我们弥补文字叙述的缺陷。再说，以图文相谐的形式来展示他们各位所从事的学科的特色、所走过的科学道路，倒也是与“读图时代”的阅读潮流相适应的。要说明的是，在采访院士时，尽管我们拍摄了不少照片，但不可能全用。出于叙述的需要，本书采用了不少由院士提供的资料照片，尤其是那些很有历史价值的写真。对那些连院士自己也已记不清是哪一位拍摄者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在此对当初的摄影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毕竟他们当初的努力与我们现今的努力都是为了展现院士的风采、积累人类的科学文化。

应该说，院士怎样做人、怎样做事及他们所走过的人生之路对当今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读者)树立科学精神、学习科学方法、培育创新思想，无疑都会有启示作用。特别是鉴于眼下不少青少年有追影星、追歌星、追球星的热情，却唯独不追“科星”的现状，推出《院士怎样做人与做事》，以配合不少学校开展的选修课或从事相关演讲与征文等活动，相信也会有些借鉴作用。当然，我们无意要青少年都去追“科星”。社会期望青少年都能成才，但并不希望(事实上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科学家。院士们大写入的风采，值得整个社会敬重并褒扬，留下他们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心路历程和思想风貌的图文资料，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对提高社会培育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风气，无疑也是一种有益的努力。这也让我们想起80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极有见地的表述：“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所成。”

在成书的过程中，王梓坤、李大潜、李政道、朱能鸿、严东生、吴孟超、谷超豪、林元培、范滇元、龚岳亭、曾溢滔、薛永祺等院士(文章按院士姓氏笔画排序)都给予鼎力支持，接受采访，提供资料，配合摄影，初稿完成后拨冗仔细审改和确认。对第一版文稿成书时已谢世的张香桐、钱伟长、谈家桢和谢希德院士，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是笔者将多年前曾发表过的文稿予以整理、修改并集成的，当年发表的零星片段也都是经过他们审改和确认的。在此，对他们的劳动表示由衷感谢。本书第一版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的2014年，由中国科协推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评为“2014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这不仅是作者的荣誉，更是院士们的荣誉。本次出版前曾对第一版作了较大的修订，充分尊重院士的建议，对一些科学史实和人文精神作了更深的开掘。

在此，我们还要感谢院士的家属、秘书、同事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尤其是胡和生、严燕来、刘随意、吴月明、钟毅萱、朱建坤、宋亦熊、侯艺兵、王国棵、姚欢远等各位，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两本小册子也是难以完成的。

方正怡 方鸿辉

2017年2月